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德与茶道

茶德与茶道是中国传统茶礼中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所谓茶德，是在饮茶活动中把传统茶礼同社会生活中的传统美德糅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和精神境界。茶道则是将与饮茶有关的各种条件（包括茶的品类、用水、用具、烹煮方法和品饮环境等等）综合运用提升而形成的合乎科学、卫生、美感要求的技艺、方法、规则。茶德与茶道的巧妙结合，使得饮茶活动真正成了一种能够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的享受。

中国人讲茶德由来已久。传说东晋时的吏部尚书陆纳，为人俭朴，一次接待卫将军谢安时“所设唯茶果而已”。陆纳的侄子陆俶，怕怠慢了这位显贵，私下准备了“珍馐必俱”的筵席，给谢安以丰盛的款待。谢安走后，陆纳将侄子打了四十大板，责备他玷污了自己一贯生活简朴、崇实尚俭的美德，这是以茶修德、借茶明志的一个典型。在唐代，有许多人通过阐发茶的本性，进一步明确地向饮茶者提出了一种道德要求。他们认为“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斐汶《茶述》)。就是说，茶的品性清雅、淡泊、高洁，饮后可以使人消除烦恼，心境平和，它超越其他饮料而独具崇高标格。他们把茶的功用归结为“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意，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饮茶《十德》）。所以，他们要求饮茶者也应该是“精行俭德之人”（陆羽《茶经》）。以求人品与茶品相适应。在明代，有人进一步提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使佳茗而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屠隆《考桀余事》）。意思是说:饮茶最适合于那种修身养性，勤俭简朴的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领悟茶的灵性，应用茶的妙理，否则就像用上好的泉水去浇灌野地的荒草，用得不是地方了。

　　

这种基于茶的本性而提出的茶德观，还可从千百年来民间广泛流行的茶酒相较说中得到一些解悟。如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写成于唐宋之间的变文《茶酒论》中，茶对酒说：“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佛名），奉献观音（菩萨），千劫万劫（佛教经典中所讲的劫难），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以后，令人只是罪深。”明人冯梦龙辑《广笑府·茶酒争高》中，茶对酒说：“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兴更堪夸，亡家败国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饮茶。这其中对酒的砭责和对茶的称颂。未必都很公允，但却可以看到人们的一种心态：茶可以成事，酒往往足以败事，这正是人们讲究茶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作家艾煊写的《茶性》一文，对茶酒的品性作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对比，从中可以进一步领悟“茶德”观者所持观点的深刻内涵。其中写道：“茶和酒是千岁老友，但两人性格绝然相反，一个就豪爽、狞猛、讲义气的汉子，一个是文静、宽厚、重情谊的书生。茶为内功，无喧嚣之形，无激扬之态，一盏浅注，清流，清气馥郁。友情缓缓流动，谈兴徐徐舒张，渐入友朋知己间性灵的深相映照。酒为豪狂式的宣泄，茶为含蓄蕴借式的内向情感。酒入大脑，可产生摧毁性的强刺激，茶具有舒缓的渗透性，潜入全身汗囊毛孔，缓缓生成温馨抚慰效应。酒，饮前清香诱人，饮后浊气冲天，污及四邻空气。茶，饮前淡淡清气，渗透人体，弥漫于不易觉察的周围空间。”这里没有古人那种礼仁、道义之类的道德术语，但透过字里行间却可以使人深深感受到茶所具有的那种平和的、舒缓的、潜移默化的深沉的功力。这多么酷似人们追求的那种与人为善、平等相待、感情融合的理想的人际关系。

　　

新的时代精神给茶德注入新的内容。近年来，中国茶学界一些人在总结中国几千年饮茶历史、各民族饮茶习俗和文化传统包括各阶层人们对饮茶目的的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中国茶德的内涵及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意义。著名茶学家庄晚芳先生提出，中国茶德可以归结为“廉、美、和、敬”四字守则。四字的具体含义是：

　　

廉——廉俭育德：清茶一杯，推行清廉，勤俭育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美真康乐：清茶一杯，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

