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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画家，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当你面对这样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问题，请不要觉得奇怪。看过奥尔罕·帕慕克的这本《我的名字叫红》的读者，就能够了解，“风格”对于十六世纪土耳其的细密画家来说，是一件多么具有争议、充满矛盾情感的标签。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当代最著名小说家，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据说是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由于这样独特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在他的小说中“都有一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帕慕克6岁起就开始学画画，尤其是钟情于伊斯兰世界的古典绘画，这些经历和文化积淀，成就了这部小说特别的题材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细密画是基于伊斯兰民族独特审美习惯的艺术形式。13至17世纪在波斯文化影响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波斯细密画，是伊斯兰细密画的主要代表。 波斯细密画追求平面空间的视觉享受，运用几何和植物纹饰，并结合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极具装饰性。在空间表现上不采用焦点透视，而是使用平面构图——小说中解释了这种构图的宗教意味，乃是从真主的视角俯瞰世界。细密画家终生不断重复练习描绘同样的形象、直至失明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真主眼中的世界，看见安拉永恒的黑暗。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作为一名细密画家，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苏丹的画坊总监，受人尊敬的奥斯曼大师如是说： 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细密画家的身份并不重要。 在16世纪的土耳其，一种观点大行其道：它鼓励画家严守传统，并把风格创新视作背叛信仰。画坊卫道士们把前辈大师放到了一个如此神圣的位置，以至于把他们的绘画的形象看做安拉眼中完美的典型，任何突破这些模式的画法都是瑕疵和对真主的亵渎。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姨夫大人主张仿效威尼斯画师的技法来制作一本手抄本时，坊间甚嚣尘上的非议，观点的冲突最终引发了画师之间的相互残杀。 这种对于传统的执着，也许正是一种文化面对外来入侵时的警觉，一种保持个性不被同化消灭的本能。对于艺术风格的极端排外和保守，折射出当时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对于西方崛起势力的焦虑和恐惧。 每种古老文明都会面临。一味崇洋媚外，舍弃祖先立足之本，最终会陷入自我迷失、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正如书中的细密画师放弃使用多年研习的技法，试图仿效法兰克手法，像威尼斯画家一样创作一幅自画像时，所感到的强烈挫败。但每种现存文明，也都是在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之后，才能适应时代得以存续，而不至成为文化遗迹。 故事的末尾，凶手欲逃往印度，幻想以此隔绝法兰克风格的影响，坚持所谓“纯正”的艺术风格。而他阴错阳差的丧命，除了彰显正义最终得以维护，是否也隐喻着逃避改变最终不过是一条死路呢？ 小说的结尾，苏丹宣称在梦中受到先知的启示，绘画乃是仿效安拉“创造者”地位的亵渎行为。至此，细密画的风格之争，连同苏丹对于绘画的热情，就这样归于沉寂。从赫拉特到拉舍子，从蒙古到土耳其，历代君王对绘画的态度不断重复着这个循环。细密画承载了太多超越艺术本身的意义和苛责，仿佛一道沉重的枷锁，使其发展过程举步维艰。 当我们有幸欣赏到一幅500年前的细密画作品时，请不要忘了这幅作品的华丽精美背后，那一群弓背俯首于画稿颜料间，形容模糊、默默无闻的画师。 他们牺牲自身的视力，以悦他人之目；他们终身隔绝于枯燥沉闷的画坊中，只为向他人呈现那受造于安拉的、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他们的信仰不止是对安拉顺服，更是对绘画的全心热爱与奉献。 这强烈的信仰，就是细密画师独特的风格。 作者简介：Tina，80后天津土著，喜爱文艺的理工女，两岁女儿的妈妈。初学写作，希望每天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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