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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爲2016年12月13日-2017年2月14日在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舉辦的“新出新莽封泥專題展”的展覽目錄，收錄新莽封泥295種的拓片及封泥的正面和背面照片。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撰《新出封泥所見王莽職官新證》代序，編者西安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馬驥先生《西安盧家口新莽封泥概述》作爲該書前言，對該批封泥的出土和收集情况及所含職官地名人名均做了詳細的論述。全書16開 ，共208頁。 目録 001 阿陽馬丞印（圖） 新出封泥所见王莽職官新證(《新出新莽封泥選》序)孫慰祖 近年，又有一批新莽封泥出於盧家口村漢未央宫前殿遺址附近[一]，據瞭解多已經流散。從目前所瞭解的資訊來看，輯入《新出封泥彙編》及《新出陶文封泥選編》的新莽官印封泥[二]，當為其中的主體部分，大多與此前發現的官名不相重合。此外，《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封泥集》亦著録四十餘種，部分與前書同文[三]。據我瞭解，三書所收均為同期掘獲，因此，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討論。此宗新莽封泥由於發現地比較明確，實物保存相對集中，官印文字涉及的職官、地名具有顯著特點，因而是繼晚清吴式芬、陳介祺獲藏之後内容最為豐富而重要的一批新莽封泥資料，為進一步解析王莽官制地理中的若干撲朔迷離現象提供了新的基礎，也引出諸多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 新出王莽官印封泥的内涵与遺址性質
在討論這批封泥所涵官制、印制問題之前，有必要將之與此前所出幾宗新莽封泥的印文作一類型比較，冀以引出對其特徵的判斷，因為這有助於認識封泥出土地附近建築的性質。
新莽封泥發現并集中著録，始於吴式芬、陳介祺的收藏及所著《封泥考略》，收入官印封泥102枚，具有顯著特徵的私印封泥18枚。咸豐四年至五年，吴氏封泥藏品規模初定，以325枚編成的《泥封考略》一書已成第二稿，次年吴即下世。故吴、陳所藏新莽封泥，出土時間可推定在咸豐初年之前。
除《考略》所收以外，《齊魯封泥集存》《續封泥考略》《臨淄封泥文字》《澂秋館藏封泥》也各有個别收録，當是零星散出者。
新莽封泥第二次集中發現是1987至1988年未央宫四號建築遺址所出的111枚封泥，該遺址〝推斷為少府或其主要建築遺址〞[四]。從已發表的資料來看，封泥文字内容多見〝臣某〞式私印，官印封泥以〝湯官飲監章〞數量最多，另有〝掌教大夫章〞〝太史令之印〞〝司馬司允章〞等。這些都是典型的新莽時期官制與官印的特徵，故我提出該遺址明確屬於王莽朝官署[五]。
此後，2003年至2004年發掘漢長樂宫四號建築遺址，於F2半地下建築出土一枚〝荆州牧印章〞及〝貨泉〞〝布泉〞〝大泉五十〞等貨幣，亦可揭示該處曾為王莽朝所使用[六]。
盧家口封泥群的内涵特徵是： 一、封泥所涉地方部、州、郡、縣數目基本覆蓋并大大超過以往實物資料上的發現。其中除了可印證《漢志》等史籍外，多為未見記載的王莽所置、所改郡縣名，使我們對當時郡縣變動的複雜程度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
二、印文保存的新莽職官體系資料比較豐富。在中央和州、郡二級職官中都出現了一些史籍失載或語焉不詳的官名，對我們進一步梳理王莽的官制變革真相及其政治理念具有突出意義。此宗封泥印文中所見朝官名目最多，等級亦高，如有新莽的太師、太傅、國將、司馬、司空、司徒、納言的屬官以及繡衣執灋和幾種大夫的官名；軍事系統有中郎將、偏將軍、車騎都尉、騎都尉、校尉、軍司馬等；地方則有部、州的牧、監，郡級則有大夫、大尹、尹貳、連率、卒正、屬令、屬長、屬正，縣一級的有縣宰、國宰、邑宰、閒田宰及馬丞、徒丞、空丞。封爵則有子、男及附城，但比例最低。其中如太師、太傅、國將下有考事、卒事，部牧、州監、郡大夫、尹貳、屬正等，均為此前未見的官名。與已發現的幾個秦漢封泥群來比較，這一宗封泥中所見職官層位僅次於《封泥考略》所收涵有丞相、御史大夫等官名的西漢封泥群以及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群。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復新莽官制的記載缺失，廓清過去的一些認識歧誤。
