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新语·文苑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 文/朱玉麒 19世纪末期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开始的考察活动，使得以敦煌和西域出土的中古写本文书为核心的研究，不期而然地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显学。从文学史的角度利用这些文书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的汉文文书方面；而吐鲁番文书因为特殊的保存方式造成的断烂情况，以及收藏的分散和公布的滞后，至今尚未在文学史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相比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在内容表现上的世俗性、资料发现上的可持续性，却为我们由原生态的文献来研究中古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本文所揭示的玄宗诗残片，正是文学研究中“碎片模式”的鲜明个案。 一 玄宗诗残片的文献缀合和流散考察 （一）英国图书馆玄宗诗残片的释读 在中国文献的收藏方面，英国图书馆主要以拥有大宗的敦煌文书而著称，而其在新疆的文献收藏其实也很丰富。其中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主要来自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第三次中亚探险（1913-1915）所得。在多种语言文字的文书中，其汉文文书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整理，于1936年完成书稿，由于受到二战的影响，这一成果在其身后的1953年，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出版。其中公布的第345号文书，原始编号是Kao. 094，表明是由斯坦因从高昌故城所得。马伯乐的文书整理没有给所有文书断代和定名，而是分为若干类别，第345号文书被他编入到了官府文书中相对于“田亩册”的“其他公文”中。这一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目前的馆藏编号是OR. 8212/599。 1994年，陈国灿先生出版了《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一书，在马伯乐的整理基础上，对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新疆地区的汉文文书进行了新的整理。他对这些文书都分别拟题，使我们对文书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指出了Ma 345号下实际由两件文书组成，而其中的第二件文书被他拟题为《残诗文》，在文书的性质划定上比马伯乐有了进步。这个由两件互不相干的文书中剥离出来的纸片，在马伯乐和陈国灿的努力下，录出了2行、7字： 1 ]兩京春去[ 2 ]□草可憐[ 陈国灿先生虽然断定其不同于公文书的性质，但因为没有在传世文献中找到对应的作品，也不敢贸然标点并做出抑诗或文的判断；甚至对马伯乐识读的“两”字，也改订为“雨”，而经后来的验证，马伯乐的识读反倒是正确的。 2005年，沙知、吴芳思所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出版，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公布了重新整理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对于Kao. 094文书，也分成两件录文，并将其中的第二件文书定名为《唐残诗》（完整编号：OR. 8212/599, Kao. 094. B），在作品的时间和文体性质上，又比陈国灿先生的拟题推进了一步，而且其录文也推进为3行、8字： 前缺 一 ]□新（？） 二 ]□兩京春去[ 三 ]□（？）草可怜[ 後缺  英国图书馆藏玄宗诗残片 （OR. 8212/599, Kao. 094. B） 但是，同样因为无法确定诗歌的上下文，这一推进对残缺的文字保留了游移不定的问号，沙知先生后来发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是作为一个负责的文献整理者对这些问号无法释怀的心情表达。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草”前那个笔画保留甚多的文字补为 “看（？）”字，所惜未达一间：这一字的推进，仍被最后比定的诗歌所推翻。 2005年以来，笔者有幸参予到吐鲁番研究院组织的“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07）中，从事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在数次经眼这一熟悉的文句之后，忽然想到以往整理《张说集》时的类似字眼。通过电脑的检索，确证这一残碎的文字出自附于《张说之文集》卷三中的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这些残存的文字，出现在诗歌的前八句中，兹据《文苑英华》本录文如下（描粗者为文书存留的文字，加框者为笔画残缺字）： 洛川芳樹映天津，霸岸垂楊窣地新。直爲經過行處樂，不知虛度兩京春。 去年餘閏今春早，曙色和風着花草。可憐寒食已清明，光暉並在長安道。…… 由于传世文献的对应，我们可以更为确切地判断的是：1、沙知、吴芳思录文的第一行“新”字是完全正确的。2、沙知先生比定第三行的“看”字，应当是“着”字；文书在“着”、“草”之间，本当有“花”字，应是抄写者疏忽而遗漏了，这也从一个角度帮我们判断这一文书作为书法或诗歌临习的抄本性质。