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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作家德·昆西在《瘾君子独白》中有一句出名的抱怨：“我们这个地球所能展示的最不景气的景象，莫过于伦敦的一个阴雨的星期天。”伦敦下雨的星期天，为什么就最不景气呢？在易感人群的眼里和心里，星期天下雨的伦敦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里说的“易感”，不仅仅说的是作家创作时的特殊心理，也许还包括德·昆西使用的奇妙药品——与人的心灵息息相关的鸦片…… 从查尔斯·兰姆的《退休者》一文可以了解到作者兰姆是一个对日子颇有研究的人：“星期三和周末之夜各有不同的情调。对于每一天，我都有某种特殊的敏感。它影响着我在那一天的食欲、情绪等等。”他也提到“星期天作为一种叫人做礼拜而定下的制度虽则十分可敬，……尤其是一个城市的星期天，在我觉得总带着那么一种阴郁的气氛。” 1930年，Rezso Seress在匈牙利餐馆里弹那首名叫《忧郁的星期天》的曲子时，一定没想到它会成了自杀圣曲。从那时起，听到《忧郁的星期天》之后死去的人，加起来已经将近200人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们就得承认忧郁是一种病症并且可以传染的。 有一种科学被称之为“社会工程学”，这个表面上无辜的学科名称里饱含着讥讽意味。如果我继续描述该学科的领域而不涉及它的实质，那么我就已经开始涉足该领域了。简单地说，社会工程师通过该学科的实施，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诈骗仅仅是其中最广为人知道的一个分支。 “百忧解”这种特殊的药品发明之后，“忧郁”这种“病症”（这些年又有了更医学化的新名称“抑郁”）有了脱离文学与医学领域的迹象。某些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人某一天惊悸地发现，当权者有可能动用社会工程学，将百忧解加进自来水中，好让贫困者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待遇。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忧郁”变成了一种有用的东西。它成了社会的扁桃腺，有效地显示出庞大的社会肌体出现了微小的病灶。一张忧心忡忡的脸并不仅仅表示一个郁郁寡欢的中年男人在受苦，我们应该觉察到他在为全人类受苦。在局部上，他就是耶稣。尽管他的十字架是透明的，而且深陷在他的大脑皮层深处。那刺激他神经末梢的袖珍十字架，带着劈啪作响的强电流。 2 文学史上第一本关于忧郁的杰作当然就是那本《忧郁的解剖》了。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这本名著题目中的“忧郁”是Melancholy，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黑胆汁”，这是西方早期医学假想的人类四种体液之一。“黑胆汁”多，人就容易忧郁。 伯顿可能患有忧郁症。他说自己“一直在大学里过着沉默、伏案、孤独、与世隔绝的生活”，读书读闷了就去听驳船的船夫互相诟骂。大部分时间他“寂寥寡欢，人们怀疑他要自杀。” 尽管这本书没有翻译成汉语，但我们可以从汉译博尔赫斯的书里得知博尔赫斯称这本书为难得的好书。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频频提到它，有时候引用他的观点，有时候是援引该书中的引文——书里的拉丁文引语，像有的论者所说，就像火车接连不断地穿越隧洞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杨周翰先生猜测这本书起初的意图是模仿一部精神病医疗手册，如谈到爱引起的忧郁时，提到可用劳动、“慎始”来治疗，但后来作者说最好的疗法是满足一己的欲望。但在另一处，他又说“娇妻是他忧郁的原因”。 大多数美好的怪书都有一个遗憾的缺点：太薄。这本书例外。伯顿围绕忧郁这个话题无所不谈，“每条船都要去摇一支桨，每道菜都要去尝一口，每杯酒都要呷一呷。”“这种游荡的脾气我是一向有的，像一只闲逛的长毛狗，看见鸟就叫，却把它追逐的猎物丢下不管了，我也是一样，该追逐的不追逐，不该追逐的，样样都去追逐。”他把全部政治、宗教、社会和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看作是或概括为一种病，称之为“忧郁”。 这个忧郁的人怀着奇怪的热情写了这部书。他还提出了一个在天主教国家不容许讨论的问题：“就忧郁来看，一个人对自己施暴是否合法？”他解释这种大逆不道行为有其苦衷：“他们过着肮脏、丑恶又愁苦的日子，悲惨的人生里，他们找不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和解脱之道，于是想用死来了结一切……当自己的刽子手，为自己行刑。”即使在天主教出现之前的欧洲，医生只规定了两种疾病可以自杀（其中一种似乎是肾结石），不受人谴责。抑郁症不在此列。 多年以后，美国的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写道： 心灵最渴求的——是欢娱 若无——则是解脱 若无——则是那让人忘却痛苦的止痛药 若无——则是沉睡 若无——如果心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狄金森的诗是死后出版的。 