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秋芳 林琳 提要：本文选取应用语言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两份期刊TESOL Quarterly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简称TQ和《外研》），对2001－2015年520篇实证文章（TQ 265篇、《外研》255篇）中量化法、质化法和混合法使用的宏观趋势进行对比，重点考察三个时段（2001－2005、2006－2010、2011－2015）量化法和质化法的使用差异。结果显示：TQ呈现的总体趋势是质化法（50.19%）>量化法（32.83%）>混合法（16.98%），《外研》是量化法（79.61%）>混合法（12.94%）>质化法（7.45%）；三个时段，TQ中量化法与质化法使用的差异趋于稳定，《外研》中的差异愈加明显。最后，本文基于研究发现分析了上述差异的成因。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量化法、质化法、混合法 4. 研究结果 4.1 国外研究方法使用的总趋势及特点 截止2015年，在TQ 265篇实证研究文章中，质化法133篇（50.19%）、量化法87篇（32.83%）、混合法45篇（16.98%）。表4将15年分为三个时段：2001－2005、2006－2010和2011－2015。与上个世纪相比，TQ呈现以下显著特点：第一，量化法总体上比上个世纪呈显著下降趋势（参见表1），1996－2000年时占41%，2001－2005年降为32.86%，其后两个时段分别为34.41%和31.37%。尽管后两个时段有少量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量化法的使用基本上呈平稳趋势，三个时段平均为32.83%。第二，质化法在第一个时段（2001－2005）为52.86%，第二个时段（2006－2010）为50.54%，第三个时段（2011－2015）为48.04%。表面上看，质化法有小幅下降趋势，但质化法超量化法的总体趋势未改变，15年的百分比均数为50.19%。第三，混合法的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第一个时段（2001－2005）为14.29%，第二个时段（2006－2010）为15.05%，第三个时段（2011－2015）为20.58%。鉴于混合法包含了质化法和量化法，我们对混合法的45篇文章进行了二次分析，其中16篇研究以量化法为主，15篇以质化法为主，另外14篇量化法和质化法使用均衡。我们将这些研究与量化法、质化法合并，量化法达到38.87%，质化法达到55.85%，均衡混合法占5.28%，这一结果与总体趋势没有明显差别。 结合文秋芳、王立非（2004）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1976－1980年质化法与量化法地位势均力敌，不分上下。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中期，与质化法相比，量化法占绝对优势；9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质化法明显超量化法。进入到21世纪，质化法、量化法、混合法三种方法共同推进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但质化法的优势地位依旧稳固（见图1）。  4.2 国内研究方法使用的总趋势及特点 新世纪以来，在《外研》255篇实证研究文章中，量化法占203篇（79.61%）、混合法占33篇（12.94%）、质化法占19篇（7.45%）。同TQ的数据分析一样，我们将15年分为三个时段。与上世纪相比，国内研究方法呈现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总趋势是量化法占绝对优势，远远高过质化法和混合法；量化法的数量持续增长，第一个时段（2001－2005）为75%；第二个时段（2005－2010）为77.63%，第三个时段（2011－2015）增长到84.11%，增幅达6.5%。第二，质化法较上世纪有一定幅度的增加。1988－1997年时仅占2%（见表2），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时段（2001－2005）增加到8.33%，其后两个时段分别是7.89%和6.54%。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的15年，质化法的使用仍处于边缘化地位。第三，表面上看混合法多于质化法研究数量，占实证研究的12.94%，然而我们将33篇混合法研究进行二次分析，发现其中18篇研究以量化法为主，5篇质化法为主，另外10篇量化法、质化法均衡使用。合并结果显示，量化法比重增加到86.67%，质化法占9.41%，均衡混合法占3.92%。由此可见，国内量化法仍占绝对优势，大致相当于国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状况。 4.3 国内外研究方法使用比较 纵观新世纪以来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趋势，即质化法>量化法>混合法，且质化法和量化法的占比差异在 16%－20%之间，三个时段之间的差异先降后趋稳（20%→16.13%→16.67%），也就是说，量化法和质化法的使用差异在逐步趋向稳定。与国外相比，国内呈现出不同趋势：量化法>混合法>质化法，且量化法和质化法的占比差异达到 66%－78%之间，同时三个时段两者间的差异在逐步增加（66.67%→69.74%→77.57%）。这说明较质化法，量化法的使用越来越多。另一特点是，国内外混合法使用在2001－2005年、2006－2010年这两个时段并无明显差异。然而在2011－2015年这一时段，国内外混合法的使用差异明显（9.35%－20.58%）。这说明国外混合法的使用越来越多，国内却有所下降。   *总计的百分比=（某类方法文章总数/实证研究总数）*100%。例如，《外研》量化法总计的百分比79.61%=（203/255）×100%。单个时段的百分比=（某类方法五年文章总数/五年实证文章总数）*100%。例如，2011－2015年，《外研》量化法小计的百分比84.11%=（90/107）×100%。 5. 