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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武装讨伐袁世凯运动
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赣宁之役”等。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之展开了政治斗争。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 [1] 7月，李烈钧正式宣布江西独立，电告讨袁，南方革命党人纷纷响应，与北洋军展开作战。9月，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 [3] 目录事件背景“二次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为，在1913年，尽管已经建立了名义上的共和民国，然而引起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袁世凯政府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工具，它的残暴军事专政，不能不继续引起人民新的武装反抗。 [2] 在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三种政治力量，仍然在“二次革命”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买办性军阀集团，虽然窃夺了中央的和许多省份的政权，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囊括整个中国，也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被迫让出了中央政权，可是继续保留着七八省地盘（虽然很不巩固）和十几万军队（虽然不完全可靠），特别是在人民中间还具有较大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投革命之机，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二次革命”前夜的彼此纷争，乍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之争等，然而究其实质，却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 [2] 从1912年到1913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局势的特征是：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已经覆灭了，而代替它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力量还没有完全屈服。因此，各种政治力量都渴望利用或者改变这种不统一、不稳定的局面，力图使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2] 帝国主义(主要是英、美)是不满意这个局面的。帝国主义暂时不承认民国政府，绝不是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意味着“不干涉中国事务”，更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于袁世凯的支持。恰好相反，他们正是用暂时不承认作为武器，一方面威逼南方革命力量最后全盘屈服，一方面催促袁世凯加紧实现“武力统一”。关于这一点，德国外交大臣雅哥在1913年4月说得非常露骨：“据我们的意见，总统选举举行后立刻承认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的实际增加，而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同时，为了帮助袁世凯实现武力统一，他们源源不绝地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贷款。 [2] 再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来看，也必然会重新举行武装反抗。 [2] 由于自身的软弱和缺乏政治经验，同盟会的很多领导人确曾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并且错误地把主要精力用于议会政治和兴办实业。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和北洋军阀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维护《临时约法》，争取国会多数，主张责任内阁，强调地方自治，都是他们抵制袁世凯反动独裁野心的手段。自然，这些“武器”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已经变得锈烂不堪，根本无从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力统治。但是，作为真诚的爱国的民主革命家，面临着袁世凯赤裸裸的血腥屠杀，他们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首先觉悟过来，越过国会斗争的狭隘圈子，重新诉诸武装反抗。同时，同盟会的下层党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一部分革命群众，更是武装反抗的积极支持者。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会对领导者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2]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进一步堕落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成为政客和新官僚，因此幻想通过依附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把革命力量看成必须拔除的眼中钉。他们这种政治态度，只能促进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力量的武装进攻，而不能在南北之间起任何缓冲作用。 [2]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袁世凯急于完全实现窃国阴谋，革命党人渴望重新夺回革命果实，老立宪派进行拥袁反孙的新投机，这就使得北洋军队和革命武装之间必然要来全面较量一番，正好像是为辛亥革命补作“续篇”。 [2] 事件经过导火索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以暗杀手段除掉政敌。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在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年仅31岁。革命党人迅速协助租界当局捕获凶手，但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最后调查结果表明，幕后主使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者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是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是应夔丞，杀人凶犯是武士英，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3] 但是，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支持孙中山外，黄兴等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发动革命反袁，主张用法律解决。