3、第二、第三行头上遗留的笔画，应该是“度”字的左撇、“和”字的右半——这一残片实际残存有笔迹的文字，是3行、11字。 至此，这一高宽仅为14.6×10.1cm的残片，为我们展现了大唐帝国开元、天宝时代的君主李隆基在西北边州地方文学影响的实际存在。 （二）日本书道博物馆玄宗诗残片的发现与缀合 无独有偶的是，流失在日本的吐鲁番文书中，同样属于玄宗诗的残片也在2005年重光于世。 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出版的同时，以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1866-1943）一己之力创办的书道博物馆，在这一年也出版了几乎全部的写本文书，这便是由矶部彰编集的大型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在《集成》所收228号的作品中，出自中国的就有178号。长期以来，作为私人藏品，书道博物馆的部分文书只在一些图录和展览中零散地公布、发表，学者无法窥其全貌；而其中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被中村不折作为古代书法的遗品大力收集，更成为学者从事研究所期盼的宝藏。 经由广中智之博士联络，矶部彰教授于2009年年底将这一珍贵的非买品文献寄赠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使笔者得以一睹100年前由西域流散出去的1000年以前的大量文书。 《集成》中题名为《月令》的第130号文书长达2903毫米，便是一份从未公布的重要文献。该号卷首有题签：“吐鲁番出土唐人墨迹，宣统辛亥嘉平月，素文所藏，四十四。”可知为清末新疆监理财政官梁玉书（字素文）在宣统三年（1911）得自吐鲁番的旧藏。它由至少15个残片组成，其中的第一个残片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残片，可能在出土之前长期叠压而被粘连在一起，其实它们的字迹完全不同。左边的一片是一个性质不明的残损名簿，右边的一片高宽亦仅为19.0×11.7cm，存字3 行、12字（另有残字4），录文如下： 一 ]□□芳□影天津霸岸 二 ]□樂不知虛 三 ]□曙色 後缺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玄宗诗残片 （《集成》130） 因为有过对英藏玄宗诗残片的释读经验，因此其笔迹和文字内容的一致性，这一日藏文书也很快被笔者比定为唐玄宗诗歌《初入秦川路逢寒食》的残片，文字属于该诗的前六句： 洛川芳樹影（映）天津，霸岸垂楊窣地新。直爲經過行處樂，不知虛度兩京春。去年餘閏今春早，曙色和風着花草。…… 与传世文献的对接，对于我们判定文书上的残存文字是最为有效的。而分藏东西岛国的两件玄宗诗残片，从文字内容上虽然不能互相直接连缀，但从字迹和纸型上，是可以判断并缀合为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的。英藏残片保留的，是纸张的上半部分，其残存的“度”、“和”两字，都书写在纸张齐平的顶头；日藏残片保留的，是纸张的下半部分，而且很明显是在一张纸的开端。这首《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是被抄写者作为第一篇诗歌，从一张纸的开端从头抄写的。按照唐代公文书纸正常的高度30厘米，我们可以将其缀合如下图。  玄宗诗残片缀合示意图 虽然残片的玄宗诗从文字到格式上并不是完全中规中矩，缀合工作受到文字脱讹、抄写不齐的因素干扰，但其为同一文书的不同组成部分，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玄宗诗歌的吐鲁番文书实际上保存了2片、4行、27字（含残字8）。 （三）玄宗诗残片反映了吐鲁番文书的近世流散史 这两件残片的流散和分藏，是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早期被发现的命运相关的。 19世纪末期开始，东西方列强的探险队纷纷涌入中国的西北地区，从事无视中国主权的掠夺性考察。吐鲁番地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先后遭受到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和英国的盗掘，以及由他们高价收购文物导致的当地民众挖掘热潮。 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探险的报告书《亚洲腹地考古图记》（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1928）中,记载有关吐鲁番高昌城的文书时，这样写到： 当时，由于村民到这里来挖肥料或古物时，加上一些不知保护文物的人的挖掘，这个遗址已经在迅速地毁坏。……自那（引者按，指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挖掘）以后，破坏就更加变本加厉了。我上面曾提到，村民很快意识到，把文物和手稿卖给考古队等能够获利，破坏的过程加剧了。离这里很近的乌鲁木齐成了一个便利的文物市场，而有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文物贩子甚至可以同欧洲的贸易中心直接进行交易。 直到1932年，在他总结四次中亚探险的著作《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向达中译本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于这一吐鲁番文物盗掘、买卖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自从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 of Berlin）的格伦威得尔、勒柯克两教授先后在此发掘得到丰富的收获以后，当地人于是也希望弄到有价值的写本和古物，以好卖给迪化的欧洲旅行家一类的人，偶然也卖给中国的收藏家，因此毁坏的工作为之大增。