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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清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中看到，不但录有邵雍的主要著作，还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他学术思想或语录的著作。邵雍的学术思想能贯穿于经、史、子、集，是北宋五子中其他四子所不可同年而语的。 在经部易类，邵伯温《易学辨惑》介绍了邵雍之学的源流，朱震的《汉上易传卦图》列出了邵雍的《先天图》（称《伏羲八卦图》），《易学启蒙》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更名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又引用邵雍《观物外篇》语录多达27条，《周易本义》卷首列出了《先天图》。此后于经部易类的134部著作中有55部都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或语录。 如果把“存目”之书和后来《续修四库全书》统计在内，引用邵雍《先天图》和语录的易类著作则超过百部。在经部五经总义类，有杨甲《六经图》六卷，卷一列《先天图》及诸多衍图。 在史部，宋代胡宏的《皇王大纪》于尧后则采用《皇极经世》纪年，元代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亦采用《皇极经世》纪年，明代陈继儒则著《邵康节外纪》。宋代王称《东都事略》、清代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及万斯同《儒林宗派》，则有邵雍传记或言行事迹。在子部儒家类，宋代黄震《黄氏日钞》记邵雍言行，宋代熊节编《性理群书句解》卷一有“康节传道支派图”与“康节先生遗象赞”，卷十列《先天图》及《皇极经世》书；明代张九韶撰《理学类编》，八卷皆引用邵雍语录；明胡广奉敕撰《性理大全书》七十卷，中有邵雍《皇极经世》七卷，朱熹《易学启蒙》四卷；清康熙《御纂性理精义》，卷三《皇极经世书》，卷四至卷六《易学启蒙》。在子部术数类，录有邵雍《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二卷、《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变》四十卷、祝泌《观物篇解五卷》、《皇极经世起数诀》一卷、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王湜《易学》、鲍宁《天原发微·各类图》、张理《易象图说》皆列有《先天图》或其衍图。存目书尚有宋代钟过撰《皇极经世书类要》九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经世节要》、明代朱隐老撰《皇极经世书说》十八卷、黄畿撰《皇极经世书传》八卷、杨向春撰《皇极经世心易发微》八卷、清代徐文靖撰《皇极经世考》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邵子加一倍法》一卷、元代吴正撰《皇极大定动数得一论》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数》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生成鬼经数》一卷、题宋邵子撰《康节内秘影》一卷。在子部杂家类，宋代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和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均记邵雍言行；清代王懋竑《白田杂著》议论邵雍之学。在子部类书类，宋代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采邵雍河图洛书说；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采录邵雍多首诗文；明代顾起元《说略》于“时序”叙《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为章蔀纪元四法；章潢《图书编》采《先天图》及诸多衍图。在子部道家类，有俞琰《易外别传》，以邵子《先天图》阐明丹家之旨。在集部别集类，录有邵雍《击壤集》二十卷。南宋魏了翁《鹤山集》有“先天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意味”、“吾乡观物先生张行成文饶颇得易数之详”等议论；明代张宇初《岘泉集》卷一有“先天图论”；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一列“希夷易图”（《先天图》）；归有光《震川集》卷一“易图论”论及《先天图》。 有趣的是，四库馆臣一面说邵雍之学是“洵粹然儒者之言”，一面却将《皇极经世书》列入子部术数类。而在经部易经类的《御纂周易折中》里却有大量的《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语录，甚至《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也出现在《御纂性理精义》中。就一幅《先天图》来说，经部里有，子部里有，集部里还有。儒家类里有，术数类里有，道家类里还有。邵雍《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的甲子纪年表，则出现在史部里。可见，邵雍的学问贯穿于整个《四库全书》。把《皇极经世书》归入子部术数类，只是四库馆臣有见于后来张行成、祝泌、黄畿、王植为元会运世配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 邵雍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为什么程颢会说他是“振古豪杰”？邵雍的学问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为什么程颢会说是“内圣外王之道”？为什么会贯穿于整个《四库全书》？ 