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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6年8月，国际知名批判性思维研究与教学专家董毓先生受邀参加了我们的课题会议。期间，就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现状与问题，与董毓老师作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对话。现部分整理如下： 董 毓，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哲学博士，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以及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接受理工科、哲学、逻辑、科学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国际知名批判性思维教学专家，代表作为《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 余党绪，语文老师.有批判性思维与思辨读写教学专著《祛魅与祛蔽》。 余党绪：经过这几年的传播与推广，批判性思维逐渐成为基础教育界的热词。最近出台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尽管社会反响有些差异，但对理性思考、批判质疑、问题解决等素养，大家还是高度认可的。据悉，在即将推出的新的国家课程标准中，批判性思维的理念与精神也渗透在多门学科之中。回想七八年前，每每提及批判性思维，都是小心翼翼，喋喋不休，忙着为其“正名”，唯恐被人看成刺头、“愤青”或“喷子”。董老师也有一篇文章，讲到批判性思维的三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人们常把批判性思维等同于“否定”，据说在国外的批判性思维推广中也有同样的“误区”。根据我的观察，这样的情况已有明显改观，尽管“批判”这个词还是让有些人过敏和不适，但至少在专业领域里，多数人都理解了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在于合理的分析与论证，而不是粗暴武断的否定，更非政治与道德上的羞辱与践踏。 不过，也有另一种倾向，或许是为了减少批判性思维在推广中的误会和阻力吧，有人极力回避或者“淡化”“软化”批判性思维的质疑色彩与反驳倾向。当然，这里的“质疑”指的是合理的质疑；这里的“反驳”，也是针对那种不加思考的接受和不加选择的服从来讲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质疑”与“反驳”是中性的，是认知活动的一个环节。但无论怎样说，批判性思维确实包含有质疑和反驳的倾向，我觉得这不用忌讳和回避。作为一种倾向，“质疑”与“反驳”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必须经受合理的质疑与追问，只有经过论证或检验的东西，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信念。 董毓：质疑和反驳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构成，但需要和其他部分一起运作。质疑不是先行的判断，反驳也不是片面的否定。批判性思维的质疑与反驳是在公正性、开放性和全面性的原则之内运行，从而成为认识和发展的一个有力工具。 从现代批判性思维研究的鼻祖约翰·杜威开始，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我们的观念或假说作合理考察。杜威强调，没有对科学假说进行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性反思，我们就不能表示接受或者反对它，而是要延迟判断。“延迟判断”就是一种谨慎状态，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先不慌作决定”，重心是合理的理由和论证。杜威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是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性原则。 当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侧重有所不同。我在《当代批判性思维理论的理性观——一个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①一文中讨论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语用论辩学者，特别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批判性讨论观念为旗帜。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的增长才是理性的根本追求；要得到更好的知识，就要想办法去反驳现有的知识，提出它的对立面，去否证它。所以，对立面的批判，是理性的最佳表现。一个理论如果有正面的证据，那只能由对它的否证的失败而构成。您知道，我的学术生涯是从学习科学哲学开始的，有幸在波普尔学派的发源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的思想和亲聆他的指教，对他的“猜测与反驳”科学方法论有格外的亲近感和认同。不过，这种否定正面证据的存在和价值的观点，有极端和不合实际的地方，所以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对必须包括反驳的批判性讨论的价值，批判性思维学者都是肯定的。波普尔自己的意思也是为了知识的增长：即使是占星术之类迷信的东西，都可以找到正面证据，这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此，如果只是去找正面理由，我们得不到更好的知识；如果去找反驳，一旦成功，我们会发现错误，得到新知识的生长点，即使不成功，那我们找到了有价值的正面理由，从而可以在目前条件下接受它。 