这一类出品数目自然也很可观。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到那尘沙堆积较深未被前人发掘过的遗迹去找为比较妥当。 毫无疑问，是包括斯坦因本人在内的外国探险队推波助澜，导致了这一吐鲁番文物在早年发掘中的盲目破坏和文物流散。 此期在新疆的中国官员，也都有一定的文物雅好。在这样一个文物哄抬的环境中，他们原本的收藏活动也受到抑制。如在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担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楠字多作枏、枬，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就是大量收藏吐鲁番写本文书的爱好者。在他曾经收藏的文书题跋中，多次表达了对于列强哄抬造成的变态局面的愤慨： 高昌佛经得长卷者甚稀，大抵多出古墓中。六朝人率以佛经殉葬。土人掘得者，往往剪碎，零售东西洋游历之士，希得重价。素文此卷虽不完备，殊可贵也。晋卿。庚戌（1910）十二月十二日。（《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七） ……在余初新疆，土人特大卷求售，无人过问。余每以贱价得之，自英法日本游士出重价购买，价遂踊贵。又多将全卷割裂星分，售遂少全经。可惜亦少恶也。癸亥（1923）仲夏陶庐老人识。（《六朝写经残卷》题跋） 割裂文书以求善价，并且多卖给出价高的外国人，这是在文物流通过程中导致原本并不完整的文书更为破碎、流散海外的重要原因。 紧接着的厄难是：即使部分为中国人所得的吐鲁番文书，在随之而来的国难中，也都被纷纷出手，捆载外流，最好的例子也还是王树楠和梁素文。 当他们开初在新疆收集到精美的文书之际，以及将它们携归内陆之初，都有请友朋在一起欣赏、题跋的活动。这些题跋还往往以能留住国宝而欣慰无加，如： 去岁有东人欲以重价购此卷者，余曰：佛言护此经如护眼目，宁舍身命。君休矣，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也。晋卿。（王树楠《北凉写经残卷》十九题跋） 右回鹘文残经，出吐蕃（吐鲁番），为素文先生获于新疆者。曩见法国人柏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回〔鹘〕文经卷，如巨箧云。当时购于新疆，论斤计直，柏君乃麇载归于巴黎，至可悯惜。今素文犹得宝此残经，不至同归域外，亦大幸事也。甲寅（1914）五月，惇融并志。（罗惇融《回鹘文残经》题跋） 但是，以上的庆幸其实并没有延续太久。王树楠和梁素文的大量敦煌、西域文书最终还是流散到了海外。处于强邻环伺、国家动荡而民生维艰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变卖“长物”。以上所引的文书题跋，都题写在后来流散到美国和日本的吐鲁番文书中。 反观玄宗诗残片的收藏情况，无疑也正是以上这种流散形势的明证。 斯坦因所得的玄宗诗残片，标记为Kao，即高昌故城所得。陈国灿先生在整理和研究这批高昌故城文书时，有这样的分析： 对这批唐代文书，斯氏除了统标以Kao外，没有标出具体的分区出土地点号。从某些文书内容和被剪形状看，使人怀疑有的恐怕原出自墓葬，可能为斯氏搜购而得，乡民误称出自高昌古城，因而被斯氏编为古城出土物。 这一点，在斯坦因本人的记载中，也并不讳言： ……我还要简单说一下，我在前后几次到喀拉霍加（引者按，高昌故城所在的村庄名）来的时候，从当地农民手里和小商贩手里购得了一些东西（小商贩的文物是从当地农民手里搜集来的）。……它们大部分无疑像卖主说的，是他们在亦都护城（引者按，指高昌故城）挖肥料或挖宝的时候发现的。它们的性质也支持这种判断。但有几件文物有可能是从阿斯塔那那面积广大的最近被洗劫的墓葬中得来的。卖的东西数量不多，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离开吐鲁番的时候，挖肥料的最佳季节才刚刚开始。但也有可能有些为欧洲买主搜集文物的商人曾先于我来到这里。 由上记载可知，英藏玄宗诗的残片，是1914年底斯坦因在高昌故城盗挖，或者收购自当地村民的手中。 而日藏玄宗诗的残片，则如上所说，是先由梁素文获得，最后又转售给了中村不折，成为书道博物馆的藏品。 它们原本的分离，可能在当时已经破碎，当地村民在挖掘中遗留了部分碎片在遗址中，为斯坦因所得；也有可能是如上所记载，村民为了牟利而将这些残片“割裂星分”，出售给了不同的买主（这两片文书并未直接连缀，其间或许还有另外的残片，或者出土以前它们原本就已自然分裂）。 在早期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流散过程中，一件文书被分藏多处，似乎是文献存在的常态。玄宗诗残片的这一分离保存，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主权沦丧的形势下西北文物流散的缩影，是吐鲁番文书的“伤心史”。 二 玄宗诗残片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意义 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是玄宗开元十一年自洛阳北巡潞州、并州，由河东返回长安途中，遇寒食所赋诗歌，诗云“去年馀闰今春早”，以开元十年闰五月而言。从这年的正月到三月，玄宗巡幸太原等地，与扈从群臣赋诗唱和，不下十首，可见其热衷诗赋、推行文治之功。这些唱和的诗作在当时一定被排比编辑，如中宗时代的《景龙文馆记》那样，成为“集会总集”。这种集会总集在当时也一定是广为传抄的，因此玄宗今存诗歌的文字多有不同。以《初入秦川路逢寒食》为例，将宋本系统的《文苑英华》和影宋椒花吟舫本《张说之文集》相对照，有些文字的区别就改变了诗歌的含义，如《英华》本“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张说集》则作“公子途中方蹴踘，佳人馬上發秋千”，对寒食风物的描写，意味就大不一样。 