讨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节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国内外量化法和质化法使用差异的成因，第二，质化法在国内处于边缘化的原因，最后为有效推广质化法的使用提出几点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节讨论未涉及混合法，一方面由于国内外在混合法的使用上呈现的差异没有量化法和质化法之间的差异显著，另一方面，如果能够熟练使用量化法和质化法，两种方法的混合将水到渠成。 5.1 国内外研究方法使用差异的成因 导致国内外研究方法使用的差异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国内外研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外研究已经历过从质化法为主到量化法为重的转变，然后又出现了质化法的复苏与发展。随着研究手段趋于成熟，量化法与质化法的使用逐步理性化。我国研究起步晚，起点低，研究方法从了解到掌握需要一定的时间。当我国开始从经验总结逐步过渡到实证研究时，国外已经对质化法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相继刊发了有关质化法的文章，例如，Watson?Gegeo（1988）详细介绍了民族志研究的定义、原则、数据收集的方法、以及在英语教学研究中的使用。TQ在1995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质性研究的专辑，探讨了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此后质性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其范式也广为接纳。其次，国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早期他们也曾效仿自然科学研究，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系统性，通过设计实验，使用统计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自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逐步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和事，仅仅依靠量化法，难以揭示其复杂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质化法可弥补量化法的不足（Flick 2014；Taylor et al.2016）。因此人们对质化法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许多有关质化法的著作，例如，Spradley（1979，1980）相继出版了《民族志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质化法的使用。 我国研究起步明显迟于国外，研究的基础薄弱。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非实证研究为主到目前实证研究占主导地位足以证明，我国应用语言学科研方法的普及确实有了明显改观，但研究方法内部的发展还不均衡，质化法的使用显著少于量化法。究其原因，我们可将其归结为我国开展实证研究晚，然而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下面我们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5.2 国内质化法被边缘化的主要成因 我们认为导致质化法被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对量化法和质化法的认识存在偏见；2）质化法本身复杂多样，使用和教授都比较困难；3）目前杂志审稿人对质化法熟悉的人不多。 首先，不少人把实证研究等同于量化研究。好像只要有数字，只要运用了统计软件，研究就有了质量。这种对量化法的盲目崇拜源于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缺乏足够认识。从本体论的角度，量化研究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要摆脱主观看法来认识世界；从认识论的角度，量化研究认为真知源于实验，研究就是要确定因果关系，研究结论要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Bryman 2015；Creswell 2015；陈向明 2000；刘润清 2015）。而质性研究认为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客观事物。任何事物的研究都要受到研究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的影响。从本质上讲，研究者本身的知识和看法就是研究工具的一部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因此，质性研究更注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度描述和阐释，以了解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变化轨迹（Bryman 2015；Creswell 2015；陈向明 2000）。较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强调的是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不是普遍性和推广性（Denscombe 2014）。因此，量化法和质化法用于了解事物的不同侧面，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然而，鉴于量化研究以客观主义为理论基础，人们往往认为量化法更加客观，而质性研究注重人的感受，所以常常被误读为主观性强（Silverman 2004；Patton 2015）。事实上，量化法在操作层面，同样有人的介入，研究者通过选择变量、控制变量，达到研究目的。因此，绝对地认为量化法比质化法科学是不科学的表现。 第二，与量化法相比，质化法内部复杂多样。