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分歧导致“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 [3] 此时，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另一方面为了充实军费，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发动了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进攻。 [3] 过程6月袁世凯借口李烈钧等通电反对善后借款，不服从中央，破坏统相继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胡汉民广东都督和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职务。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竟“遵令免官”。“江西则通电退兵。广东则以文电自明无二意，宋案借款之争，谓仅一种建言作用，并不敢出法律范围”，“安徽之柏文蔚则情见势绌，其辞职呈将不日到京”。孙中山派居正等人前往动员李烈钧宣布独立，出兵讨袁。李烈钧却说：“免职后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颇为踌躇。柏文蔚索性跑回南京“闭门谢客，借以休息”。孙中山见状，“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黄兴虽不再坚持法律倒袁，仍劝孙中山对武力讨袁持“慎重”态度，“以避袁氏凶风”。 [4] 7月初在确定武力讨袁具体的作战方案时，革命党领导核心又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首先发难，黄兴以为“犹执卵击石”，坚决反对；孙中山提议先策动海军独立，黄兴等则主张海陆并举；孙中山拟赴南京指挥作战，黄兴则以留其“任大事”，亲以身代。当革命党领导人争议不决之际，袁世凯命令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兵舰抵吴淞登陆，进驻江南制造局，控制上海局势。同时派特工人员焚毁长沙军械局，断绝讨袁军奥援；并命令李纯部开赴九江，两路向赣军林虎旅驻地逼近挑衅。7月12月林虎旅被迫自卫反击，揭开了民国史上“讨袁之役”的帷幕。 [4] 同日，李烈钧在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和坚决支持下，率部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翌日李烈钧被举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诛民贼袁世凯”，“巩固共和政体”。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革命党人相继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通电声讨弁髦约法、蹂蹦国会、破坏民国、帝制自为的独夫民贼袁世凯。 [4] 讨袁战争爆发，经章士钊穿针引线，孙、黄与封建官僚岑春煊结成讨袁联盟。7月22日在各省议会联合会上，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规定独立各省都督及讨袁军司令一律归其节制，并授以“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印，“即照临时约法临时总统职权行使”。据牵线人章士钊说：“西林(按：指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说明孙、黄等人推举岑春煊做讨袁的盟主，一方面是利用岑、袁之间的矛盾，借重岑的社会声望，以壮大讨袁军的声威；另一方面，也颇有倒袁之后拥戴岑春煊继任临时总统，以平息袁世凯散布的孙、黄争总统不成而捣乱的谣逐。 [4] 讨袁战争爆发，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即庄严声明：自让政权给袁世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认为“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黄兴于就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当日，即信誓旦旦地通电声明：“兴之本志，惟在倒袁。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因中改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既然革命党兴师志在讨袁一人，袁氏若去，革命党领导人又无意掌权，那么国中政事只能让讨袁盟主岑春煊之流的封建官僚出来执掌大权，政权仍然落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只是讨袁联盟不久即因岑春煊前往动员龙济光、陆荣廷讨袁的计划流产而解体。讨袁战争失败，岑春煊被袁世凯通缉，出走南洋，“贤者”出任大总统的梦想遂成泡影。 [4] 从独立各省宣布讨袁的时间顺序来看，说明国民党统辖的区域，号称“联军十万，拥地数省”，实则各都督皆拥兵自卫、各自为政。而且讨袁军各司令和将领之间，意志不一，普遍存在着怯战情绪。江苏讨袁军参谋主任许崇灏回忆说：“余默察情势，深知各司令及将领之意志不一，必难成事。”讨袁战争爆发后，独立几省讨袁军各自为战，既无坚强统一的指挥中枢，又缺乏明确的全面作战方略，加上讨袁军一些军官被袁世凯收买，相继叛变，军心涣散。在兵源不足、饷糈匮乏、外无援兵、内困孤阃的情势下，讨袁军出战不到半个月，各地相继失利。7月26日黄兴发表声明：“我军饷糈械弹均缺，或当不免一败。”过了两天，黄兴见大势已去，弃城出走。各地讨袁军闻风而溃。在三军无主的情况下，驻守南京狮子山炮台的讨袁军，处于劣势仍奋激抗击袁世凯政府军。天堡城五易其手，最后因后援断绝，全体将士壮烈牺牲。9月1日张勋率部攻入南京城，讨袁军余部巷战数日，终以寡不敌众，9月4日南京失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讨袁”为中心的“二次革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4] 事件结果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久，南京第八师等部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起讨袁的大旗，于8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士兵们义愤填膺，与北洋军展开了顽强的血战。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因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故“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又因其主要战场在江苏和江西，也被人称作“赣宁之役”。 [3]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取消国会和责任内阁，实行独裁统治。 [3] 社会评价“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承了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权，英勇奋战。它的失败也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 [3] 更多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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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自修历史图书馆 > 《19130712 二次革命讨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