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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昙花摧城 发酵的预言 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光阴里，安庆人一直被一则预言深深地困扰。 东晋时，游仙诗人郭璞在长江边的群山里，发现了一片风水宝地。“此地宜城”，他面向一片荒芜惊喜地宣称。郭璞不仅是诗人，还被公认为风水大师，然而，千年以降，安庆人始终没能分享到郭璞的祝福，却一再面对倾城丧家的命运。一直到清朝道光年间，人们书写县志时，仍然迷惑不解，他们的故乡“地介吴楚，襟江流儿蔽淮服，天下无事则已，有事辄先受兵。”没有人知道，“宜城”，究竟是一则失误的预言，还是一句善意的反讽。 生死博弈的故事，如同在江水中浮沉的巨石，每隔一段时日就会出现。安庆人对战争习以为常，终于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到咸丰年间曾国藩在安庆城下厉兵秣马之时，安庆人尽管忧心忡忡，却也依然从容不迫。 为了争夺这座长江边的重镇，清兵、湘军与太平军对峙长达八年。数以万计的人马从全国各地不断地涌向安庆，年轻人的尸体很快就会填满异乡的山坳，然而，过不了多久，又会有新的营盘沿着山麓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就像盛夏溢满池塘的浮萍。 从安庆城外眺望，它的周遭像被层层铠甲覆盖，泛着冷峻而神秘的微光。遍布全城的防御工事，瞭望塔以及不断加固的城墙，都会令初来乍到的湘军新兵们瞠目结舌。对于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既恐惧，又向往。 这座城市曾被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周密地营建过。石达开不仅加强了防御工事，还在城中部署过一系列安民措施，“按田亩征粮”，发放“良民证”，甚至规定，商人们只要正常交纳税收，不但不限制自由贸易，还给予种种优待。开放的商业氛围令这座被上万张弯弓瞄准的城市，依然生机勃勃。尽管石达开早已离开安庆，他留下的政令还是被坚定地奉行着，安庆既恃天险，又维持着内部的稳定，这使得它比任何一座单纯的军事要塞都更令对手敬畏。 在营帐中一筹莫展的曾国藩也不知道，为了这座城市，他还要消耗多少时间，葬送多少兵。他和他的士兵们、他的敌人们一道，被帐外静默的月色洗濯着，和那些枕戈待旦的士兵一样，他同样不知道，自己不小心一觉睡去，还能否看到翌日的黎明。 战局每天都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曾国藩原本采纳胡林翼的计划，火速合围安庆，进而可以以逸待劳，吸引太平军的各路援军，各个击破。因此，他在安庆周边布下的天罗地网，甚至远远多于围城的兵力。不料，这次合围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胜利，前来安庆救援的太平军几番急攻不下，最终决定围魏救赵，陈化成率军越过胡林翼合拢时留下的缝隙，直捣湘军大后方。湖北危急，一度令湘军将领们惊慌失措，曾他和他的将佐们又何尝不知道太平军的用意，他已将重兵尽数囤在安徽，大军一旦开拔，不仅前功尽弃，还可能首尾难顾。思忖再三，曾国藩最终还是沉住气，专注于安庆的拉锯战。 为了攻下安庆，曾国藩甚至两次抗旨不尊。朝廷先是要求他派兵北上勤王，到京城迎战英法联军；后又希望他援助溃败的江南大营，保卫帝国的重镇苏州和常州。对于朝廷的调令，曾国藩只能对朝廷阳奉阴违，一面假意调兵遣将，提出一些看似宏大实则难以实施的计划来搪塞，一面又在奏折中据理力争，直陈攻打安庆的紧迫性，“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瓯而下，乃能成功”，所以，“欲复金陵，北岸则需先克安庆、和州。”在他看来，于“理”自己固然应该不惜靖难，为朝廷分忧；于“势”，却不得不集中全力攻克安庆。 即便曾国藩和他的战士们全力以赴，危机依然接连发生。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甚至反扑到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附近，最近时只有十余里。那段时间，曾国藩给四弟的信都写得心有余悸，“自十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他甚至早早地备好了遗书，做出赴死的打算。 这场比拼耐心与运气的较量，最后以曾国藩的胜出告终。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曾国藩等来了捷报。湘军引爆了大量的炸药，终于炸开安庆城墙，全军入城。 经过长达八年的对峙，鏖战，前赴后继的死难，疲惫而兴奋的士兵们涌入安庆，结果可想而知。 跟随湘军入城的赵烈文写道：“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赵烈文只是安庆悲剧的又一个目击者。 “宜城”的预言，经过帝国末日的发酵，被酿得愈发浓烈苦涩。 封喉分疆 郭璞的“宜城”预言，当然不是失误。 安庆是一座生来就注定毁灭的城市，安庆的悲剧，源于中国人的城市理念。 千年以降，中国人营造城市，往往不是从生活的层面进行考察，而是先从权力和军事的角度做出判断——是否依山傍水，是否易守难攻，是否“王气”弥漫……这些首要的指标，体现为城市如何更好地传达权力的威严，如何为权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出发，郭璞的“宜城”预言确实非常合理。安庆扼守着长江下游，前据武汉，后攘金陵，号称“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战略地位优越，易守难攻。 