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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史名家邓野先生在剖论国共两党关系时，曾提炼出一种“民国的政治逻辑”，即“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此种政治逻辑若移来解释民初革命党与北洋系间的复杂纠葛，特别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二者对革命这桩“生意”的不同理解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恩怨，似亦不远矣。 “一文未带”的精神领袖 1911年10月12日，正在美国各埠忙于演说，并筹措革命款项的孙中山在英文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精神不禁为之一振。经过思考，孙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大致看来，与中国关系最为紧要的列强无外乎六家：美、法“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最难琢磨的莫非英国，“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故孙判断“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遂购一张船票，奔赴伦敦。 月底，孙中山抵英，开始其革命外交。说到底，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拆清廷之东墙补革命之西墙，那财政问题乃其中关键一环。孙先是通过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引介，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政府贷款，结果对方不予理睬。之后孙又请维加炮厂经理向银行团表达贷款给革命党的建议，同样遭到婉拒。面对手无寸兵的孙中山，英方给出如此的反馈，实在是情理之中。  身无分文更知筹钱之重要，待12月16日行至新加坡时，孙与革命志士谈及外债问题，明确表示“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故孙返回国内，颇有舍我其谁之气概。 不过搞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桩极为烧钱的“生意”。当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如吴景濂听说，孙氏在美国募有美金数千万，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响，“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不过，这仅是众人一厢情愿塑造的神话而已，形成得极快，破灭得更快。 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精神确能鼓舞人心，但毕竟不能当饭吃。社会百废待兴，新军嗷嗷待哺，唯今之计就是两个字：“搞钱”。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一语中的：“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款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对他产生反感。”果不其然，“一文未带”的消息一经公布，自然招致一片失望之声。张謇曾初步预计临时政府每年的开销应至少在一亿两千万两左右，缺口当为八千万两。他本以为孙中山在海外颇有声望，募集五千万两应不成问题。孰料孙氏借款不成，只带着“热心”和“精神”归来，不禁满腹牢骚。1月2日，张氏被推举为实业部总长，他颇为无奈地在日记中记道：“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张謇赴总统府与孙中山商讨财政问题，终无结果。张不无微词地写下“未知涯畔”四个字。之前还对孙中山甚抱希望的黄尊三也十分沮丧，“政府则一钱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难”。 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无钱养兵，财政吃紧，无米下锅，人心不稳。既然财力、武力上难与清廷抗衡，那惟有在道义上要守住制高点。于是1912年1月1日深夜11时，在皓月与繁星见证下，孙中山在南京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用粤语庄严宣读：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据陕西代表马凌甫回忆，典礼结束，大家“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 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不过，拥清的官员士绅们对此举动似颇不感冒。如那桐当天仅淡淡一笔“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蛰居沪上的郑孝胥甚至认为清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属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如是，革命党与清政府在博弈当中，虽略亏本，但至少赚了几声吆喝。 “转向社会”的奔波之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帝制作古。于是按照承诺，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称“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而所谓贤能，自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天下所以归心，“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亦是政体建设之良才。不过好话言罢，孙便祭出为老袁量身定制的“紧箍咒”，即三项附加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然依循民国的政治逻辑，“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确有“齐天大圣”般的能耐，因无钱乏兵，孙中山所坚持的“紧箍咒”却失去了法力，沦为一通“碎碎念”。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此为由拒绝南下。一番拉扯后，临时参议院被迫承认袁在北京任职。从某种意义上审视，袁世凯虽然接受了孙中山推销的这份“革命生意”，但其间打了大大的折扣，勾兑太多。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卸任。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孙宣称“政治上革命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他还自认“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今译亨利·佐治）之主义施行于中国。” 于是自愚人节那天起，直到1912年底，9个月内孙在全国各地总共演讲60多次，涉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议题不少于35次，这与其之前无一次言及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如行至武昌，孙指出“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下一站来到上海，孙提出“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的主张。待抵达广州，他又发出“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之感慨。 