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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 何焱林 阎文 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 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脗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试为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时日害丧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载五句四，杀越人于货三句五，享多仪四句六，惟窜三苗窜作杀，罔不譈上有凡民二字，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止曷敢有越厥志。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惟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犹可言也。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岂孟子逆知百余年后书分今文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所改窜？抑孟子当日引书原未尝改窜，故今以真书校之祇觉其合，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而不顾后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即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朱子云当时伏生是济南人，晁错颖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此载在史者。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又云今观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则可证孟子引书原未尝改窜之说。 又按冯班定远常熟钱氏之门人也，颜注伏生传晁错往受书事，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为妄，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伏生所传者，又志秦燔书禁学，伏生独壁藏之。汉兴，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传明矣，儒林传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传从兄子建，则是欧阳夏侯二家，汉人列于学官者，自是伏生亲传，非晁错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孙以治尚书，征伏生有孙则应有子，何至令女传言？若其子幼不能传书，则伏生年已九十余，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传言，亦应通文字，何至晁错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属读之耶？某曾身至济南，颖川，其语音绝不相远，虽古今或异，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语不相通耶？即卫宏且无论，颜注汉号为班氏忠臣，亦赞列斯语，疑误至今，殊可怪耳。 梅氏鷟亦谓吴才老云：伏生得于既耄之后为失考，朱子于古文言壁藏，今文则言暗记，亦是受校人之欺，论正与定远合。盖汉定伏生即求其书以教于齐鲁之间，不待孝文始然，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从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晁错来始背诵，卫宏说妄矣，凡此等皆远胜先儒者。 又按：书大序云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此亦是魏晋间卫宏使女传言教错之说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不觉其于史文相背，刘歆有言，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曾口授云乎哉。 何按： 讨论古文《尚书》真伪之文连篇累牍，议今文《书》真伪者不见一篇，真乃咄咄怪事。 阎氏举128条称《尚书》古文篇目为伪，耳食者亦随声附和。彼辈忘记阎氏至关重要之言，阎氏似亦忘其言，其第二条有云：“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即今文《书》随晋氏东迁扫地以尽，今文《书》与古文《书》皆荡然无存，今清华刘国忠教授亦持是论。持古文《尚书》为伪者，认定今《尚书》（包括今文篇目）为东晋元帝间梅赜所献。