三、盧家口封泥群的時代區間明顯集中於新莽時期。這一現象與未央宫四號遺址所出相同。據藏輯者注記為同一地點的采集品中，我僅發現個别西漢封泥，東漢封泥則未見。可據而判斷該處或鄰近建築曾為西漢—新莽官署。該封泥群在内涵上與西漢無緊密的連續性，又表明兩個時期的封檢堆積似不在一處。新莽亡，長安宫室遭赤眉軍火焚，封泥遺存中斷於此際，正印證了這一歷史背景。
目前所集中的實物顯然已不是盧家口封泥群的完整遺存。上述分析基於從總體來看，封檢上行的特徵是明確的，印文包涵有中央諸卿屬官和部、州、郡、縣職官及爵號，尤其是州、郡二級數量最多，涵蓋地域甚廣，且均為州郡長吏而未見掾史諸曹，縣邑官印封泥的比例也較低。這些現象提示該遺址應是一個高於各部、州、郡的行政官署所在。再從職事而言，盧家口封泥出現多種朝官印文，如莽置〝四輔〞〝孤卿〞〝九卿〞的屬官，還有僅次於九卿的〝司空左大夫〞、〝司徒右大夫印〞、〝掌匠大夫〞、〝掌牧大夫〞等。與相家巷秦封泥群構成明顯反差的是，出現軍事系統多種高層武官和少見有關生活服務系統的職官（如少府屬官），而相家巷遺址我曾認為它〝還不是秦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公務活動的遺迹〞[七]。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推斷，盧家口封泥群所在遺址應為王莽朝政務中樞或其一部分，其官署建築當仍承之西漢。
因此，盧家口封泥群可視為王莽朝最高政務機構的部分作業遺迹。
二 新莽官制新证
（一）王莽朝官
王莽改制的本質就是托古。周官體系在兩周時期的演化趨勢是職官名目隨着職事增多而不斷擴大，王莽企圖依托古制來置换久已穩定而結構嚴密的秦漢三公列卿及其屬官體系，雖其精心設計而不免矛盾重重。《莽傳》載王莽所改官制主要限於在三公列卿層面的改名，如置太師、太傅、國師、國將為〝四輔〞，又名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列孤卿，更名其他諸卿曰羲和（又曰納言，漢大司農）、作士（漢大理）、秩宗（漢太常）、典樂（漢大鴻臚）、共工（漢少府）、予虞（漢水衡都尉），其屬官以大夫、元士、命士、中士等名目分層而下，除此以外的一細節我們從史籍中所獲十分有限，難以形成系統的認知。秦漢官制的特點之一就是職掌明確體現於官名之中，令（長）、丞、尉是中央諸卿屬官直至地方縣道職官的主幹，同一職事佐官的分職亦僅作左右之别，王莽所改如何體現實際上與之對應、名目上與古制相符，我們的認識是很不完整的。官印封泥文字中保存的資訊與史籍記載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可據以梳理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每一卿下置三大夫，九卿共有二十七大夫，其官名多以〝掌某〞構成動賓結構，體現其職事，見於封泥有前揭〝掌教大夫章〞及〝掌匠大夫章〞。〝三司〞的大夫則又以左中右别之，如〝司空左大夫〞〝司徒右大夫〞；一大夫下置元士三人，《莽傳》曰共置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元士也以左中右為分，如〝掌貨中元士〞，即掌貨大夫下三之一。
元士以下為命士，命士下曰中士，見銅印〝納言右命士中〞及封泥〝納言左中士三〞，命士、中士當亦分左中右，〝納言左中士囗〞中末字疑為數位，以别中士之序次，例如〝司馬中前士二〞〝司馬中前士三〞。
以左中右、前後及數序區别同一職官的序次或分工，是王莽官制的一個特點，在州郡武官中也有同樣表現，如銅印〝楊州理軍一印〞〝集降尹中後候〞〝樂浪前尉丞〞〝武威後尉丞〞。出現數序的官名以繡衣執灋為最甚。繡衣執灋由漢繡衣御史所改，舊出銅印有〝執灋直二十二〞，其〝直二十二〞之數前人未獲詳解，今以新出〝尚書直丞印〞及〝繡衣執灋印〞〝執灋直事二十〞〝執灋直三十四〞諸封泥相推證之，知〝直〞為〝直事〞之緊縮，其所附之數則用為分别吏員。《莽傳》載始建國四年王莽〝置執灋左右刺奸，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官印、封泥正反映了其時循行各地的〝執灋直事〞員額之多。