　　

和——和诚处世：清茶一杯，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爱为人：清茶一杯，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也有一些茶人主张中国茶德可以用“理、敬、清、融”来表述。“理”：以茶引言，理智和气；以茶理思，益智醒脑。“敬”：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敬长亲友，以茶传情。“清”：以茶代酒，清心健身；清茶一杯，廉洁奉公。“融”：以茶议事，祥和融洽；以茶叙旧，和睦友谊。

　　

倡导中国茶德，意在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君子之交淡如水，清茶一杯可人心。”以茶的品性来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茶道，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踪迹可寻。现在许多年轻朋友看到日本的茶道表演，每每倾羡于日本民族这种高雅的礼仪，殊不知日本的茶道恰恰是从中国引进的结果。日本的《类聚名物考》一书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南浦、昭明是日本的高僧。他们于日本的正元元年即我国南宋理宗的开庆元年（1259年）到浙江余杭经山寺学佛，归国时将学到的径山点茶法和茶台子等茶道用具带回崇福寺，从而使日本茶道在遣唐使传回的茶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充实。不过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远远没有后起的日本茶道那么程式化、规范化。在中国，甚至连茶道这个词的内涵是比较模糊而且变化不定的。如在历代茶人的诗文中，提到茶道的虽然不少，但它们的含义有时是指社会形成的一种饮茶风尚；有时是指饮茶的礼仪程序；而更多的情况是讲的烹饮技艺和品茗境界。所以在中国一般都把类似日本茶道的待客方式称为茶礼或茶艺。

　

从茶礼、茶艺的角度看问题，中国茶道重在品味茶的精妙，并由此达到友朋之间赏心会意的目的，所以中国茶道一方面有如日本茶道中的“四规七则”（“四规”即“和、敬、清、寂”；“七则”主要指茶、水、火等烹茶的条件和品饮的环境），既强调“精行俭德”、“廉、美、和、敬”之类的茶德，也讲究品饮的功夫，尤其注意追求一种恬静、淡洁、清幽的雅趣。宋代诗人欧阳修《尝新茶诗》：“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苏轼《石塔寺试茶诗》：“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其中新茶、甘泉（蜀井）、洁器、佳客（可人）、天气（丽午）等等，正是形成这种雅趣的条件。这里有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而明代一些人对人的因素尤其讲究。《茶疏》作者许次纡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意思是说：在宾客很多的情况下，一般只宜举洒对饮；对初来乍到、相识不深的客人，可以用茶，但也只须用平常的茶水相待；唯有对待相知甚深、交流思想无拘无束的友人，才可以举火烹茶，品茗助兴。《茶录》的作者张源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就是说，一人独饮，可以凝神自得，神驰物外，这种境况固然幽雅，还未免有点孤寂；两人品茗，浅斟细酌、促膝谈心，则韵味至深了；三四好友一起，边饮边品，情趣盎然，也可相得益彰；五人六人，人多杂沓，情趣难免减色；至于七人八人，如同求饮解渴，就无情趣可言了。这种追求诚然雅则雅矣，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难得有这种闲心闲意，因此很难做到，自然就只能在少数人中流行了。

　　

其实饮茶活动究竟是“饮”还是“品”未必都要统一到一个标准之内。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饮茶风习，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特别是风格多样、情趣各异的民间、民族茶俗，更是各有所长，各具其趣。讲茶道，也应该从具体的条件出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欢迎。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要求，那就是在科学、卫生的前提下，使饮茶活动真正成为适合各类人群需要的一种美的享受。

　　

近年来，我国一些茶界人士在吸收我国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各民族饮茶风习，探索了各种不同茶类沏泡技艺，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生活要求的中国茶礼或茶艺。1989年，台湾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来大陆期间，表演了赏茶、闻香、浸泡、尝味、观看叶底等一系列品茶技艺，这些都为探索现代条件下的中国茶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提高群众的茶艺水平，也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摘自刘祖生、刘岳耘著《茶韵》（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