持伪论诸公（阎百诗始作俑），就面临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回答不了，故意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至今回避的问题：今《尚书》之今文篇目真耶？伪耶？若真，何据证其真？若伪，何据证其伪？古文《尚书》既为梅赜伪造，焉知今文《尚书》不是梅赜伪造？ 或人以为，晋室东迁，古文《尚书》散失，今文《书》犹在。若然，岂不与阎氏“扫地”矛盾？ ㈠今文三家学至东晋元帝时已不立学官，而以郑玄注代。可见欧、夏二家学东晋已不存。 ㈡今文经学有欧阳、夏侯二家学立于学官，既然学分二家，自有不一致处。汉立《熹平石经》，史称《尚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尚书》今文篇目不以欧阳、夏侯分，亦未载欧阳、夏侯二家异文，可见今《尚书》不来自欧阳、夏侯任何一家。 ㈢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记称：“若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融所释。”确证汉末三家学已式微，郑、王、马之释已流通。司马贞文意，可作如下理解，即孔安国所传《尚书》无者，则取郑、马、王三家注。《史记·三家注》《索隐》注蚩尤谓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此语出自孔注《书·吕刑》“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吕刑》为今文篇目。可证孔传既包含古文篇目，亦包含今文篇目，而孔传之今文篇不出于郑、王、马三家《书》。《吕刑》成于西周穆王时，为载籍最早提到蚩尤之篇，三家应注蚩尤，三家未注，或因三家经文无蚩尤之载，或因安国有注而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说明孔传《书》不仅古文篇目今文无，即今文篇目亦与伏生《书》有不同。郑、王、马三家之释，连同其经文北宋时已不传。即伏生《书》至少北宋间已亡逸。 以上三条，足征《书》今文篇目不出自伏生。伏生书之流传，一为欧阳氏学，一为夏侯氏学，若今《书》今文篇以欧阳经为蓝本？有何证据？以夏侯经为蓝本，有何证据？既非二氏经为蓝本？则有两种可能：一、梅氏伪造，今《书》全伪。二、出孔壁书，今《书》全真。 或人又以为今文经与先秦诸子引文吻合，阎若璩即持是论，其十四条（本条）称“孟子引今文六者与今文吻合”，甚至有与《说文》所引吻合者。然则，焉知此不是梅《书》抄自《孟子》、《说文》？先秦诸子纵有百条或更多引文与今文篇合，亦不能排除梅氏抄自诸子！ 不仅经文不能断定其出于欧阳或夏侯，即不能证明今文不伪，更有甚者，今《书》无论今文或古文篇目，皆为孔传，皆出“梅书”，皆伪。则今《尚书》75%为伪，25%真伪存疑。 阎氏真强词夺理者，如余前所议，阎引《墨子·非命》三篇，同一事，三引三殊，阎认其作信史，此条阎以孟引今文与今《书》“同”，引古文异，以定今《书》伪，便是强词夺理之例。 一、阎引《孟子》文六，与《书》对照于下： ㈠《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孟子·梁惠王》上：“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曷”孟引作“害”，“皆”孟引作“偕”，即有二不同，何能称同？或人以义同对。义同字不同即为不同。若今人引书，八字有二字不同，能称忠于原著？以义论，曷与害，皆与偕亦有差。 ㈡《书·康诰》：“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中：“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 此条同，然仅四字。 ㈢《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窜孟引作杀，窜非杀，一字之差，生死之别，相差何啻霄壤，同乎？不仅窜非杀，殛亦非杀，余注《天问》，有详议焉，此不赘。 ㈣《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万章》上“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帝”孟引作“放勋”。不仅增一字，且不避帝尧之讳，能称同乎？ ㈤《书·康诰》：“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万章》下：“《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暋孟引作闵，于“罔弗憝”前加凡民二字，弗作不，憝作譈。 《说文》憝字条：“怨也，从心敦声。《周书》曰：‘凡民罔不憝。’”《说文》于“罔不憝”前加“凡民”二字，以说明谁罔不憝。 《书》文十二字，孟引不仅有三字不同，且增二字，其差大焉。《书》文多用”弗”少用“不”作否定词。“凡民”二字，阎谓“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 阎引《说文》以证《孟子》，貎似有据，实则不然。孟引文出《书·康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弗憝。”前四句，说明“罔弗憝”主为谁，客为谁，若《说文》只引“罔弗憝”，则不知谁憝？憝谁？因何而憝，故须加“凡民”二字，民之所憝，自然为于民不利者，加害于民者。