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25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 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5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 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程颢、张岷、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 关于邵雍的著作，除《皇极经世》、《观物篇》、《击壤集》和《渔樵问对》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另外，还有邵伯温据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的《观物外篇》。两宋间人王湜《易学》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书》，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于《皇极经世书解·例言》中已有说明。 今见《道藏》太玄部所载《皇极经世》十二卷，为明初刊本。分全书为五十四篇，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四十为律吕声音，四十一至五十二为“观物内篇”，五十三至五十四为“观物外篇”。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为十四卷本。分全书为六十四篇，“观物篇”六十二（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五十为律吕声音，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文字），加“观物外篇上”及“观物外篇下”二篇。二书所差异者，则在于对律吕声音的分篇不同，一分为六篇，一分为十六篇。南宋祝泌著《观物篇解》时，即有六十四篇，明初修《性理大全》亦为六十四篇。 邵伯温《皇极系述》解“皇极经世”书名曰：至大之谓皇，致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王植则曰：“皇极”字始于《洪范》“建用皇极”。皇极者，君极，极至也，德之至也。《周礼》以为民极，《诗》“莫非尔极”是也。注疏旧说以大中释之，如惟皇作极，以为惟大作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以为惟大之中，于理可得而通乎？然邵子先天之学，道在三皇帝，故言皇帝王伯，而曰“帝一变至于皇”。其《无名公传》云“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则皇极非但君极之谓，而以三皇之君极为义。“经世”即元、会、运、世三篇。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元、会、运皆世之积，故以经世括之。 对于《皇极经世》的内容介绍，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北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牛无邪著《易钤宝局》为元会运世配卦，张行成则著《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和《易通变》，即为元会运世重新配卦又起“经世蓍法”。两宋间免解进士王湜著《易学》，概略介绍《皇极经世》。其后至清，涉及《皇极经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定《皇极经世纂图指要》，祝泌《观物篇解》、《皇极经世起数诀》，邵嗣尧《易图合说》，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将邵伯温整理的《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提要中说： 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表彰发挥邵雍理学，使其先天之学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因为邵雍之学是“洵粹然儒者之言”。今天，邵雍理学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容。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皇极经世》一书中，所以我们要了解邵雍的哲学思想就必须首先通读《皇极经世》一书。 我们读《皇极经世》一书，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皇极经世》是一部什么书？邵雍《伊川击壤集》有《书皇极经世后》一诗，曰：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 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 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风，三分走虎狼。 西晋擅风流，君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 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 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 隋能一统之，驾福于臣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 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 五百主肇立，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 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 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 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 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 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 龙蛇走平地，玉石碎崑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 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又《安乐窝中一部书》诗曰：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 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 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 炎炎汤武干戈外，汹汹桓文弓剑余。