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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

2016-12-05  巴九公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

 

何焱林

 

阎文

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

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脗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试为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时日害丧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载五句四,杀越人于货三句五,享多仪四句六,惟窜三苗窜作杀,罔不譈上有凡民二字,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止曷敢有越厥志。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惟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犹可言也。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岂孟子逆知百余年后书分今文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所改窜?抑孟子当日引书原未尝改窜,故今以真书校之祇觉其合,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而不顾后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即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朱子云当时伏生是济南人,晁错颖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此载在史者。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又云今观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则可证孟子引书原未尝改窜之说。

又按冯班定远常熟钱氏之门人也,颜注伏生传晁错往受书事,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为妄,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伏生所传者,又志秦燔书禁学,伏生独壁藏之。汉兴,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传明矣,儒林传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传从兄子建,则是欧阳夏侯二家,汉人列于学官者,自是伏生亲传,非晁错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孙以治尚书,征伏生有孙则应有子,何至令女传言?若其子幼不能传书,则伏生年已九十余,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传言,亦应通文字,何至晁错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属读之耶?某曾身至济南,颖川,其语音绝不相远,虽古今或异,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语不相通耶?即卫宏且无论,颜注汉号为班氏忠臣,亦赞列斯语,疑误至今,殊可怪耳。

梅氏鷟亦谓吴才老云:伏生得于既耄之后为失考,朱子于古文言壁藏,今文则言暗记,亦是受校人之欺,论正与定远合。盖汉定伏生即求其书以教于齐鲁之间,不待孝文始然,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从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晁错来始背诵,卫宏说妄矣,凡此等皆远胜先儒者。

又按:书大序云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此亦是魏晋间卫宏使女传言教错之说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不觉其于史文相背,刘歆有言,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曾口授云乎哉。

 

何按:

讨论古文《尚书》真伪之文连篇累牍,议今文《书》真伪者不见一篇,真乃咄咄怪事。

阎氏举128条称《尚书》古文篇目为伪,耳食者亦随声附和。彼辈忘记阎氏至关重要之言,阎氏似亦忘其言,其第二条有云:“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即今文《书》随晋氏东迁扫地以尽,今文《书》与古文《书》皆荡然无存,今清华刘国忠教授亦持是论。持古文《尚书》为伪者,认定今《尚书》(包括今文篇目)为东晋元帝间梅赜所献。持伪论诸公(阎百诗始作俑),就面临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回答不了,故意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至今回避的问题:今《尚书》之今文篇目真耶?伪耶?若真,何据证其真?若伪,何据证其伪?古文《尚书》既为梅赜伪造,焉知今文《尚书》不是梅赜伪造?

或人以为,晋室东迁,古文《尚书》散失,今文《书》犹在。若然,岂不与阎氏“扫地”矛盾?

㈠今文三家学至东晋元帝时已不立学官,而以郑玄注代。可见欧、夏二家学东晋已不存。

㈡今文经学有欧阳、夏侯二家学立于学官,既然学分二家,自有不一致处。汉立《熹平石经》,史称《尚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尚书》今文篇目不以欧阳、夏侯分,亦未载欧阳、夏侯二家异文,可见今《尚书》不来自欧阳、夏侯任何一家。

㈢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记称:“若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融所释。”确证汉末三家学已式微,郑、王、马之释已流通。司马贞文意,可作如下理解,即孔安国所传《尚书》无者,则取郑、马、王三家注。《史记·三家注》《索隐》注蚩尤谓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此语出自孔注《书·吕刑》“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吕刑》为今文篇目。可证孔传既包含古文篇目,亦包含今文篇目,而孔传之今文篇不出于郑、王、马三家《书》。《吕刑》成于西周穆王时,为载籍最早提到蚩尤之篇,三家应注蚩尤,三家未注,或因三家经文无蚩尤之载,或因安国有注而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说明孔传《书》不仅古文篇目今文无,即今文篇目亦与伏生《书》有不同。郑、王、马三家之释,连同其经文北宋时已不传。即伏生《书》至少北宋间已亡逸。