孟引前已有“杀人越于货，闵不畏死。”则憝谁？谁憝？已有交割。“罔不”二字，有皆意尽意，加“凡民”则赘。 ㈥《书·洛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本条亦有一字之差，《书》曰“惟曰不享”，《孟》引则为“曰不享。 今文《尚书》被阎及阎粉认为是“真”《尚书》。《孟子》未经秦火，当然是孟老先生之“真迹”，设若《孟子》所引为今文《书》原文，即真《尚书》之文，上列第㈤条，孟引十四字中，三字为“梅书”改，二字削。上引六条，仅一条孟引与今文《书》全合，由此想见，“梅”献之今《书》被其篡改，增添，删削，伪造者不知几何文！这样之书能是真《书》？即以《洛诰》而论，上列数句孟引为真，《书》文相关数句必伪，该篇其余之文，无孟文与之对照，焉知其不伪？故可以推定《洛诰》为伪，今文《洛诰》为伪，焉知今文其余篇目不伪？今文《书》伪，古文《书》早已被阎及其粉定为伪，则阎与其粉大获全胜，《尚书》已被其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顺便说一句，赵岐注孟，未必未据许慎《说文》释“憝”之文加“凡民”二字于“罔不譈”之前。 阎谓：“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止曷敢有越厥志。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 何按：此阎读书不求甚解处，此节为孟子答齐宣王“寡人好勇”辞，原文如下： 《孟子·梁惠王》下：“《诗》（《皇矣》）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大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五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用朱注文） 《孟子》此节，一引《诗》之《皇矣》，一引《书》之《泰誓》。《皇矣》阎无议，不论。《书》文有异亦有议，见下： 东汉末赵岐注《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赵注：《书》，《尚书》逸篇也。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朱熹注疏作：“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何按： ㈠《孟子》引《书》辞即引《书·泰誓》之辞，阎亦以为《泰誓》辞。《泰誓》为武王伐商前夜誓诸侯所致辞，武王时为西伯，尚在统军伐纣，岂能用周定鼎，姬发去世后之谥号自称？《书》文何能“至武王耻之”止？ 此节为孟子答齐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接下来说：“一人衡行天于下，武五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明为孟子批齐宣王自恃己力，欲横行天下，不以苍生为念，武王耻一人横行天下之勇，暗指宣王好一人横行之勇。武王亦好勇，武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之意，劝宣王好武王之勇，安天下民之勇，非个人之勇，非争城掠地之勇，而是救苍生之勇。 ㈡孟引文有“惟我在”，下接“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无“惟我在”，“天下”二字作“予” 余曾数次说到，诸子引文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其引文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凭记忆及因时因事增减。“惟我在”极可能是孟子临时所加，强调其助上帝宠佑四方民之决心，意为有他代上帝佑民，天下谁敢违天爱民之志？此天下非如阎说指民，而是天下之在位者，天下之民，一人害一人，或一人害数人则已矣，遣一二小吏，差三五细卒即可应付，何须王亲自出面，此实指纣虐民而言。孟子增“惟我在”有意焉，即提醒宣王，王者之使命在代天安民，凡令民不安者，皆其责，时天下七国纷争，战事不绝，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好勇者当好大勇，以安天下为己任，真勇也。孟改“予”作“天下”，有警示宣王之意，若有武王等明王在，天下诸侯谁敢违天之意！ 反观《泰誓》之文，天佑下民，设君设师，惟其能协助上帝，宠绥四方（之民），“有罪无罪”，即伐有罪，庇无罪，乃君之责，“予曷敢有越厥志”，正是誓众所必说，即其伐纣为旅天所予之责，伐罪吊民！其敢忽殆？此可见随机引文与经文之差异。 ㈢、《孟子》引文，还有几字与《书》文有差：孟引作“天降下民”，《泰誓》作“天佑下民”，可为一议。降之义较多，赵岐释作生，天降下民即天生下民，亦通。更当如《左传·哀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杜《注》：“降，和同也。”就此义言，即天和同下民，安定下民。与天佑下民通。以佑为是，“天生“常指具异禀之人，一般不用在庶民头上。 阎谓：“有攸不惟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 此段出《孟子·滕文公》，录于下：“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孟所引，出《书·武成》，蔡沈以其有错简，今引其整理后之《武成》该段于下： “予小子承其厥志，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 何按：《滕文公》之文，释用朱注。