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 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 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 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 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支梧。 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 又《皇极经世一元吟》诗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 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 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 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 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我们从这几首诗中即可大体得知，邵雍原本的《皇极经世》的确是一部“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书。 至于为元、会、运、世配卦之用，祝泌于《观物篇解》中说：“夫《皇极》用卦之法出于方外丹经火候之遗意。其歌曰：用卦不用卦，须向卦中作。及其用卦时，用卦还是错。”又说：“卦同而祸福无一年可同者，主运与主世之卦不同也。是则开物之后闭物之前九万七千二百年中无一年之可同，宜皇帝王伯之迹无一事可合。” 《道藏》本与《四库全书》本对元会运世及律吕声音均不配卦。配卦之举则始于蜀中的牛无邪等人。其后南宋张行成著《易通变》，祝泌著《观物篇解》、黄畿著《皇极经世书传》、王植著《皇极经世书解》等，又各有不同配卦。将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配以十二辟卦而成《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则是邵伯温为之。十二卦之七十二爻配129600年，一卦当10800年，一爻当1800年，用来附会人事说历朝历代的因革变化，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朱熹曾说：“《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文公易说》卷十九）这是以《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来评价《皇极经世》的错误见解。实则以十二辟卦推之，尧、舜、禹皆当乾卦上九，根本不是“飞龙在天”，而皆是“亢龙有悔”。其实，真正为元、会、运、世配卦，并不象朱熹说得那么简单。 其次，要明确《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从邵雍的诗中也可以知道，他是把历朝历代的人事总括于《皇极经世》一书之中，以元、会、运、世作时间的计量单位。在他看来，自太极浑沌一气到天地开辟再到地毁天灭再到浑沌一气的周期是129600年。每个周期都有开物至闭物的循环。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就是三张历史年表，只是时间有长短不同与所记人事有详略不同而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始于周威烈王23年不同的是，他所记载的历史是从唐尧肇位开始的。“律吕声音”内容是邵雍父亲邵古的学问，在邵雍的诗中并没有涉及什么律吕声音，《观物外篇》是来自张岷等人的听学笔录，《观物篇》（邵伯温更名为《观物内篇》）则是对以元会运世纪事的文字说明，即有元会运世的内容，也有“皇王帝伯大铺舒”的内容。所以，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元会运世下纪人事的三张历史年表。他试图通过这样的记载让人们相信，上下三千年间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似乎同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是着重于如四季变化的天道，这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皇极经世》“以运经世”中所推夏、商、周年表，较之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的重要参考资料。 先天之学是邵雍构建《皇极经世》一书的阴阳消长循环模式，主要反映在《观物外篇》之中。 第三，要明确什么是邵雍的“先天之学”？今天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那时邵雍却说“天圆地方”。同样，“天地开辟”的周期也不太可能是129600年。如果人们要了解历史，会有好多史书可看，大可不必要看用甲子纪年的“以运经世”。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对我们有用的，只是要从中了解他的哲学思想。所以，明确邵雍如何用先天之学的模式构建《皇极经世》历史年表，了解他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主要内容。 “先天之学”是邵雍移居洛阳之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在《击壤集》中有不少描述“先天之学”的诗。