如今，我们又在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玄宗诗的抄本，除了其本身的文字不同印证我们对写本时代诗歌流传的印象外，其文学史的意义自然也大有可观。 （一）诗歌作为范本而接受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根据其力求工整而又稚拙的笔法，以及文字抄写有夺漏、有俗字的情况看，是与吐鲁番文书中唐西州地区的儿童习字非常相似的。再从目前透视纸张背面的情况看，一方面它与一般儿童习字用废弃的公文书背面作练习还不一样，而是用正规的纸张认真抄写；另一方面，这一抄写在当时被妥善保存，也没有再次利用其背面做书写，体现出对抄写玄宗诗的尊重态度。因为残存的篇幅太少，它究竟是玄宗本人的诗集抄本，还是玄宗时代集会总集的抄本，我们尚无法准确地判断其性质，但它是从某个书法更为美观、文本更为规范的写本中抄写所得，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在唐代西州流传着作为习字或者诗歌练习的玄宗诗范本，应该是可以定论的。 以往我们在敦煌文书中，也发现过当时流传的玄宗诗歌，如P. 2555背面的《御制勤政楼下观灯》、P. 3986的《玄宗题梵书》、以及是S. 3872一说为玄宗诗作的《傀儡吟》。如今，玄宗诗在更为遥远的边州出现，且作为范本被抄写，更体现了玄宗作为诗歌创作者本身的普及影响。唐诗的研究者已经多方揭示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唐初的几代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等热衷诗赋的关系。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所论： 有唐吟业之源，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 这里表彰了太宗（文皇）与玄宗在唐诗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特别强调了他们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在唐诗发展中的导向。现在玄宗诗在敦煌、吐鲁番的相继发现，便成为这种诗歌艺术影响的实证。 数年前，我们曾经从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了第一件用古诗作为习字范本的文书，对于其文学史的意义，论述说： 用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却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新的风尚，那就是对诗歌的爱好，成为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唐代西州的古诗习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我们显示了贞观十四年（640）才纳入唐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最偏远的边州，教育体制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将诗歌的学习作为范本的现实；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韵文史上的高峰——唐诗，理解在那个时代能够出现李白、杜甫这样伟大诗人的社会基础，无疑是最好的写照。 玄宗诗残片作为范本在吐鲁番的出现，不仅是玄宗诗本身从敦煌向西域的地域延伸，更是大唐盛世的诗歌学习风尚在西北边州上行下效、普遍流传的明证。 （二）诗歌因为政治而传播 事实上，玄宗诗歌残片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我们对于唐代社会中文学流传的认识。 过去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作为范本的六朝咏物诗作时，就曾对其反映唐初诗歌的南朝化风尚有所分析。这次在书道博物馆发现玄宗诗残片的同一卷宗中，也出现了唐写本的梁武帝萧衍《会三教诗》、梁简文帝萧纲《新亭应令》等诗残片，作为南朝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流传无疑也增进了我们对唐诗发展过程中这种南朝化倾向深远影响力的认识。后世公认的诗歌典范作品，与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一时传诵的作品是有着距离的。非文学的诸多因素影响着文学的流传。 玄宗诗歌在吐鲁番文书中的出现，也一样体现了非文学因素对传播的左右。虽然我们强调太宗、玄宗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以及作为倡导者的影响力，但是其在当时的流传，并非真的因为它们是唐诗艺术高峰的体现，而更多地是政治的因素统摄了传播的渠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其他唐代具名诗人的作品在吐鲁番出现，这当然是可以用偶然性来做解释，但是与玄宗相关的作品在吐鲁番的出现却并非个别现象。如同样在20世纪初期由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挖掘出土的唐写本佚名《驾幸温泉宫赋》，一个世纪后由张娜丽女士从十几个残片中拼合出来。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前后每年十月、十一月赴骊山温泉宫，与群臣吟诗作赋，史有明文，敦煌文书P. 2976、P. 5037和《文苑英华》卷五八分别有刘瑕、林琨的同名赋作。吐鲁番出土的《驾幸温泉宫赋》也是其时文人所作之抄本，它的抄写反映了西州人士对描述皇帝巡幸生活同样的津津乐道。此外，黄文弼1928-1930年在吐鲁番考古期间，于雅尔湖旧城挖掘出土的《为开元皇帝祈福文》，虽然非常残破，但是根据其中“奉用庄严开元皇帝陛下”的用语，可以推测为“寺庙僧侣为唐玄宗《祈福文》残片”。