以上三条,足征《书》今文篇目不出自伏生。伏生书之流传,一为欧阳氏学,一为夏侯氏学,若今《书》今文篇以欧阳经为蓝本?有何证据?以夏侯经为蓝本,有何证据?既非二氏经为蓝本?则有两种可能:一、梅氏伪造,今《书》全伪。二、出孔壁书,今《书》全真。

或人又以为今文经与先秦诸子引文吻合,阎若璩即持是论,其十四条(本条)称“孟子引今文六者与今文吻合”,甚至有与《说文》所引吻合者。然则,焉知此不是梅《书》抄自《孟子》、《说文》?先秦诸子纵有百条或更多引文与今文篇合,亦不能排除梅氏抄自诸子!

不仅经文不能断定其出于欧阳或夏侯,即不能证明今文不伪,更有甚者,今《书》无论今文或古文篇目,皆为孔传,皆出“梅书”,皆伪。则今《尚书》75%为伪,25%真伪存疑。

阎氏真强词夺理者,如余前所议,阎引《墨子·非命》三篇,同一事,三引三殊,阎认其作信史,此条阎以孟引今文与今《书》“同”,引古文异,以定今《书》伪,便是强词夺理之例。

一、阎引《孟子》文六,与《书》对照于下:

㈠《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孟子·梁惠王》上:“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曷”孟引作“害”,“皆”孟引作“偕”,即有二不同,何能称同?或人以义同对。义同字不同即为不同。若今人引书,八字有二字不同,能称忠于原著?以义论,曷与害,皆与偕亦有差。

㈡《书·康诰》:“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中:“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

此条同,然仅四字。

㈢《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窜孟引作杀,窜非杀,一字之差,生死之别,相差何啻霄壤,同乎?不仅窜非杀,殛亦非杀,余注《天问》,有详议焉,此不赘。

㈣《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万章》上“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帝”孟引作“放勋”。不仅增一字,且不避帝尧之讳,能称同乎?

㈤《书·康诰》:“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万章》下:“《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暋孟引作闵,于“罔弗憝”前加凡民二字,弗作不,憝作譈。

《说文》憝字条:“怨也,从心敦声。《周书》曰:‘凡民罔不憝。’”《说文》于“罔不憝”前加“凡民”二字,以说明谁罔不憝。

《书》文十二字,孟引不仅有三字不同,且增二字,其差大焉。《书》文多用”弗少用“不”作否定词。“凡民”二字,阎谓“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

阎引《说文》以证《孟子》,貎似有据,实则不然。孟引文出《书·康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弗憝。”前四句,说明“罔弗憝”主为谁,客为谁,若《说文》只引“罔弗憝”,则不知谁憝?憝谁?因何而憝,故须加“凡民”二字,民之所憝,自然为于民不利者,加害于民者。孟引前已有“杀人越于货,闵不畏死。”则憝谁?谁憝?已有交割。“罔不”二字,有皆意尽意,加“凡民”则赘。

㈥《书·洛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本条亦有一字之差,《书》曰“惟曰不享”,《孟》引则为“曰不享。

今文《尚书》被阎及阎粉认为是“真”《尚书》。《孟子》未经秦火,当然是孟老先生之“真迹”,设若《孟子》所引为今文《书》原文,即真《尚书》之文,上列第㈤条,孟引十四字中,三字为“梅书”改,二字削。上引六条,仅一条孟引与今文《书》全合,由此想见,“梅”献之今《书》被其篡改,增添,删削,伪造者不知几何文!这样之书能是真《书》?即以《洛诰》而论,上列数句孟引为真,《书》文相关数句必伪,该篇其余之文,无孟文与之对照,焉知其不伪?故可以推定《洛诰》为伪,今文《洛诰》为伪,焉知今文其余篇目不伪?今文《书》伪,古文《书》早已被阎及其粉定为伪,则阎与其粉大获全胜,《尚书》已被其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顺便说一句,赵岐注孟,未必未据许慎《说文》释“憝”之文加“凡民”二字于“罔不譈”之前。