除了曰師、將、宰、牧、尹、大夫、士等實質官名以及表明職事的〝司某〞〝掌某〞之類詞構出於引經據典之外，還新立了如直事、考事（太師右考事五）、卒事（太傅卒事印）這樣一些官名。而以左中右、前後及數序名官既是王莽出於追求形式整齊的目標，也是其企圖回復周制而又難以與龐大繁複的現實官吏體制無縫銜接的表現。王莽官名體系中仍然部分地保留着秦漢的令、丞、太尉、校尉、候等實質性官名，也暴露了其改制難以周延的困難。王莽官名的共性是秦漢職官名中一部窮表明職掌的成分被虚化，這是制度設計的歷史倒退。社會為之承受了巨大的成本，結果是徒易其名而并無其實。新朝一旦傾覆，其制亦隨之崩析。
（二）州牧與部監
《莽傳》載天鳳元年〝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此中〝州牧、部監二十五人〞歷來衆説不一。王念孫以為《莽傳》文當分别作置〝州牧〞〝郡監〞[八]；譚其驤《新莽職方考》（下稱《譚考》）引〝東部監之印〞和《莽傳》所載〝庸部牧史熊〞，以證莽制確有部，部有監，但也提出〝豈部於監之外又置牧乎？抑置牧之部與置監之部二而非一乎？〞的疑問[九]。新出封泥裁明瞭這一問題。
王莽之部，確於監之外又置牧，置牧之部與置監之部為一而非二，例見〝東部牧印章〞、〝東部監之印〞。部監又分左右，有〝中部監印章〞、〝中部左監章〞封泥，證實了王莽依《周禮》〝置牧立監〞的理路。又有牧貳，傳世銅印有〝魏部牧貳印〞。《莽傳》與《漢紀》所載〝部監〞〝郡監〞之异，亦可確定後者為形近致誤。
州也有牧有監。新出封泥 〝楊州牧印章〞、〝楊州監印章〞説明牧、監并置。另見〝兗州牧印章〞、〝青州監印章〞，州牧、監的并置看來成為定制，以與部之間上下對應。州牧還有丞，見〝冀州牧丞印〞；見〝楊州理軍一印〞。
王莽置州監的史料，這是首次發現。回頭來看《莽傳》天鳳二年〝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之句，似值得推敲。但無論〝牧監〞或者〝牧監副〞，都透露了州有〝監〞的消息。州監印文自名〝印章〞，與州牧等齊，表明地位相去未遠。
王莽所置諸〝部〞之名，於銅印、封泥中可得中部〝中部監印章〞、東部〝東部監之印〞及魏部〝魏部牧印章〞。《莽傳》另見庸部、曹部，《敦煌漢簡》簡78中有邠部[一〇]，陳直《漢書新證》引《流沙墜簡·考釋·雜事三》所録簡文有〝西部、北部監〞[一一]，則已求得方位名部的四部，以地名部的三部。這些部如果混為一談，與王莽天鳳三年保灾詔令中各保二十五郡的東、南、西、北（當另加中）五部在名稱和數目上都發生了矛盾。又，就《莽傳》所載而言，其曰置郡一百二十五，每五郡由一部監主之，則應有部二十五，又與天鳳三年詔令中的五部之數發生衝突。這一糾結久未獲得合理解析。閻步克《詩國：王莽庸部、曹部探源》文根據王莽置庸、曹、邠（幽）部的綫索，揭示部有二種，一即東南西北中五部，二為《莽傳》中所謂〝《詩》國十五，布遍九州〞之封為公國的部，亦即魏、庸、邠之類，置部牧、部監[一二]，以公氏為牧。閻文的這一闡釋甚為合理，新出封泥為之提供了進一步的信證。這樣，以《詩經·國風》地名分封之部與以方位所分五部，就厘清了各自來由。但這二部分相加的數位仍與二十五部監存在缺口。因此，有學者仍然推論另有一種監即〝郡監〞的存在[一三]。目前尚無材料可以證實這一推論。
《莽傳》曰始建國四年〝州從《禹貢》為九〞，九州有冀無并，然《莽傳》又有〝并州牧宋弘〞，因而只能推證王莽九州乃〝去冀存并〞[一四]，新出封泥見有冀州、楊州、青州、兗州之牧，王莽之曾有冀州，可成定讞，則與并州的關係為前後之變。
（三）長安六鄉與保忠信卿
封泥〝常安宗鄉師光尉大夫〞引出一條有價值的資訊。首先是印證了《莽傳》載天鳳元年於常安西都旁分置六鄉，〝鄉置帥一人〞的史實，〝宗鄉〞為六鄉之一；其次所謂鄉置〝帥〞，注家多未置疑，但封泥印文可辨為〝師〞；再次，王莽又分三輔為六尉郡，有光尉一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在印文中也得到證實。光尉郡未見於《漢志》，《三輔黄圖》謂〝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周官》大司徒掌六鄉，王莽於西都、東都分别置六鄉、六尉郡和六州，六隊郡即由此而來。印文官稱以宗鄉師與光尉大夫合為一，則宗鄉與光尉郡必有關聯。推之，西都常安六鄉與六尉郡間必存在關聯。