以上这些围绕唐玄宗而存在的吐鲁番文书，毫无疑问是作为帝王的至高权力在文学方面起到了作用。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反观这些文书，我们可以说：玄宗诗及其相关作品在吐鲁番的出现，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在边州地区的表现，是中央集权社会最高统治者被整个社会所膜拜的表现，也是唐代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被广泛接受的表现。 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发兵灭高昌国、建立西州以来，吐鲁番盆地再度成为与中原一体的地方边州，成为唐代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张广达先生曾经在其名作《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精辟地概括说：“唐以取西州为开始，经过百余年经营，到8世纪中叶，早已在西州以外地区发展了某种胡汉军政体制。”这个百年经营的顶峰，正是唐玄宗开天盛世，是唐代政治、军事等硬实力在西域地区最为鼎盛的时期。帝王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化建设，作为与这一武功相表里的文治表现，必然会在历史中发生、由文化的核心地区向其周边扩散。 过去，在吐鲁番文书没有被发现之前，我们常常引用的唐代文化软实力在西域的例证，是被《宋史·外国传·高昌》转载下来的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981-985）北宋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的《使高昌记》。它记载了仍然保存在回鹘王国中的唐代文化影响： 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高昌即西州也。……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馀二社、冬至亦然。……佛寺五十馀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 在唐代灭国七十多年后，从伊州（哈密）到西州的回鹘地区仍然保存玄宗的诏敕、御札并沿用开元七年历来看，可以证明玄宗时代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 如今这一正史表述，也由吐鲁番出土文书做出了同样的明证。也许将来的吐鲁番文书中文学作品的发现，会淹没这首先暴露出来的与玄宗相关诗文的突出性；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是作为诗歌帝国的唐朝，在文学表现上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的存在。 三 余 论 玄宗诗残片在吐鲁番文书的被发现，为我们从并非刻意保存的历史文献还原社会现实提供了可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它提醒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区别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关注非文学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于文学影响的存在。 首先，我们并不能按照古今一揆的方式来对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做想当然的比定。1960年代在新疆博物馆发现的《坎曼尔诗笺》，无疑就是这样一种以今人文学观念来要求古人而流传的假文物。这一作伪的文书让一个叫坎曼尔的元和诗人写了一首《忆学字》来表达“李杜诗坛吾欣赏”的诗歌艺术观念，让他抄写了白居易的《卖炭翁》来体现对立的阶级斗争观念。我们不必考虑作伪的其他科学鉴定，即从文学史的立场，对其中用后世不同时期形成的对于李白、杜甫齐名的诗学观念和以斗争哲学来考量白居易的价值评判，也能审定其值得商榷的疑窦。 其次，我们也不能用纯文学的观念来揣测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途径。玄宗诗歌的流传，按照后世的纯文学标准来对待的话，它就难免宋代以后逐渐淹没、最终必须从宋本《张说之文集》的唱和附诗中重新辑录的境地。但在当时，它以一种政治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背景而传抄全国、影响周边，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有着“寂寞身后名”的伟大诗人。 第三，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永远也不能被研究者所漠视。我们曾经想通过伪造的《坎曼尔诗笺》来证明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当伪证脱离了文学基本的传播原理时，作为历史的描述也只能蒙受羞辱。而历史自有其明证存在：在分藏海外的玄宗诗残片被我们检出之际，它所体现的唐代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政治意味，远远超出了伪造作品想要达到的目标。甚至更远——当类似《兰亭序》这样为唐代帝王所推崇的书法与文学兼美的典范从和田的唐代文书习字中被揭示出来的时候，西域历史的丰富性更让我们刮目相看！ 因此，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的研究，在西域干旱的土地下，丰富的蕴藏将是我们永远的期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