阎谓:“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止曷敢有越厥志。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

何按:此阎读书不求甚解处,此节为孟子答齐宣王“寡人好勇”辞,原文如下:

《孟子·梁惠王》下:“《诗》(《皇矣》)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大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五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用朱注文)

《孟子》此节,一引《诗》之《皇矣》,一引《书》之《泰誓》。《皇矣》阎无议,不论。《书》文有异亦有议,见下:

东汉末赵岐注《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赵注:《书》,《尚书》逸篇也。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朱熹注疏作:“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何按:

㈠《孟子》引《书》辞即引《书·泰誓》之辞,阎亦以为《泰誓》辞。《泰誓》为武王伐商前夜誓诸侯所致辞,武王时为西伯,尚在统军伐纣,岂能用周定鼎,姬发去世后之谥号自称?《书》文何能“至武王耻之”止?

此节为孟子答齐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接下来说:“一人衡行天于下,武五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明为孟子批齐宣王自恃己力,欲横行天下,不以苍生为念,武王耻一人横行天下之勇,暗指宣王好一人横行之勇。武王亦好勇,武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之意,劝宣王好武王之勇,安天下民之勇,非个人之勇,非争城掠地之勇,而是救苍生之勇。

㈡孟引文有“惟我在”,下接“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无“惟我在”,“天下”二字作“予”

余曾数次说到,诸子引文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其引文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凭记忆及因时因事增减。“惟我在”极可能是孟子临时所加,强调其助上帝宠佑四方民之决心,意为有他代上帝佑民,天下谁敢违天爱民之志?此天下非如阎说指民,而是天下之在位者,天下之民,一人害一人,或一人害数人则已矣,遣一二小吏,差三五细卒即可应付,何须王亲自出面,此实指纣虐民而言。孟子增“惟我在”有意焉,即提醒宣王,王者之使命在代天安民,凡令民不安者,皆其责,时天下七国纷争,战事不绝,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好勇者当好大勇,以安天下为己任,真勇也。孟改“予”作“天下”,有警示宣王之意,若有武王等明王在,天下诸侯谁敢违天之意!

反观《泰誓》之文,天佑下民,设君设师,惟其能协助上帝,宠绥四方(之民),“有罪无罪”,即伐有罪,庇无罪,乃君之责,“予曷敢有越厥志”,正是誓众所必说,即其伐纣为旅天所予之责,伐罪吊民!其敢忽殆?此可见随机引文与经文之差异。

㈢、《孟子》引文,还有几字与《书》文有差:孟引作“天降下民”,《泰誓》作“天佑下民”,可为一议。降之义较多,赵岐释作生,天降下民即天生下民,亦通。更当如《左传·哀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杜《注》:“降,和同也。”就此义言,即天和同下民,安定下民。与天佑下民通。以佑为是,“天生“常指具异禀之人,一般不用在庶民头上。

阎谓:“有攸不惟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

此段出《孟子·滕文公》,录于下:“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孟所引,出《书·武成》,蔡沈以其有错简,今引其整理后之《武成》该段于下:

“予小子承其厥志,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

何按:《滕文公》之文,释用朱注。“有攸不惟臣”,其句突兀,不知所云。朱注:“谓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则武王伐商,在征不臣周者,不在恭行天讨,救民于水火,与战国诸侯兼并之战有何区别?东征,谁东征?周有一次重要东征,乃周公平武庚及三监之乱,更有甚者,其前引商书尚有“汤始征自葛载。”有汤名,人方知其所引为《商书》,下直接“有攸不惟臣,东征,……”,虽文有“臣附我大邑周”,知为《周书》,若无阎称之“伪”《古文尚书》,能知此段文字出于何篇?其引文当断于何句?