只是，郭璞死后九百年后，这座长江的“封喉”之城才被黄干发现。 宋嘉定十年（1217年），朱熹的女婿黄干上书朝廷，应在桐城的盛唐湾宜城渡以北建造一座新城，作为府治，以便迎击刚刚攻占光州准备大举南下的金兵。 黄干的经营完成了郭璞的夙愿，军事防御的功能塑造出安庆的基本雏形，也为它引来接踵而至的硝烟，“风帆上下，干戈日寻”。 半个世纪后，安庆开始了迟缓的转型，宋景定元年（1260年），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继续营建安庆，全城周长九余里，城高近七米，底宽两米多，顶宽一米多，设五个城门。马光祖如此大肆经营安庆，除了军事上的考虑，还在于他要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的所在地，安庆终于从军事要塞兼具了政治城市的功能。 清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将江南省划分为江苏与安徽两省，前者取江宁和苏州的前缀，后者则拼合了安庆和徽州的名字。九十三年后，安庆迎来了又一次历史转折，一跃升级为安徽省会，一时车马喧腾，人流会聚，大量潜在的物质需求促成了商业的井喷之势，在皖河与长江交汇处的西门外，在城南沿江码头，以及城中的三牌楼和四牌楼区域，徽商云集，形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操着各地方言的移民在城中辗转流动，塑造出这座城市新的活力，日常生活终于从这座森严的城市底层喷薄而出，开始自行改造城市的风貌。 然而，这些断断续续萌动的城市功能，仍然被军事化的定位一再地掩盖。“天下无事则已，有事辄先受兵”，安庆人的忧患感始终未能稍减。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守帅余阙将安庆城墙高度提升到九米，并在环城的西、北两面挖掘护城壕沟，引江水灌入。明朝洪武年间，壕沟继续加深至三米。到康熙年间再次编修《安庆府志》时，修志人已经开始用一些骇人的字句来描述这座年轻的城市，“滨江重地也。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 十五个世纪以前，郭璞只是留下一句浮光掠影的预言。将领、官吏、史官们陆续来到他的预言面前，试图解开这座城市的隐秘。黄干，马光祖，石达开……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困惑：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这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如何让它更加固若金汤，如何在冰冷的防御工事上进展日常的生活，以及，如何完成城市的转型与改造。这些永恒的命题被一代代传递下去。 又一轮倾城的悲剧结束之后，曾国藩端坐在依然弥漫着硝烟的府衙大堂上，面向所有远逝的背影，开始继续解答他的敌人石达开留下的困惑。 新世界的开端 安庆之战不仅令太平天国奄奄一息，它还直接勾勒出帝国未来数十年的政治军事格局。一面是垂垂老矣的僧格林沁、已难堪大用的八旗子弟和蒙古骑兵；一面则是汉族地方军队的崛起。曾国藩和那些在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湘军将领们，将迅速成为各地的重臣和封疆大吏，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桐城派”的后裔自居，读经史子集长大，秉承经世致用的传统，现在也开始正视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力量。那些纵横海上的小火轮，各种式样的洋枪洋炮，都令他们既惶恐又着迷。他们正在闯进一个新的世界。 安庆是这个新世界的开端。 安庆位居武汉和金陵之间，向西可以控制湖南、湖北，向东可以牵制江苏、浙江，进退自如。于是，曾国藩一面派李鸿章率淮军援驰上海，一面令左宗棠攻打浙江，自己则把统治中心转移到安庆。 复兴安庆，成为当务之急。曾国藩立即上《豁免皖省钱漕折》，“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经过长年混战，安徽全省元气大伤，安庆更是首当其冲，据统计和估算，战争也使安庆损失了过半的人口。经过曾国藩奏请，朝廷在安徽境内设置善后招垦局，“如有外来客民，请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紫种，准其开垦，其续价收租，较土著之民一律办理。”此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劳动力，战后，各地的商人、工匠、农民们，开始重新构造城市内在的肌理与结构。 仅仅依靠招垦，显然不足以解决安庆的根本困境，何况，在安庆之外，战争仍在继续，太平军一息尚存，列强又四面埋伏，虎视眈眈，曾国藩踌躇再三，决定赋予安庆新的使命。三个月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用以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并计划试制洋炮、轮船。 在安庆创办军械所，并非曾国藩突发奇想。他也是在解决困扰帝国多年的难题。 咸丰十年（1860年），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首席总理大臣奕就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随即，在京城的演武场上，刚刚重建的神机营的士兵们第一次摸到了新式枪炮，这些杀伤力惊人的沉重器械令拿惯了刀枪的八旗子弟手足无措，而朝廷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推而广之，重整旗鼓。