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投身社会革命这桩“生意”的孙中山，却偏偏不能与政治革命那桩“生意”彻底切割。6、7月间，袁掌控的政府与同盟会占优的国会屡起冲突，内阁不稳，几呈无政府状态。8月，发生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袁政府枪杀案件。老袁的“生意经”与孙所主张貌似大相径庭。拥有浓厚革命党背景的上海《民国西报》此阶段大肆刊文攻击、讨伐袁世凯之政治举措。当有人就此事问及孙时，其回答可谓耐人寻味：“余对余之机关报其政见如何不问也”。 恰在此时，袁世凯数度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晤谈国事。众人担忧孙、黄安全，纷纷劝阻。孙为防意外，劝黄兴暂留，而自己则如期北行，并对众人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孙、袁二位民初大佬终于要聚首切磋革命“生意”了。 着实微妙的“孙、袁会” 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事先便安排对孙的接待仪式必须十分隆重，供奉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规格。袁世凯特意将原先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办公地点腾出来作为孙的下榻之处，自己搬到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北京政府遵照袁的指示，郑重其事，一切布置力求“高大上”，结彩悬灯，铺张扬厉。孙抵京时，代总理赵秉钧等国务大员悉数到前门迎接，还有大批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以壮观瞻，并用自己的心爱座驾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送至迎宾馆。当天诺大的京城，市民塞巷填街，观者如堵，好不热闹，实在热烈，开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举。 抵京当晚，孙即与袁相见，彼此始谈革命“生意经”。八点宴会开始，袁亲自为孙执酒，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愿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答：“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发达为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会后，袁与人称：“不图中山如此瞭亮。”颇有虽闻名已久却相见恨晚之意。孙亦对人讲：“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之心，妄肆攻诘，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27日，袁为孙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到场者据说达四五百人。袁致辞道：“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这种表面融洽的氛围下其实暗流涌动。 入座不久，西南角上便吵嚷声喧天，有人喊“共和都是北洋之功”，骂同盟会“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亦有响应，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孙中山毫无愠色，谈笑自若。如此情景，使人未免怀疑北洋军官的胡闹系事先安排。不过，北洋军官的胡闹，与袁世凯极力拉拢孙中山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种怀疑恐未必能够成立。 次日，袁再次宴请孙中山，将二人聚首的基调推向了高潮。为讨孙欢心，袁刻意放低身段与姿态，在祝酒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起立致谢，称赞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表示自己将“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希望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孙中山也振臂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驻京期间，袁与孙多次会谈，皆有关国家大政、中外情形，交流堪称极为畅快。每次谈话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以后。两人在会谈中都表达对实业的看重，不争总统，而争做实业家。孙大力支持袁任总统，称“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表示自己此后当从事于社会事业，且从事于此，当较袁更为适当。袁则立即提出抗议，回应“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至于政法学生，实在因为不得已而后派者。”孙又反驳“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信社会。”一天深夜，二人畅谈，孙请袁练成陆军一百万，自己去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袁微笑道：“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 袁对孙极力结纳，甚是迎合孙之观点，但统观全程，其实有很多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譬如迁都问题，孙力主必须迁离北京，至于迁到具体什么地方，皆无不可，甚至像兰州这样的西部边陲都行。而对袁世凯而言，若离开北京，犹如巨鲨离海，大树断根，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再如集权与分权，袁持中央集权主义，必须保证地方服从中央，曾鼓动黎元洪发表军民分治的通电。孙则认为五六年内，军民分治是万万办不到的，因为全国不少地方不主张军民分治，而中央未必能派兵镇压。而这五六年内不统一也无关大局，不必急于统一。至于各省都督是由中央简派还是由地方民选，孙以为民选是好的，中央简派反于中央不利。但对这些主张分歧，双方似乎有意避开交锋，这倒附和生意场上求同存异、追求签约共识的规律。  9月25日，经孙、黄首肯，并电询黎元洪同意后，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口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袁、孙、黄、黎，民初四位政坛大佬，将此八大政纲视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同时也可看成是国民党与北洋系博弈后的妥协成果。 据袁世凯总统府参议官唐在礼回忆，袁邀请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经过近一个月的接触，袁对孙有了一个大体把握。孙离京后，袁对身边亲信说：“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换做今天的话讲，在袁心里，孙中山适合创业初期，但本身不是做“大生意”的最佳人选。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急转直下，势若水火。虽然国民党人发起了“二次革命”，怎奈敌强我弱，武装斗争不过旋起旋灭而已，这恰恰为民国的政治逻辑做了一条注脚。 此际的孙中山，仍是最坚定的勇扛革命巨帜的领袖。只是时局危殆，革命这桩“生意”，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是愈发难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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