鲍斯韦尔曾因巨细靡遗地记录文豪约翰逊的生活而流芳百世。事实上，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约翰逊说伯顿写的《忧郁的解剖》是惟一能让他起床的书——“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 3 法国文学中的忧郁集中体现于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五十篇讲述巴黎忧郁的小品文，波德莱尔写了十年。通常人们心目中浪漫的巴黎为什么在诗人的笔下是忧郁的？因为诗人是忧郁的。 我们今天读的波德莱尔，其实是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对我们读者来说，不是波德莱尔启迪了他的学生本雅明，而是德国学生本雅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气质中偏忧郁的部分是阴郁而非浪漫的，海涅在《论德国》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影响了法国老师波德莱尔。从此波德莱尔不仅是一个沉湎于酒精与毒品的诗人，还是一个街垒中的革命家。本雅明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的忧郁与伯顿的描写有相似的地方。除去伦敦特有的天气原因，他们的共同点是发现了穷人之穷。这种穷不仅是穷人经济上的穷，还有穷人的“眼睛”，穷人的“酒”，穷人的“死亡”，种种现象与背后的精神——被波德莱尔提纯的忧郁。其实在他的《恶之花》里，就有四首题为《忧郁》的诗。这四首诗的第一句分别为“雨月，整个城市使它感到气恼”，“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忆”，“我像是一个多雨之国的王者”，“当天空像盖子般沉重而低垂”。我们发现他与英国的忧郁研究同行发现了相似的、容易引发忧郁的因素：“雨”、“回忆”、“天空”。波德莱尔的忧郁症更严重，厌倦与无聊让他感到时间停滞，终结这一切的死亡遥遥无期。正如他在第二首中这样写道： 当阴郁的冷淡所结的果实——厌倦 正在扩大成为不朽之果的时光， 还有什么比这跛行的岁月更长？ 波德莱尔除了品味自身的忧郁，还根据观察到的穷人的细节编造故事，这些故事，在《窗户》中他说“有时候我噙着眼泪讲给自己听。”“我能在我自身以外的别人身上体验生活和痛苦，我为此自豪。” 他同样像伯顿一样开出了药方，第一种就是酩酊大醉：“为了不感到那种压断你的肩膀、使你向地面弯下的‘时间’的可怕的重荷，你应当无休止地陶醉。” 第二种是毒品。在这方面，深入研究过波德莱尔的本雅明有一次似乎错了，他提到：“波德莱尔是个麻醉品的行家，但这种药物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效用他可能没有抓住。这个社会效用就是嗜药成性的人在麻醉品的影响下所表现出的魅力。”但其实，波德莱尔在《慷慨的赌徒》里面写到一个神奇赌馆： 我感到奇怪：我常常打这座富有魅力的销金窟旁边走过，竟然没有发现它的入口处。那里面充满美味的气氛，尽管有些醉人，它几乎在顷刻之间就使人忘掉浮生中的一切可恶的恐怖；在那里呼吸到的，乃是十足的真福，就像那些吃了忘忧果的人们该体会到的感受一样。 这里的“忘忧果”并非指“百忧解”，而是指荷马《奥德修记》中提到的奥德修漂流到一个岛上，岛民给他们吃的忘忧果。 波德莱尔继续描写这些仿佛服用了“忘忧果”的人： 那儿有许多男男女女，奇异的脸上显示出不可抗拒的美……我从未见过有任何眼睛更强烈地闪着对无聊的恐惧和对生存意识的永远渴望的光辉。 这可能是忧郁症患者波德莱尔心中最大的魅力：对生存意识的永远渴望。 除了酒精和毒品，第三种解决忧郁的办法就是革命。这个诗人兼社会工程学者为了唤起穷人革命的意志，写下了《把穷人击倒吧》，所有的报纸都不敢发表这篇小品文是有原因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自己为激发穷人的反抗，以衰弱的作家的力量击打一个老乞丐的背部，老乞丐被迫进行了还击之后，诗人说：“先生，您跟我平等了。请给我这种荣誉，来跟我平分我钱包里的钱吧。”这实际上就是在呼吁暴力革命了。 因为这篇《巴黎的忧郁》压轴之作赋予了前面所有描写穷人的篇章以意义和逻辑：只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抑郁。酒精与毒品都是徒劳的。 4 在伟大的波德莱尔的笔下，忧郁所有的层次昭然若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后起的抑郁者们要书写自己的病痛，必须换一种方式。或者，推翻波德莱尔。 二十世纪的福柯说，忧郁的人不会引起革命，因为忧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并穿上鞋袜。“我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比陷于忧郁的时候更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力气。”这句话里不仅回应了波德莱尔，似乎还讽刺了约翰逊。 约翰逊本人通过阅读《忧郁的解剖》来减轻忧郁。