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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罗某笑事件”在各种朋友圈被热议，事件中网友从最初的感动、捐款和转发信息，演化到后来的质问与怀疑，甚至在自媒体中发布不少不堪入耳的说词，舆论一下子炸开了。 撇开"笑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社会中有太多个人或者家庭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大病，尤其是大病附带的昂贵的医疗药费。因此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甚至有的家庭无论如何也筹集不到足够的就医资金，最终无法换取等价的社会医疗资源，默默等待死亡的到来。与此相对的，社会医疗资源的昂贵性又是不变的社会事实。尽管国家有大病救助的政策，但是相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压力远要大得多。我在农村了解到，有的家庭因为付不起前期的几千元的医疗费用，直接放弃治疗或者隐忍延期，直到死神降临，更不用说在几万或者几十万的医疗费用面前了。当然，在政府和社会的努力之下，这些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但却也仍是事实。这样一幅画面，已经成为社会群体共同的记忆。
因为那是一个孩子，是个鲜活的生命。《罗某笑，你给我站住》，试想，又有谁能不感动于一位父亲与一个稚嫩的孩子真诚的亲情互动，“罗某笑，不要乱跑，你给我站住。要是你不乖乖回家，就算你是天使，就算你跑进天堂，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见了面，爸爸也不理你！”这样如花的生命，应该阳光地成长。但是病痛总是无情，人们只能无奈。命运多舛，怎不叫人叹息和感动？ 中国的土壤里混合着大爱，这片土地上成长的社会成员充满爱的情感。都说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情感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成员，“上善若水”、“博爱”、“济世”等文明精髓烙印在国人心中，凝聚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优良品质，国人是富有爱心和善心的。这便是社会互助的基础，然而仅仅有这样一个基础是不够的。 因为熟悉，或许曾经被伤害，或者那个我们要帮助的人就是熟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差序格局”，也认为乡土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熟悉的纽带的带动下更容易生效。因为刘侠风和罗尔认识，所以有“小铜人”公司的力量在背后支持。若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出面帮助的。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捐助和转发量？首先离不开熟人关系。因为一个熟人圈的裂变就可能是无数熟人圈的相继裂变，从熟人到熟人再到熟人的熟人，是一个无障碍的过程。其次，裂变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与离熟人圈中心最近的这些熟人的社会影响力有直接关系，社会影响力越大，信息的波及范围越远。以罗尔和刘侠风的社会地位积累的熟人圈，是有相对大的影响力的。然后，每一个新的熟人圈扩散之后，或多或少信息会传递到那些曾经被类似情况伤害过的群体，或者这些群体中有人被伤害过，惺惺相惜之情，是最微妙的情感，但也是最有力量可能帮助人的情感。因此，我们会发现，在捐助者中常有一部分人是普通人，甚至家庭情况还不如笑笑一家。然而，他们也不尽熟悉笑笑一家的实情，他们只知道“述写的事实”，即求助信息上写出来的事实。当然除此之外，笑笑事件与大众传媒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自媒体爆炸的社会环境下的今天的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无形的力量。信息化时代，网络世界越来越趋向真实的世界，其意是网络载录的事情，几乎与现实社会发生的事情同步，或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正式的——是指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媒体传递的信息；非正式的——在文中则多指自媒体）。 在这样的环境下，困难常在，感动也常在。在困难面前，特别是当个人或者家庭无法应对的困难时，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是值得点赞的，是正义的，有爱的，值得弘扬的。同样，这样的个人或者家庭是应该有求助的权利的，这是这类群体生存的出路。
因为害怕，怕善良被欺骗，怕别有用心之人运用自身便利条件炒作，用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的信息博取社会同情，谋取私利。人心向善，本是好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提倡的，可人们对“被利用”、“善心被欺骗”的事情却是不可容忍的。当这样的事情或者类似这类的事情发生时，单个个体也是无能为力的，唯有愤怒得以宣泄。一旦诸多的愤怒汇聚的时候，就会形成强烈的负面的社会情绪。笑笑事件中，小铜人公司以“每转发一次，公司就给笑笑捐一块钱”的做法，带有一定的“营销”嫌疑，引起舆论讨论也应该是正常范围内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大量金额的集中时。 再者，因为每一个熟人圈里都会有比较，总有更弱势的群体存在，且得不到满足。只要有负面的舆论倾向，立刻会有一系列的人肉，接踵而来的便是漫天铺地的比较。比较是最有说服力的舆论支撑，所以大家就开始来比谁更惨。其实，这也是社会酝酿的或者积压的长期得不到宣泄的情绪。
笑笑事件中，无论舆论怎样激烈，可以确定的是孩子的医疗费用是有保障的。然而，大众的舆论很快就会退去，就如同2014年的“杨六斤事件”，笑笑事件也会慢慢淡化在人海里。而深刻大家内心的则是一个问题，“下次再有捐款的事，咱还捐不？”笑笑事件，教会了社群成员理性和慎重，在慈善法颁布之后的今天，进一步推助社会募捐的理性化、法理化和管理科学化。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募捐或社会捐助的积极性。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捐助款项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 “笑笑”之后，培育了人们在类似情况面前的思考或者质疑思维，在求助面前，捐助行为显得拘束或者非常谨慎，甚至直接不捐或者不理。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在冲击社会心理，挑战社会情绪，而带来的是新的处理类似事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
蓝荣实，男，广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大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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