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道德经》 中国书画报2016-11-24阅读原文 石涛(1641—约1718),原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原济,亦作元济(后人误传为“道济”),明太祖朱元璋长兄朱兴隆之十三世孙,南明元宗朱亨嘉之子。石涛与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并称为“清初四画僧”, 在文人画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有画论《石涛画语录》。石涛在书法领域也造诣斐然,如其古朴跃动的隶书、沉着浑朴的行书、磊落率意的小楷等,在清初书坛有其不俗的一面。 古人小楷抄录《道德经》并传世的不少,但和尚书写道家经典似乎有些角色错位。然纵观石涛的身世,其一生儒、道、佛兼修,所以他抄录《道德经》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曾两次迎驾南巡的康熙皇帝,并写出“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此为他儒家思想的体现。而《石涛画语录》则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如其中所说的“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深含道家哲学精髓。 石涛《道德经》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涛小楷作品《道德经》,共290行5298字,每页纵24厘米、横12.7厘米。此作没有过多着意,属于自然书写。作品在气息上接近于魏晋的写经作品,浑朴率意,简静和美,活泼而不拘泥于法度,有民间书风的特征。据石涛好友李《虬峰文集》之《大涤子传》记述石涛的书法取法:“集古人法帖纵观之,与东坡丑字有所悟,遂弃董不学,冥心屏虑,上溯魏晋至秦汉,与古为徒。”从中可知,石涛书法取法比较高远,且轻形重质,崇尚朴实。难得的是,清初书坛以流美的董其昌书风为主流,石涛却不为所囿。如《石涛画语录》所言:“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这体现了其对师古与化古的认知,及其审美取法上的特立独行。 首先是用笔精致而不刻板,娴熟而有生机。此作字形看似散淡、率意,但用笔无丝毫草率。相反,其书写一丝不苟:起笔、行笔、收笔,笔笔交代到位,气韵完足。其用笔的精致体现为入锋、转折姿态的精准,及对线条粗细、轻重、提按的细腻把握。技法太娴熟也是问题。如果过于娴熟,线条容易俗气而没有生机。此作技法极其娴熟,精到、精致、精巧,却没有丝毫的匠气。石涛的用笔藏露交替,轻重相依,方圆并存,刚柔相济。作品里没有僵直生硬的笔调,却既有沉静之美,又有灵动之姿。这是一般小楷书家难以达到的境界。 另外,作品里出现了魏晋写经特有的高古笔调,这尤为可贵。如横画收笔处,或顺势圆顿、温润静穆,或出以波磔,欲飞反收。又如作品里姿态丰富的捺笔。当然,细细揣摩,其中某些用笔还保留着颜真卿楷书的遗意。如横竖衔接处,横细竖粗,横画直、竖画外弧等。 二是造型方扁散淡,自然得体。此作字形多为横向舒张,形态上趋于方扁。其结体不是紧结、紧凑的,没有斜结的紧张感,也没有严谨的规矩法度,而是平正雍和、安稳简静。此作笔画衔接自如,交叠娴雅,映带活脱;造型上不拘泥于某种形态,不受束缚,有从容的气度兼潇洒的流韵,笔随心走,自然书写。此作造型既散淡又得体,或轻盈、或厚重,或茂密、或疏淡。其造型的自然还体现在墨色由浓而淡,因墨赋形。墨色的流变形成了造型的微妙差异,而这种过渡与差异是自然书写所呈现出来的。小楷作品容易因精笔紧形而过于端稳无趣。而石涛相反,放逸书写,没有在造型上过多着意。这种自在、自如、自适感,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随意、随心、随情、随愿。书法家的主体性情在小楷作品里很难凸显,而石涛却做到了。 当然,作品就整体感而言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作品非一次性书写而成,存在情绪上的差异、不相融。与赵孟頫小楷《道德经》相比,石涛此作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书写样式,协调性有欠缺,完整性不够。二是章法略显松散,局部上下字与字之间组合不太讲究。随意散淡的成分多了,行气连贯性自然不足。 应该看到,此作是石涛小楷篇幅最大的作品,因而对于研究石涛楷书的取法脉络、风格样式、笔墨表达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来源:《中国书画报》 点击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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