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min楼主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枯树昏鸦 洛阳'性奴'案中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她们不但不反抗，竟然争风吃醋，为了能和囚禁她们的罪犯睡觉为荣。甚至有的女子竟然变为施害者，将同被囚禁的其他女子打死。最后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对施暴者李浩依然心存恋想，袒护李浩。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源于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绑架案，120小时后，人质最爱上了绑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同样造就了有着深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的庞大人群。在几千年的封闭社会中，统治者不断的加害着人民，不断的踩踏着民众的底线，以至于最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要能够活着，就对加害者心怀感激，甚至为他歌功颂德，加害同伴。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依我看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在人民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中国人虽然古可书信，今可上网，但是都在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内，无法直接和被统治的国界之外联系。虽然这个空间足够大，至今也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依然只是一个封闭的“地窖”。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几千年来统治者不断的强调本朝的各种好处，用心良苦的告诉你中国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剥夺你的自由是不想你学坏，剥夺你的权利是让你减少危险等等。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凶险，每天都有无数人吃人的危险事件发生，外面的人都很坏，没有人会来解救你，都是利用你、害你。在“地窖”里，中国人接受的是一个无法选择的“纯洁世界”。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国外生活，国外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政”，也有“坏人”；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禁锢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禁锢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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