《莽傳》載王莽始建國五年欲遷都雒陽，於天鳳元年〝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謂〝欲進其官於京兆尹之上，名曰卿，以美其名曰保忠信〞[一五]。王念孫等亦已指出《漢志》作〝保忠信鄉〞乃誤[一六]。《譚考》附議的理由是〝不能以郡為鄉〞。新出封泥〝保忠信卿章〞為之提供了一個信證。《莽傳》曰天鳳元年〝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州長亦周官，每州中大夫一人。但六郊州長的正式官稱，過去并不明確。封泥〝雒陽緯言州長〞提供了一個標本。諱言，《周官總義》：〝東西之道為緯……九緯言四旁之道路〞。此封泥不惟得證其雒陽置六郊州長，又以前冠〝緯言〞，分其各州之方位。
（四）王莽郡官
《莽傳》載王莽改易郡官僅及郡之長吏太守、都尉一層。先是始建國元年改太守為大尹，都尉為太尉，僅及官名，未涉結構。天鳳元年之變就複雜起來：〝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郡官與封爵對應，無爵者為大尹，餘各由侯、伯及子、男任之，同為郡長吏却有不同爵等、官號。班書還僅是簡略交代，封泥中見存的新莽郡官還要複雜一些。
凡大尹，仍同漢制冠以郡名，例〝泰山大尹章〞。但天鳳以後的卒正、連率便不同，均前冠郡名﹢縣名，例見〝遼東昌平卒正〞〝豫章南昌連率〞。〝職如都尉〞的屬長也同樣，例如〝鉅鹿罌陶屬長〞。
我們在封泥中發現了班書未及的另二種郡官：〝修大夫〞和〝屬正〞。前者有〝禾成修大夫〞，禾成郡考見後文；後者如〝祈隧屬正章〞、〝南順屬正章〞。僅冠郡名，與屬長前郡、縣聯綴不同。《後漢書·光武帝紀》有〝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之載，注曰〝王莽每隊置屬正一人，職如都尉〞，彌補了這一莽官信息。但以封泥文字證之，南順既置屬正，則其官不為六隊郡所專有。
郡一級有大夫，《莽傳》衹及六尉郡各置大夫，職如太守，六郊州置中大夫。禾成郡已有〝禾成見平卒正〞，何以另置〝修大夫〞，值得進一步思考。
明確了凡卒正、連率、屬長官號均以郡〝﹢〞縣名為首碼的規則，可知見於《莽傳》中之〝安定卒正〞〝壽良卒正〞〝夙夜連率〞〝九江連率〞及《後漢書》之〝廬江連率〞（《李憲傳》）、〝增山連率〞（《馬援傳》）、〝和成卒正〞（《邳彤傳》）、〝朔調連率〞（《耿弇傳》）、〝厭戎連率〞（《蔡邕傳》），均為略去縣名的簡稱。
卒正、連率、屬長官號以郡、縣名聯綴，與仿周官有關。《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王國維《敦煌漢簡跋》論及〝敦德廣桓連率〞虎符曰：〝蓋莽以古之連率所統非一國，故於郡下復舉一縣，使若統二郡者，實則仍領一郡而已。〞[一七]新出封泥有〝通路得魚連率〞，其〝得魚〞即漢漁陽縣，莽又改漁陽郡曰〝通路〞，與郡名并附之縣仍在本郡。有的聯綴之縣即為郡治，如〝鉅鹿罌陶屬長〞，罌陶本鉅鹿郡治所。
綜合現有官印封泥文字與史書兩方面的材料，可為王莽郡一級長吏和主要佐官再作一梳理，不難看到，名雖改易，與漢郡官制之間并無實質性改變。 漢郡： 太守及太守丞 都尉及都尉丞 候及候丞 司馬及司馬丞 某些郡另置特設官 莽郡： 卒正 、連率 、大尹及大尹丞、尹貳[一八] 大夫、中大夫(六尉郡及六郊州) 太尉—屬令、屬長、屬正 候[一九] 司馬[二〇] 某些郡另置特設官[二一]
《莽傳》已交代，大尹與卒正、連率分别是無爵及爵等之别，職事仍如太守；由都尉而來的屬令、屬長也是因少、男爵而别。始建國元年所改〝太尉〞一名，雖仍見於封泥，但在天鳳時已由〝三屬〞替换，故封泥中凡太尉官印皆可定為天鳳以前之制。唯其中〝屬正〞一官不在《莽傳》載始建國元年所定郡官之内，當是天鳳以後鋪衍出來的官號。郡之〝三屬〞中僅〝屬長〞一官郡縣聯綴，屬令、屬長與無爵之大尹同例，僅冠郡名。以王莽印制，凡縣宰、丞、候、軍司馬曰〝印〞，而自名〝章〞者，仍大體與漢比二千石以上官秩相當，如郡大尹、太尉等，故可以明確，〝三屬〞的地位也在這一階層。
結?語
