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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

 西南一枯草 2014-11-13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而落下了帷幕。当历史的幕帐徐徐落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为他们的这一选择而欢欣鼓舞,只有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愚昧。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对这一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愚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武昌首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不数月半壁江山易帜,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蓬勃,如此喜人,但是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欢喜之中浸透了忧虑。摆在国人眼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数起。”〔1〕“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 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欲祸吾国乎?”〔2〕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们“每逢夜半,枪声四起,睡不安忱,惊惶起坐。”〔3〕社会动荡,列强环伺;而革命尚未成功,清军尚在眼前。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秩序,清除内乱,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海内,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最佳人选。因为袁世凯手握重兵,位高权重。他在当时可以说是革命军推翻满清的头号敌人,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今天最强大的敌人,明天也许就是最有力的盟友。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吗?应该说是有的。武昌起义之后,阶级力量发生急剧变化,清朝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统治阶级内部迅速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始悟大势已去,决非一人所能挽回,虽表面强为支持,而其中已有转圜之意矣”〔4〕。 于是对武昌起义由言剿改而言抚,由言抚进而言和,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应该说,在当时来说,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性。

第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欢呼。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上奏:诸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已经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考试,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侯选道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政治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采,称他为“伟哉”〔5〕。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客观原因。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上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6〕。列强表示, 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列强如此,资产阶级又怎样呢?先看看立宪派的表现吧!

辛亥革命爆发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共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的忠告”,张謇绕道彰德过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謇对此感奋不已,满意而去。张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世凯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策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张謇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 一切通过。”

立宪派看好袁世凯,革命党人也是如此,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以及汪精卫等也看好袁世凯。

汪精卫因武昌首义党禁开放而出狱,他极力鼓吹拥袁反正的论调。他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长的身份,压制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强迫党人随他拥袁“以促成革命”。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世凯心存警惕,于11月9日特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查拿袁世凯派去的游说之人,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世凯,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吁恳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章太炎也把袁视为未来中国唯一适宜的统治者,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世凯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 〕孙中山先生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应允“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妥协决议时,致电袁世凯表明“虚位以待之心”,“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荆棘丛生、动荡不宁的局势,殚精竭力,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

既然资产阶级各阶层都拥袁弃孙,那么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是“顺南军之志”的应景之作,其目的不过是为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扫清障碍的政治预演罢了。客观原因粗略地作如上阐述,但远远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二、主观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之时,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并且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认为只剩下建设民国的问题了,而产生功成身退的思想。

武昌起义猝然发起,猝然成功,而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是屡战屡败,可以说,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在混乱的局势面前,革命党人慌忙把领导权让给了黎元洪。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也是担心外人干涉,而把希望寄托在“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的“雄才大略”的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与革命军一致行动,推翻满清政府。那么“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襟怀虽然坦荡,但也可以反映出革命党人尚没有一个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政府的准备方案。于是,大权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了。

第二,在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中,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人中有着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建设民国的问题了。孙中山宣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9 〕把资产阶级革命目标降低到仅推翻满清的程度,忽视政权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借外债以兴实业”,以及防止资本家垄断的主张,醉心实业即民生,至于政权问题,似乎已是细枝末节〔10〕。此类观点,在革命党中大有市场,正好给袁世凯之流以可乘之机。当然,孙中山对袁世凯还是有警惕的,如1912年9月16日,在北京袁为孙饯别的宴会上,孙中山就曾警告袁世凯:“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前,孙也试图约束袁世凯,但流水落花,大势已去。

第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孙中山作为革命党人领袖,尚不具备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和素质。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这从多次倒孙风潮可以看出。孙中山回国以后,虽然作为革命派的领袖赢得了欢呼,但是在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那里,孙中山的形象却与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用人标准不相符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张謇便“与孙中山谈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未知涯畔”四个字。〔11〕他们用传统士大夫特有的排斥和傲慢的眼光审视孙中山,认为他的思想太肤浅了。“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贯通。”资产阶级立宪派需要的是具有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特征的领袖。这与革命初兴,从传统知识分子转变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恋旧情节有关,孙中山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同时,由于孙中山长年流浪海外,没有执政的经验,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并没有和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自身的原因了。

从革命党同盟会来说,可以说它还不具备领导全国的规模,还不成熟。同盟会自成立时,内部便始终贯穿着激烈的矛盾直至组织上的斗争,从组织自身削弱了革命党的功能。并且革命党人长年寓居海外,从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动和宣传,对于如何管理组织一个国家,未曾多措意,更无实践经验。所以一回国,他们与长期宦海浮游的立宪派和其他新旧官僚相比,明显缺乏政治经验。黄兴回国后,就“自愧学谫,无补平时”,认为袁世凯之才,“高出兴等万万”,对领导国家缺乏自信,在袁世凯面前自惭不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流浪海外的职业革命者在初掌政权时,又怎比得上袁世凯这样的盗世奸雄?临时政府成立后,内外交困,捉襟见肘。如在中日合办汉冶萍煤矿问题上,触痛了资产阶级及全国人民敏感的神经,引起了一致反对。对当时的临时政府来说,只不过达到了“电报统一”,而并非实际统一。临时政府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革命的艰巨任务。而此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状态,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所以在当时“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澄清宇内,底定中原”。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孙大总统殚精竭虑,也只有穷于应付,颇有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发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经验之人”,“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的悲叹。

总之,由于客观形势的召唤和主观准备的不足,在历史的合力作用下,而酿成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这一憾事,进而导致了辛亥革命一定意义上的失败。

注释:

〔1〕“评论”,1912年1月19日《申报》。

〔2〕1912年3月27日《民立报》。

〔3〕《共和危言》,1912年3月28日《申报》。

〔4〕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1912年版,第4页。

〔5〕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卷》卷4,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3页。

〔6〕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08页。

〔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5页。

〔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7页。

〔9〕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总理全集·演讲·关于三民主义》,第71页。

〔10〕孙中山:《实行社会革命》,《总理全集·演讲》上册,第42、51页。

〔11〕张謇:《张謇日记》,民国元年6月3日。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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