余党绪：波普尔的观点这倒让我想到了我的一次作文训练，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提及这个案例，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遗憾的是，最近我在高一年级又重复了一次，情况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作文题目是“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常作为警句张贴在考场或车间，提醒考生或员工注重细节。作为一句警语，这话有其价值；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判断，它显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它的成立是需要条件的。决定成功的因素很多，注重细节只是其中之一。当大局、大方向、大节尚未决定的时候，注重细节意义其实不大，至少不能决定成败。但是，我们的学生普遍缺乏质疑与反驳的习惯，相反，在长期的写作训练中，习惯了“代圣人立言”，结论是别人给定的，写作的任务，就是为结论寻找证据和理由，成了“无条件辩护”。学生普遍缺乏质疑论题的习惯，也缺乏这个勇气。所以这十多年我多次组织学生讨论这个论题，结果，一茬又一茬的学生都不假思索，去搜寻成功者们注重细节的正面事例。波普尔说占星术都能找到正面证据；我曾给学生说，再离谱的观点几乎都能在世界上找到对应的事例，事例并不见得有论证力。有了质疑这个环节，思维的面貌就不同了。在教学中，我只需追加一句“细节真能决定成败吗”，机敏的学生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 董毓：自然，大多数批判性思维学者强调正反两方面证据都要。比如当代批判性思维研究的著名权威恩尼斯，他当然知道反驳对认识发展的重要性，但他和许多学者都想消减“批判”一词带给批判性思维的“包袱”。我们在私下讨论这个“包袱”的时候，恩尼斯说他一度准备用“理性思维”（rational thinking）一词来代替批判性思维。他说，批判性思维不能用“反对”来定义，它要超越怀疑论。正如范西昂1990年发布的世界批判性思维专家的共识报告中指出的，世界专家的主流观点是，批判性思维要强调对自己信念的理性考察和自我纠正，强调有理由才相信、才行动的这个主轴含义。就是说：每个被自己接受的观念都要有好的理由，即通过探究而得到的全面、可靠的理由。 因此，批判性思维的要点，就是“理性的考察之后再决定”，“理性的考察”才是开锁的钥匙；它的内容，或者我们说的“探究和实证”，“好论证”，才是批判性思维的心脏地带。 这样理解了“理性的考察”的含义，那么对批判性思维者来说，探究的出发点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过程的公正、开放和全面性。不管探究是出于找错，还是要找正面证据增强信心，只要牢记批判性思维规定的“全面多样”，“公正开放”，“寻求替代观念”的要求，那么不管最初意图是什么，最终你会把正反两面的观念都包括进来，你不仅考察自己的对立面，而且还是抱着公正的态度考察。而且，如果没有不同观念，批判性思维者还不忘去寻找甚至构造替代观念和论证。恩尼斯说，在教学中，倘若一定要他去只挑出一个批判性思维的素质来予以强调的话，他会挑“要时刻注意替代观念”(being alert for alternatives)。?它在实际中是最关键的。因此，可以看到，对反驳的要求，在恩尼斯那里，是对不同观点的要求，是对公正性、开放性和全面性要求，这些构成了他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概念的核心内容，并显得自洽完整。 我在《批判性思维三大误解辨析》?文章中强调，定义批判性思维，要看它有没有一个理性反思的过程，而不是看它的结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否定的结论既不是代表有无批判性思维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在这里，还可以加上，批判性思维，不在于它的出发点是肯定还是否定，而在于过程中是否有公正、全面思考。因为有全面性的要求，就自然包括了正面和反面的交锋。 余党绪：不论动机，不看结果，关键看有没有一个理性反思的过程。理性反思离不开质疑与反驳，当然这可能让人不快，却是获取真相、走向真理的必经之路。能够坦然地面对质疑与反驳，恰恰是成熟与理性的表现。只要我们承认个人的无知、局限以及我们面临的各种遮蔽与魅惑，特别是董老师反复提及的自我中心，我们就应该承认，质疑与反驳才能促进我们走向理性与公正。同时，面对权威、教条、本位思想、偏见、思维惯性，怀疑与反驳需要的恰恰是一种理性的勇气。 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这并不是否定人类理性的可靠性。相反，认识到自己在思维与实践上的局限性，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保证。我们正是在不断的证实与证伪中，在持续的推断和确认中，在反复的验证与归谬中，确认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许多事实与知识，找到了可靠的认知工具如形式逻辑，确立了基本的公共价值。 理查德·保罗在他《批判性思维——思维、写作、沟通、应变、解决问题的根本技巧》中的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我不会认同任何信念的内容，我只认同自己形成信念的过程。我是一个批判性思考者，我愿意检验我的信念，并且愿意放弃那些不能被证据和理性思考支持的信念。我会时刻跟随证据和推理的脚步。 保罗的这段话强调了怀疑、求证、选择和诉诸理性这样一些思维品质。需要补充的是，同样是这个保罗，他声明要“作批判性思维者，而非怀疑论者”。 董毓：完全同意对理性采取理性的态度。理性运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不能用理性态度代替情感和美感占主导的地方。而且，理性的运用也要得当。它不能保证一定得到更好的认识或者决策，理性本身是可错的，它要依靠自我纠错来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应该运用理性的地方，比如求真、求知和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理性的运用是最有效的。 批判性思维是态度和方法的集合体，不能偏废。对人类理性的信任是一个合理运用方法的前提。