“有攸不惟臣”，其句突兀，不知所云。朱注：“谓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则武王伐商，在征不臣周者，不在恭行天讨，救民于水火，与战国诸侯兼并之战有何区别？东征，谁东征？周有一次重要东征，乃周公平武庚及三监之乱，更有甚者，其前引商书尚有“汤始征自葛载。”有汤名，人方知其所引为《商书》，下直接“有攸不惟臣，东征，……”，虽文有“臣附我大邑周”，知为《周书》，若无阎称之“伪”《古文尚书》，能知此段文字出于何篇？其引文当断于何句？ 剥阎之说：“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孟子》此段之引文也。 “有攸不惟臣”，谁有攸不惟臣？纣？纣为殷帝，天下共主，自信有天命在身，其能打起白旗，泥面自缚，向周投诚？或自己下台，礼让天下于周，则纣为尧、舜而后行揖让之第三圣天子。 殷之臣民？其时周师未至，商统犹在，纣尚在位，矛杆子在纣之手，商之百官以至黎庶，皆为商臣民，不为周臣民，皆为不臣周者。商之官民如何臣周？在朝自称周臣？在野自称周民？岂非天大笑话？或者如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殷上自朝臣，下至百姓举国奔周，商之朝野一空，纣成光杆司令，武王不战而屈人之兵，何须流血漂杵，大战于牧之野？以不臣论攻伐，与孟子所倡之仁义兴邦，相去何其远矣，不抵牾乎？ 孟文有“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其下复有“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可谓屋上加屋，床上叠床者。且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何谓？周师开进朝歌，殷之当官冲入队伍，将周之当官迎至华堂，摆酒席接风；殷之细民冲入队伍，将周之细民迎至地坝？打开竹篮，递上陶壶，摆坝坝宴？有此等迎师之场面乎？前人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即官人细民一并迎王者之师。孟子于迎仁义之师亦分三六九等，其仁义之说，不亦妄乎？ 阎谓：“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 阎所谓“王曰无畏”《孟子》引文见《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书》与之相关者，惟《泰誓》中：“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书·泰誓》三篇，为周武王伐商于牧野之战前誓师之词，用今语说，即动员之词。动员之时，能亮自己方军力如此窳劣之底牌？车仅三百，卒只三千，而要对阵纣军七十万？周之军将，闻之股栗也。 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须知《泰誓》是在自己军中说，更可能是武王向共同伐商之诸侯说，在军前会议说，如何又向殷百姓许起愿来？莫非邀请有殷之开明乡绅与会？不怕其中有纣之细作？“若崩厥角，稽首。”如此感载武王者当不止一人，亦非少数，少数何用？此众多百姓从何而至，知武王正在举行军事会议誓师，聚众至此向武王陈情？“若崩厥角，稽首。”说明殷百姓对周师忧惧之深，得一赦言，叩头以至崩角流血，殷之军士亦当有如此深忧，其能于牧野之战临阵反戈？这才是真正的义理抵牾，叙义错杂，其能是《泰誓》？反观《泰誓》此节，真堂堂之文，救民之师。阎氏之论，真“谬”不可言！ 窃以为孟引今文《书》多似，引古文《书》多错杂不伦，非今文《书》真，古文《书》伪之征，而缘今文《书》两汉皆立于学官，诸注孟者，习孟者据今文《书》改定《孟子》之文以合《书》文，而古文《书》晚出于屋壁，且久未立于学官，《孟子》涉《古文》者皆其弟子据先师口诉成文，或因久遗忘，或揣测先师语意而成，旋遭秦火，入秦后或凭记忆，或凭残简断牍录出，赵岐注孟，不仅注，且兼增、删、改，故其于古文《书》之引录，舛错层出。 墨家入秦后式微，历代习《墨》者盖少，至清始有毕沅等注《墨》，故其引《书》之文更加错杂，无赵岐等辈为其校雠也。后代人文更盛，《墨子》流传浸广，校注者不敢擅改，故大体得存其旧。 阎此条其余，亦皆强词夺理，如伏有孙必有子，如何子不传而用女传？须知伏生已九十开外，其子或已七十余也，更可能死于四五十岁时，子死孙在，子死女在，何止伏生？济南，颖川，阎往时语音相差或不大，能证古代差异不大？敝市与华阳毗邻，数十年前，彼地入声犹在，入其乡往往不知所云。更有近者，十里八里，入其乡，听其乡谈，如“洗脚洗”、“火散子”、“假把齐刀”，如入爪哇国。阎似不知中原音韵经辽、金、元后，已有巨大变化，以近音该古音，何能得其正？ 《书》有今文古文之别，若伏生所传为今文《书》，晁错录之即去，何劳伏女传授？故伏所出壁《书》必古文，晁不识，亦不能全解伏女口音，故书之十二三晁仅能以意属读。阎正疏证《尚书》古文，却忘记《书》有今、古文之分，直入得无双谱，“真有令人失笑者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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