外国军官尚未把这些懵懂的年轻人训练成熟，朝廷要求各地操练新式军队的诏令已经被迅速传达下去。 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练兵的诏令并没有让曾国藩高兴起来，反而加剧了他的忧虑。帝国对新式武器的需求日益高涨，却一直缺乏真正能胜任的军工厂。早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曾国藩就曾上奏应和奕：“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如是分析曾国藩的心态，“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檄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清廷向西方大量采购武器乃至舰船，不仅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更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曾国藩希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自主研发制造新式武器，以图强国之道，甚至可以借此机会通过军事盘活经济。 以安庆作为原点，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希开始了复兴帝国的努力。他们试图用这些舶来的“粉妆”，来掩盖帝国苍老皲皱的躯体，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末世黄昏，支撑它再舞一曲“霓裳羽衣”，不料他们等来的，却是“阳关三叠”。 流散的火种 容闳抵达安庆时，正是这座城市最好的时代，野心勃勃，蒸蒸日上。容闳为安庆军械所设想了更具战略性的未来，他告诉曾国藩：“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对于执迷于“特别之应用”的曾国藩，这些话无异于醍醐灌顶。他立刻拨款68000两，委托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设备，希望真的能在未来将安庆打造成“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 可惜造化弄人，两年后，当这些机器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口岸时，军械所早已搬离安庆。 军械所的搬迁与太平天国的覆灭有关。同治三年（1864年），金陵被湘军攻克，叱咤风云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覆寿终正寝。那些曾经宣称永远效忠于洪秀全与上帝的流民们，急切地用刀刃剜下刻在脸上“太平天国”的刺字，人们急于和一个逝去的时代撇清关系，而安庆的时代，也在这场庶民的躁动中走向终结。 湘军的决定性胜利，令安庆保持千年的军事优势瞬间瓦解。太平天国不复存在，帝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再度移回沿海与边陲，以便继续应对那些来自国外的入侵者。地处内陆的安庆，不再是遏制湖北的要塞，金陵也不再需要她来拱卫。它的意义已经告一段落。 荣升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法定的办公地金陵。金陵拥有安庆所不具备的更多优势：金陵不仅有六朝古都的城市基础，富庶繁华的江南腹地，还扼守长江口，毗邻上海，能够更方便地发展商贸，引进新科技。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把公署迁往金陵，他为安庆创办的军械所，也很快被连根拔起，沿江直下，更名为金陵制造局。 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最终都留在上海，搬进刚刚合并落成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久，一艘长达18丈的木壳轮船在上海诞生。试航当天，曾国藩再次站上船头，满怀踌躇地构想着中国的将来，“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欢呼雀跃的人潮大多并不知道，这片在上海燎原的火焰，最初采撷的，其实是安庆的火种。 飓风过境 军械所搬离安庆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座已经创办四年的军工厂，居然没能与这座城市产生多少实际的关联。关于军械所的一切人与事都是舶来的——引进的是西方科技和新式舰船；经费主要来自湘军军费；雇佣的近百名工人，基本是湘军士兵或者从湖南招募来的工匠；而安庆军械所的技术人员，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都是无锡人，吴嘉廉是江西南丰人，主持小火轮制造的负责人蔡国祥则是湘军水军统领。他们都与安庆无关，随着军械所的迁移，他们也很快离开这里。他们没来得及为安庆留下些什么，没有将它变成一座呈现出现代风貌和规模的城市，也没有来得及为它培养一批本地的人才。现代化之梦像龙卷风一般席卷过安庆苍凉的土地，甩在身后的，仍是一片寂寥的荒芜。 