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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勿作今日江郎》（二月十一日本报）一文后，想为江淹辩解几句。 “江郎才尽”一语最早见于南朝钟嵘的《诗品》。卷中一节说：“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由此可知，世传“江郎才尽”的主要根据是江淹自己说出的一个梦。 确实，江淹晚年没有写出好作品来，但决非是“才尽”，更不是“晚年生活安富尊荣，高高在上”，而是意在乱世中韬光养晦，明哲远害。 鲁迅评论魏晋之交傲世避俗的阮籍、嵇廉等人时曾说：“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他们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江淹晚年的突然“才尽”，是有他的政治目的和原因的。 江淹晚年并未“安富尊荣”。他一生六十二岁，历经宋、齐、梁三朝，凡十一个皇帝。先后曾一次入狱、三次被黜，最后的一次是五十四岁时，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归。在那帝祚频繁更迭，朝政动荡不定，有识之士惨遭屠戮的黑暗年代，江淹岂能泰然处之！据《南史·江淹传》记载，“归身草苿”。“索笔”梦中的郭璞是东晋有名的文学家，因谏阻王敦谋反，惨遭杀害。江淹也许正是从郭璞的悲惨结局中有所悟觉，于是利用说“梦”来为他的闲退避祸大造舆论。一个本无实据的梦幻，竟能以讹传讹，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不亦谬乎！ 然而我愿与《勿作今日江郎》一文的作者一道寄希望于现在的作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切勿作今日江郎。当前有人畏惧正常的文艺批评：或者牢骚满腹；或者辍笔不前。愿他们不要对人生遭际止于悲叹；眼光不要一味地注视过去，偏爱“伤痕”的“暴露”；更不要追求西方的荒唐怪诞。我们的作家应该真实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才思不竭地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刊《西安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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