傳盧家口新出的封泥，保存王莽時期大規模變亂官制、地名的資訊超過了以往發現的同期封泥。從1990年代後期至今所披露的流散封泥的整體史料意義來看，當以相家巷所出為主體的秦封泥和盧家口所出西漢末至新莽的封泥最為突出。這批陸續公開的封泥，使以往存在不少史料中的斷裂環節獲得了銜接，與陳介祺、吴式芬《封泥考略》所載的部分組成空前豐富的新莽官制地理資料，從而串聯起文獻記載及以往出土官印所反映史實，使我們對新莽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體系有了一個更為豐滿的認知。本書發表的封泥品目，又增添了一批前所未見的新莽職官資料，現在及時公布於世，提供學界進一步解讀、梳理，體現了編者、收藏者的學術見解與文化擔當。筆者認為，對於新莽制度研究的突破，這是一次空前的契機。大大接近新莽官制及郡縣變革的歷史真相，將是本世紀初所出封泥的最大意義。
[一] 這批封泥傳2009年前後出土，數量不明，但據已披露的材料來看，應是一宗較大規模的發現。據馬驥先生調查，出土地點在西安『盧家口村與未央宫前殿遺址之間的耕地中』，『正東距未央宫前殿遺址約530米』，地面散落着許多繩紋碎瓦。見氏撰《西安近年封泥出土地調查》，載《戰國秦漢封泥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二] 楊廣泰編《新出封泥彙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三] 路東之編《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封泥集》，文雅堂製作，2011年。 [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未央宫第四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11期。 [五] 孫慰祖：《未央宫遺址新出王莽封泥再釋》，載《碑林集刊》第十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 [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漢長安城長樂宫四號建築遺址》，《考古》2006年10期。 [七] 見《中國古代封泥研究的歷史、現狀和展望》，在1999年2月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發表的演講，收入《可齋論印新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3月。 [八]《讀書雜誌》七，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 [九] 譚其驤《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一〇]《敦煌漢簡》下册，中華書局1991年。 [一一]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一二] 閻步克《詩國：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6期。 [一三] 閻步克文認為詩國之部實有十四，相對應莽授茅土的公十四人。加五方位部仍不足二十五監之數，故推論還有第三種主五郡的『郡監』 存在。 [一四]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一五] [清]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卷二，朱文翰刻本。 [一六]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卷四之六，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一七] [清]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 [一八] 盧家口新出封泥有『平河大尹貳』，據馬驥先生提供圖片。 [一九] 銅印有『漁陽長平候』， [二〇] 銅印有『填蠻軍司馬』，天津博物館藏。填蠻為長沙國改，考釋見《兩漢官印匯考》215號。 [二一] 河南平輿古城村所出封泥有『汝南鐵官别丞』,見《新出封泥彙編》號。 文章來源：“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微刊小編：夏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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