事实上，安庆的过客们并非没有长远的计划，只是在安庆时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到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后，徐寿才来得及施展他的全部才华：“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他的这些周详的计划在安庆根本无暇实施，造船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何况，安庆也有先天的问题，这里毕竟地处内陆，信息不畅，专业人才稀少。在安庆，徐寿连一些基本的文字资料都找不齐，能从朋友们那里得到的帮助更加有限。毕竟，安庆只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内陆城市，刚刚从硝烟中醒转，依然气喘吁吁，自顾不暇，哪里容纳得下他那些恢宏的理想。这一点，冯桂芬看得很清楚，曾国藩也曾力邀冯桂芬到安庆，却被他明智地以路途遥远为由婉拒了。后来，直到军工厂一路搬到上海，冯桂芬才终于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 主持制造火轮的总负责人蔡国祥面对过同样的疑惑。在攻克安庆的战役中，湘军修筑大坝，引内湖将安庆东门变成泽国，蔡国祥率领水军攻城，立下过赫赫战功。奕执意购买“阿斯本舰队”时，蔡国祥还被曾国藩提名为统帅。然而，在安庆，蔡国祥看不到多少希望。世界战争早已进入海洋时代，他和他的舰船还是只能在江面上颠簸。他的理想要搁置到十年之后，福建马尾造船厂造出中国第一艘巡洋舰“扬武”，那时，沈葆桢将以它为旗舰，训练海军编队作战，业已老去的湘军名将蔡国祥才会被再度想起，直到那时，他才真正获得舞台，才有机会直面海洋。而这个舞台，是安庆永远都无法提供的。 安庆无疑为她的过客们孕育过希望，只是灿烂而又短暂。它很快就失去了对帝国最后的吸引力。所有军事化城市的先天不足，都在安庆显露无遗。 战事所迫，军事化城市必须快速营建，并且全面为战争服务，城市的其他功能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但是战争一旦结束，或者出现转机，日常生活的内在需求就会溢出城市，当城市不能成为生活的庇护所，则势必难以持久。 大量资金拨款的快速涌入，也是军事化城市的致命伤。巨额资金确实能极快地堆砌起城市的气象，然而，这种气象不是按照城市的内在逻辑自然生长出来的。它总是容易被赋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形成揠苗助长式的地域风貌，它在战时越强大，在战后就可能越脆弱。军事化城市终有复归日常城市的一天，如果在转型过程中缺乏周详的规划，那些泡沫般的繁华，很快就会凋零陨落。 当然，军事化的城市并非一定不能持久，只是需要面对残酷的转型，发掘出新的增长点。帝都北京就将军事化与城市实用功能结合得极为熨帖，军事立国的满清王朝，通过八旗制度来分隔城市，从外围守卫京城。这种充斥着军事思维的城市营建方式，并没有与北京固有的传统坊市格局产生冲突，生活的需求也没有遭到军事逻辑的过度干扰。北京因此得以维系内在的平衡。毕竟，城市不是一片联营，更不是演武场，归根结底是为生活而造。只不过，与北京相比，安庆则更像一个要塞城堡，当时代发生位移，它也会在转瞬之间失去意义。 而安庆军械所的故事，也注定要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一再上演。 城市世纪的门槛 安庆刚刚重新蓄积起来的力量，因为这次迁徙而被掏空。安庆的营建，尚未来得及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层面，就戛然而止。军事工业的创办，商业的复兴，曾给这座传统的军事重镇注入新的能量，得益于现代化的助力，安庆原本可以完成史无前例的城市转型。然而，一旦这些现代化的骨髓被残酷地抽离，失落感足以击溃城市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自信心。 安庆后来也兴建过一些小型军事工业，如火药局，修理制造局、军械局。然而，它们的影响力仅限于地方。 即便作为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安庆也几乎无所作为。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安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城中迅速挤满了各国的洋行、公司，商业的进程出人意料地迟缓，日本东亚同文会在《支那省别全志》中点明了安庆的尴尬处境，“虽已与英国缔约作开港之预备，然卒未实行。商业不振，实为主因。”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它们能更加快速有效地消化来自西方世界的诱惑与启迪，安庆则随着所有内陆城市一道，在这一轮洗牌中被仓促地遗弃，就像大溃败时那些被抛弃在战场上的伤兵。 徽商的失语同样加速了安庆的衰落。面对西方产品和新式经营观念的冲击，徽商最终败下阵来，这种依靠家族关系和古老的契约维系的商业形式也随即崩塌。尽管徽商们在家财万贯时也不曾给予故乡多少实际的回馈，只留下一些富丽堂皇的老屋与牌坊，但是，至少那时，他们掌控着帝国的中心城市，没有人敢于忽略安徽的存在。而当他们的身影逐渐隐遁进历史的风尘中，安徽在帝国版图上的塌陷已不可避免，首当其冲的安庆更加无力回天。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庆才开始重启现代化进程，沈曾植在安庆督办制造厂，创办发电厂，不料，电厂也一波三折，因为耗资严重，很快就被迫改制。三年后，电厂终于引进英国制的大功率发电机及相关器材，城中开始造电线杆，改良路灯，然而，电厂依然负债累累，需要长年偿还债务。