波普尔认为，对理性、理由的相信，是批判理性思考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信念，人就不可能被理由说服，一切论证对他都是徒劳的。 余党绪：在批判性思维的讨论中，还有一些人强调多元并存，而回避“合理性”的问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多元的，这是客观事实；但看法与看法之间，也存在着是与非、好与坏、合理与更合理的差别。回避多元之间的合理性辨析，可能陷入“多元的陷阱”，结果是泯灭是非、好坏的界线。在具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与判断还是存在着对错与否、合理与否的差别。“多元的陷阱”与“一元的泥坑”一样，都是有害的。有一个关于多元解读的理念，叫做“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非常流行，夸张点说，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句话的本意，是张扬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主体参与与创造性，但过分强调解读的主观性与多样性，而忽略了作品的先在决定性和限定性，这就是“多元的陷阱”。每一种解读或许都是有原因的，有理由的，有创见的，但并不见得都是合理的。现在的语文测试（包括高考），有一类所谓的“开放题型”。命题者往往提供好几个答案，并且声明“考生自圆其说即可”。命制这种题目是要加倍谨慎的。诚如董老师所说，除了“情感和美感占主导的地方”，还有多少事情是可以“自圆其说即可”的？即使是“自圆其说即可”，“说”的怎样，“圆”的如何，也还是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的。 董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说法，突出了因为阅读者的个人因素而影响阅读理解的现象。就阅读结果是文本内容和阅读者的共同结果，同一文本会产生的不同理解而言，这一点不能否认，可以理解。但是，这一点不能表明每个人的阅读都是一样“对”、不管怎么理解都无法做出合理性判断。这本来是显然的：对事实的判断有真假，对事物的观念有是非，不同的理解不是真值等价的。根据对原来的语境和作者的意图的整体理解，我们可以对个人的阅读结果做出合理与否的判断。如果有人把《金瓶梅》的潘金莲歌颂成寻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者，他有言论自由，但这显然不等于《金瓶梅》文本的原意。 余党绪：在董老师的文章中，我看到您将“求真、公正和反思”称为批判性思维的轴心理念。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创新的时代，这些品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董毓：我在2010年的《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教材中把这三项列为批判性思维的主轴精神。后来我认识到，原来列为习性或者品德的“开放性”，虽然可从公正性的概念中推演出来（因为要公正就必须平等对待、包括不同的观念），但还是应该单列出加以强调，这样会更有提示意义。所以我们说，完整体现批判精神的，是“求真、公正、反思和开放”四大原则，在这些精神下面，又有具体的素质。在思考基础教育时，我在《角逐批判性思维》④文章中提出，应注重培育这样的素质，或者叫习性（理智美德）和明辨、发展能力： 1、谨慎和谦虚的态度，愿意学习、思考的品质以及文明讨论的习惯。 2、讲道理、下判断要有理由，有全面收集信息的习惯。 3、意识到现实问题是复杂的，并有分解、分辨主次和关系的初步能力。 4、懂得要清晰、具体和有条理地思考和表达。 5、有判断信息的可靠性的初步能力。 6、知道要考察信息是否足够支持自己和他人的立场、观点。 7、试图辨别自己和他人观点背后的假设、立场和视角。 8、注意寻求和对比不同观点，比较它们的根据和优缺点。 余党绪：这8条很具体，对于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董老师一直致力于推动基础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显然也是看到了它对于培养求真、开放、公正和反思精神的意义。 作为一个教师，我可能更看重在具体的读写教学和思维训练中，通过一个一个的问题讨论，一个一个的训练项目，来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求真、公正、开放与反思，不仅是当代社会推崇的美德，在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厚的传统。悲哀的是，能够真心奉行的人毕竟有限，相反，多数时候沦为了道德口号或旗帜。即使做批判性思维的专家，也未必能够将其批判性思维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人格。因此，我在日常教学中，很少提及在这些词汇；我更看重在具体的读写教学中，通过改善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不断接近那些美德。 美德其实与知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某些德行上的瑕疵或行为上的谬误，并不见得都是良心或品德出了问题，完全可能是学识、眼光或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因为愚蠢和无知，才导致荒唐和缺德。排除掉那些动机邪恶的，更多的恐怕还是“好心办坏事”的。人是容易蒙蔽和自我蒙蔽的，洞察力、判断力与选择力的欠缺所带来的恶果，触目惊心。 我理解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价值，正在于它试图，我说的是试图，将求真、公正和反思这些美德转化成一种可以显性化的思维方式，训练成一种可以解释与评估的思维习性，使之成为人的基本素养。这样，就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保证我们少说错话，少做错事，让我们说话做事有根据，有逻辑，更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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