剥阎之说:“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孟子》此段之引文也。

“有攸不惟臣”,谁有攸不惟臣?纣?纣为殷帝,天下共主,自信有天命在身,其能打起白旗,泥面自缚,向周投诚?或自己下台,礼让天下于周,则纣为尧、舜而后行揖让之第三圣天子。

殷之臣民?其时周师未至,商统犹在,纣尚在位,矛杆子在纣之手,商之百官以至黎庶,皆为商臣民,不为周臣民,皆为不臣周者。商之官民如何臣周?在朝自称周臣?在野自称周民?岂非天大笑话?或者如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殷上自朝臣,下至百姓举国奔周,商之朝野一空,纣成光杆司令,武王不战而屈人之兵,何须流血漂杵,大战于牧之野?以不臣论攻伐,与孟子所倡之仁义兴邦,相去何其远矣,不抵牾乎?

孟文有“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其下复有“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可谓屋上加屋,床上叠床者。且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何谓?周师开进朝歌,殷之当官冲入队伍,将周之当官迎至华堂,摆酒席接风;殷之细民冲入队伍,将周之细民迎至地坝?打开竹篮,递上陶壶,摆坝坝宴?有此等迎师之场面乎?前人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即官人细民一并迎王者之师。孟子于迎仁义之师亦分三六九等,其仁义之说,不亦妄乎?

阎谓:“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

阎所谓“王曰无畏”《孟子》引文见《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书》与之相关者,惟《泰誓》中:“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书·泰誓》三篇,为周武王伐商于牧野之战前誓师之词,用今语说,即动员之词。动员之时,能亮自己方军力如此窳劣之底牌?车仅三百,卒只三千,而要对阵纣军七十万?周之军将,闻之股栗也。

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须知《泰誓》是在自己军中说,更可能是武王向共同伐商之诸侯说,在军前会议说,如何又向殷百姓许起愿来?莫非邀请有殷之开明乡绅与会?不怕其中有纣之细作?“若崩厥角,稽首。”如此感载武王者当不止一人,亦非少数,少数何用?此众多百姓从何而至,知武王正在举行军事会议誓师,聚众至此向武王陈情?“若崩厥角,稽首。”说明殷百姓对周师忧惧之深,得一赦言,叩头以至崩角流血,殷之军士亦当有如此深忧,其能于牧野之战临阵反戈?这才是真正的义理抵牾,叙义错杂,其能是《泰誓》?反观《泰誓》此节,真堂堂之文,救民之师。阎氏之论,真“谬”不可言!

窃以为孟引今文《书》多似,引古文《书》多错杂不伦,非今文《书》真,古文《书》伪之征,而缘今文《书》两汉皆立于学官,诸注孟者,习孟者据今文《书》改定《孟子》之文以合《书》文,而古文《书》晚出于屋壁,且久未立于学官,《孟子》涉《古文》者皆其弟子据先师口诉成文,或因久遗忘,或揣测先师语意而成,旋遭秦火,入秦后或凭记忆,或凭残简断牍录出,赵岐注孟,不仅注,且兼增、删、改,故其于古文《书》之引录,舛错层出。 

墨家入秦后式微,历代习《墨》者盖少,至清始有毕沅等注《墨》,故其引《书》之文更加错杂,无赵岐等辈为其校雠也。后代人文更盛,《墨子》流传浸广,校注者不敢擅改,故大体得存其旧。

阎此条其余,亦皆强词夺理,如伏有孙必有子,如何子不传而用女传?须知伏生已九十开外,其子或已七十余也,更可能死于四五十岁时,子死孙在,子死女在,何止伏生?济南,颖川,阎往时语音相差或不大,能证古代差异不大?敝市与华阳毗邻,数十年前,彼地入声犹在,入其乡往往不知所云。更有近者,十里八里,入其乡,听其乡谈,如“洗脚洗”、“火散子”、“假把齐刀”,如入爪哇国。阎似不知中原音韵经辽、金、元后,已有巨大变化,以近音该古音,何能得其正?

《书》有今文古文之别,若伏生所传为今文《书》,晁错录之即去,何劳伏女传授?故伏所出壁《书》必古文,晁不识,亦不能全解伏女口音,故书之十二三晁仅能以意属读。阎正疏证《尚书》古文,却忘记《书》有今、古文之分,直入得无双谱,“真有令人失笑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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