首先，质化法源于不同的学科，受不同哲学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本身犹如一把大伞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不同方法，例如个案研究、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会话分析、现象学、叙事学等（Van Maanen et al. 1982；Hammersley & Atkinson 2007）。每种方法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另外，质化法研究数据的收集耗时费力，要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出清晰的逻辑脉络更是困难重重，写作的规范还缺乏统一格式，因此完成一项质性研究通常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撰写论文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这些复杂性就给教授质化法带来了许多困难。有效的质化法教学需要采用体验式，即“学中做，做中学，边做边学，边学边做”。然而，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课时有限，难以实现这一有效措施。此外，一些教师本身未受过质化法的系统训练，对质化法的功能认识不到位，对其操作过程不熟悉，同时又缺少开展质性研究的自身体验，因此很难给学生提供深入指导。国内现有的质化法教材数量极其有限，高质量的教材更是凤毛麟角。有的教材偏重理论，案例较少，操作性不强；有的难度大，针对性不够，超出了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 第三，杂志拥有的审稿队伍中熟悉质化法的人数不足。文章能否发表与审稿人的评价关系密切。就我们所知，一些审稿人对采用质化法的论文常常给予负面评价，例如样本较小、代表性不强、研究结论太主观、篇幅太长等。这些负面评价对作者修改论文帮助不大。当两名审稿人都给予如此负面评价时，期刊主编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本文第一作者经常听到从国外毕业回来的博士抱怨，他们所做的质性研究论文在国内期刊上难以发表，因此不得不放弃原来擅长的质化法，重新学习量化法。这可能导致质化法的发展和传播进入恶性循环。 5.3 对改进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使用的三点建议 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重量化法、轻质化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质化法比量化法好，或者量化法优于质化法。研究方法的使用是为回答研究问题服务的，方法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来解答，重点在于是否用对了方法、是否科学。为了改进目前我国研究方法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量化研究者需要拓宽视野，增加对质化法的了解。作为研究者，我们认为可以专长于量化法。问题是，我们不能对质化法带有偏见。例如在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常有人提问，“你就写了这三个人的故事有什么代表性啊？”“这样细致的描述到底能说明什么呢？”一旦学生遇到这样带有偏见的问题，就不知如何回答。因此我们建议量化研究者对质化法一定要多学习、多了解，理性认识质化法的优缺点。否则由于我们的无知导致偏见，不但会扼杀学生使用质化法的积极性，还会对论文质量做出不公正的评价。 第二，对现有研究方法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与国外相比，我国对学生研究方法的教育差距很大。国外从中学就开始教授研究方法，随后本科、研究生阶段还继续提供相关课程。因此学生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育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而我国各高校对研究方法课程重视程度不够，一般到硕士阶段才开设一门课（约32课时）。因此我们建议将硕士阶段的研究方法课程延长至一个学年，量化法和质化法分开教授，并给予同等的教学时数。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将研究方法课程分为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即初级、中级和高级课程，其教学内容循序渐进，让学生对不同类别的研究方法有全面了解。 第三，杂志审稿队伍中要增加擅长质化法的研究者，对质化法文章提出行之有效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提高文章质量，规范质化法文章的写作，培养一批熟知质化法且能够从事质性研究的队伍，进而促进质化法的使用。另外，鉴于质性研究较占篇幅，如果条件允许，希望杂志能够适当放宽质性研究论文的篇幅。 6. 结语 本研究对新世纪以来TQ和《外研》上实证文章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外研究以质化法为主，三个时段质化法与量化法的差异相对平稳；我国实证研究的数量增长幅度明显，但量化法与质化法使用的差异越来越大。为促进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均衡发展，我们需要提高认识，消除偏见，还应加强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本研究还有两点不足：第一，我们只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份期刊作为研究素材，未来可以增加期刊的数量。第二，因文章篇幅有限，本研究仅聚焦研究方法总体使用趋势的变化情况，并未对研究方法使用的恰当性作出评判。未来可以就实证文章中的研究方法使用是否恰当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可对研究方法的具体分类和研究热点进行跟踪研究。 本文选自《现代外语》第39卷第6期（2016年12月）“2001－2015 年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842－85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