直到民国，安庆仍然在男耕女织的迷梦中乐不思蜀，军事工业最终没能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尽管它被后来的许多城市视为榜样和标本，它自己却终日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只有依靠回忆才能防腐，才能保持住当初转瞬即逝的笑意。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太平天国的余脉能在金陵延续多年，如果安庆军械所完成了更多的军事实验，进一步扩大了制造和经营的规模，这些军工业的成果会不会最终渗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会不会对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今日中国的城市格局？ 但历史从不存在假设。在安庆，自称天主次子的洪秀全，没能像摩西那样用权杖劈开突围之路，石达开、陈化成和李秀成们，也没能统帅他的士兵们找到被许诺的天堂，信仰的力量全然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怀疑和嫉妒。天平天国将最后的赌注葬送在安庆，曾国藩复兴帝国的希望也错失在安庆。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城市，最终在时代的转折中归于沉寂，被时光彻底消磨了思变的锐气和决心。 在新的城市逻辑之下，“宜城”的预言也终于失效，军事化定位已被弃置，新的游戏规则却又难以嫁接上安庆的轨道。一千多年前，人们用三天三夜的大火来侮辱并诋毁一座城市，其实，倾城的悲剧尽管惨烈，却未必致命，因为废墟反而更能加剧人们重建城市的决心。对城市的毁灭性打击，是对它的遗弃与漠视，没有人相信，一座失语的城市还会有勇气证明自己。 自然，我们也不可能奢望曾国藩会关注一座城市的命运。在曾国藩的时代，城市随时都可以征服，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重新规划。与天下兴亡相比，一座城池的命运，实在算不得什么。何况，中国人似乎对营建城市一直缺乏热情，尽管早在《周礼》的时代，就对城市规划有过明确的描述，“左祖右灶，面朝后市”，但那些字句也只是对纪念碑的存在形式作出界定，人们会为了帝王而大肆营建皇宫，人们也可以捐出大笔资金来修造寺庙、佛塔、园林，却从来无心打理一座城市。吸引中国人的，是城市的局部细节——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是否适得其所，纪念碑是否能妥帖地承载营造者的心意，人们很少移开自己专注的目光，将视线抛向更为辽阔的城市空间。在帝国的传统意识里，这些样貌上大同小异的城市，不过是为了安置民众，征集税收，以及维持稳定。城市对国家、对时代的力量，尚未真正显现出来。城市的世纪，仍然远远没有到来。先行一步的安庆，注定要曲高和寡，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理想的殉葬者，因为它和它的营造者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在城市世纪的门槛边，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中国人对现代化刻骨的热忱与执迷，要到下一代人手中才能开始实现。 盛开的余味 安庆正像被投入镜湖中的一粒石子，在它落水的地方，一圈一圈地展开过漪澜，甚至蔓延到每一个角落，动摇了正片平静死寂的湖面。但飞石终究将沉入湖底，而动荡的湖面也终有一日要回复平静。对一片湖水而言，相对的平静以及由风拂起的微澜才是常态，投石问路是太多偶然也充满风险的事情。人们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其实也是如此，微澜是最自然的状态，很少有人真的愿意接受频繁降临的意外惊喜，因为惊喜背后很可能尾随着突发的悲剧。人们因此，遗忘了安庆，尽管它曾作为震源，撼动过一个时代。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无视安庆的存在。安庆之路曾深刻地影响过中国，在安庆，近代工业喷薄而出，尽管她仍披挂着军用工业的画皮；产业工人也开始从军队中脱胎出来，尽管还没有剪断脐带，可是新的职业与生活方式毕竟开始出现，曾经主导帝国商业格局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被这些冰冷的机器取代。安庆的时代逝去之后，李鸿章曾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总结洋务运动的早期进展，并描述了一种真正可期许的未来：“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技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数十年后，中国真的出现了一大批李鸿章所召唤的真正的实业家，他们在振兴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各自的城市，借助现代化之力塑造新的城市风貌，中国人从“单一职业社会”进入多元化的生活……那些潜伏下来的理想，那些从安庆播迁出去的蒲公英一样的种子，在南通，在天水，北碚，在西康，将被历史生动地演绎。 直到那时，当人们面对那些如火如荼的城市实验时，或许才能理解，昙花一现的安庆之于整个中国的意义。 以上文字转载自张泉著：《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17页-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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