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说：“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借助写作、作曲和绘画，就能够解决精神障碍、忧郁、恐惧等人类天生就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读或写关于忧郁的文学能缓解忧郁本身。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94年写到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康德还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 多种原因让忧郁在文学中不再成为表现的主要内容，而成为一种文学手段。更多的时候忧郁成为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比如说去修饰一个欢快的词而增加那个词的深度。 普鲁斯特在一篇小品文中这样写道：“躺在暖热的床上伴随忧愁而眠该有多么甜美！” 这当然也体现了普鲁斯特的修辞用心。 在浩瀚的《追忆似水年华》里，我们能邂逅同样风格的句子。从这些曲折的长句子里，很难去判断作者是否忧郁（尽管我们知道他是忧郁的，人们微不足道的疏忽就会长时间深深刺痛他的心灵）。“那里有一个跟任何看门人都不一样的看门的，他号衣上的饰带都浸透着我在希尔贝特这个名字里感到的那种令人忧郁的魅力。”还有更曲折隐秘的：“他玩弄这乐句散发出的忧郁之情，感觉到它正在流经他的身体，然而总觉得它却象是使他的幸福感更深刻更甜蜜的一种爱抚。”我们只能说，普鲁斯特将自己的印记烙在“忧郁”这个词上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一想到忧郁这个词便会肃然起敬，从而在写作中不敢轻易动用这个词。 他无数次投身到万事万物中去，体会事物细枝末节中似有似无的情感。当他喜气洋洋地归来，向我们讲述这奇异之旅，我们会发现讲述者也许是通过无数次调整角度、焦距去找寻最佳的讲述方式，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既无实际效益又无明显理由的‘装饰’给色彩艳丽的袍衣增添了几分超脱、几分沉思、几分奥秘，而这与她一向的忧郁，至少与她的黑眼圈和手指节所蕴含的忧郁是完全一致的。” 与他在艺术高度上不分轩轾的纳博科夫同样如此。我们不妨举几个《普宁》中的小例子，比如“他发现自己呆在一个严肃而阴沉的公园里，绿油油，紫糊糊，湿漉漉的，里面种些忧郁的杜鹃花……”此外还有“忧郁的布谷鸟”、“老猴子眼睛那般忧郁的深色玻璃镜”等用法。 在《看那些小丑们》中出现了“忧郁的愚蠢”这样的词组。我相信如果去找，肯定能找到更让人眼花缭乱的用法。 5 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在这封信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最苦恼的地步。我沮丧透了。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你相信吗？我疯狂地满街走，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从我内心发出呻吟。哦！老天爷！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我该怎么办？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都那么枯燥乏味。”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诗歌之外，散文也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穷尽了忧郁这个主题。 忧郁这个既与社会制度合理性相关，又与人类自身精神结构合理性相关的词，在文学中经历了它自己的变形记。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作品游历于“忧郁文学简史”之外的作品。比如说抑郁症患者、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我相信非抑郁患者很难写出以下的文字： 雅各走到窗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看到窗外有三个穿裙子的希腊人；船员；下等阶层的闲人或忙人，有的闲庭信步，有的快步前行，三两成群，指手划脚。他突然感到郁郁寡欢，也许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他，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坚信不疑的想法——突然觉得寂寞的不只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寂寞。 还有： 她的内心浮出一种奇怪的哀伤，好像时光与永恒穿过她的裙子和背心，浮现出来，她看到人们悲惨地一步步走向毁灭。 这个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最后自杀身亡，死于“百忧解”发明之前。 发表于2010年9月的《今日先锋》，发表时标题为《多雨之国的王者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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