“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万物道为枢，其来类自殊”、“若问先天一无，后天方要著功夫”、“须识天人理，方知造化权”、“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天学修心，人学修身”、“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自从会得环中意，胸中闲气一点无”等诗句中都蕴涵着“先天之学”。而且这些诗大都是邵雍60岁之后所作。“先天之学”是邵雍写完《皇极经世》之后而完善的。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与《伊川击壤集》。我们研究他的先天之学，也应研读《伊川击壤集》中一些反映先天之学思想的诗。至于《梅花易数》一书，明季本于《易学四同别录》中已断定为后人托“康节先生”之名而作，并说该书出于元末。其他如《渔樵问对》、《无名公传》等是否为邵雍所作，尚存有争议。好在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皇极经世》、《击壤集》和《观物外篇》之中，我们把这些书读通就足够了。 邵雍年表 宋真宗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公元1011年） 辛丑月甲子日（12月25日）甲午辰邵雍生于河南衡漳。 曾祖父邵令进曾事宋太祖，善骑射，官军校尉，老归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后避战乱徙上谷、中山，又转徙衡漳（今河南省林县）。祖父邵德新读书为儒者，父邵古字天叟，生衡漳，十一岁而孤。喜儒学，尤善文字声音韵律，古今切正为解三十篇（后经邵伯温整理加入《皇极经世》书中，即今见《道藏·皇极经世》卷七至卷十一内容）。慕西晋孙登之为人，崇尚隐逸之风，不仕，自号伊川丈人。 乾兴元年壬戌（公元1022年）12岁 举家迁共城（今河南省辉县），父古卜居苏门山下。 邵雍青年时代，一心于科举之学。尝筑庐苏门山百源之上，冬不炉夏不扇，刻苦钻研。后遇共城县令李挺之，遂从业受物理之学、性命之学。雍遂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于墙上，日诵熟十遍。待李挺之改任河阳司户曹，雍亦从之，寓州学，以饮食易灯油，克励为学。 宋仁宗 景佑三年丙子（公元1036年）26岁 生母李氏亡故，葬伊水原上。父古续弦杨氏。 景佑四年丁丑（公元1037年）27岁 异母弟邵睦生。 庆历七年丁亥（公元1047年）37岁 游历过洛阳，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迁居之意。雍居共城时，有大名人王豫字天悦者执弟子礼，从学《易》，得雍所授《伏羲八卦图》。是图后入南人郑夬手中，见于朱震《周易图》。 皇佑元年己丑（公元1049年）39岁 奉父伊川丈人迁居洛阳。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僧宗颢待之甚厚。雍登寺阁，尝作《洛阳怀古赋》，有“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而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冗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盖致之之道，失其本矣”至论。时与刘君玉、吕静居、张师锡、张景伯、张景宪、王胜之、张师雄、刘伯寿、刘明复、李景真、吴执中、王仲儒、李仲象、李端伯、姚周辅等人交游，或为门生。后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王不疑、周乡给买田于河南延秋庄。作《新居成呈刘君玉殿院》诗。 至和二年乙未（公元1055年）45岁 家贫不能娶，经太学博士姜子发与潞州张穆之为媒，聘王允修之妹为妻。 嘉佑二年丁酉（公元1057年）47岁 生子伯温。作《生男吟》诗，有“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为人父”句。 是年重阳日曾访共城百源故居，有“山川一梦外，风月十年期”诗句。有张岷字子望者师事之，得先天学之传。后邵伯温得岷所记雍讲学语录，整理作《观物外篇》。又有秦玠者长雍一岁，亦称门生。 嘉佑三年戊戌（公元1058年）48岁 出游陕西，作《过陕》、《题黄河》、《过潼关》、《题华山》、《宿华清宫》、《长安道路作》、《题留侯庙》、《题淮阴侯庙》等诗。 嘉佑五年庚子（公元1060年）50岁 春游洛阳，正月赏梅花，二月看杏花，寒食乘马踏轻草，三月赏盛开牡丹。夏日不出。秋日长游，商山道中。冬日登楼看雪，至旅中岁除。 嘉佑六年辛丑（公元1061年）51岁 新岁在商洛，作《和商守新岁》、《题四皓庙》等诗，后经天柱山返回洛阳。登山临水，春游尽兴。龙门看胜，伊川赏景，太室观旭，天坛望云，泛舟夜里，垂钓月下。有“此身已许陪真侣，不为锱铢起重轻”诗句。 是年丞相富弼荐于朝，朝廷命雍为监主簿 ，命者并特有“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之语。雍均婉言谢绝，不仕亦不奉闲官职。作《谢富丞相招出仕》诗二首，有“愿同巢由称臣日，甘老虞唐比屋时”、“鵷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诗句。 嘉佑七年壬寅（公元1062年）52岁 王宣徽尹洛阳，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宅故基，以郭崇韜废宅余材建屋三十间，请雍居之。宰相富弼为买对宅一园。作《天津新居成谢府尹王君贶尚书》诗，有“嘉佑壬寅岁，新巢始僝功”句。 嘉佑八年癸卯（公元1063年）53岁 春秋出游，饮酒作诗。有《后园即事》、《观棋长吟》、《秋日登崇德阁》、《秋日饮后晚归》等诗，得“诗狂”雅号。 宋英宗 治平元年甲辰（公元1064年）54岁 正月朔日，父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遗嘱“慎勿为浮屠事以荐吾死，惟择髙垲地藏焉”。三月，雍请同里人陈绎为墓志。雍与程颢同卜葬地，不尽用葬书，亦不拘阴阳之说，用五音之法择地，以昭穆序葬。十月初三日，葬父古于伊川神阴原西南。 治平三年丙午（公元1066年）56岁 春秋出访友游山。登嵩顶，观少室。代书寄友，依韵和诗。有“惟我敢开无意口，对人高道不妨言”、“每恨性昏闻道晚，长惭智短适时难”绝句。 治平四年丁未（公元1067年）57岁 秋游伊洛二川半月有余，作诗三十余首。有“一箪鸡黍一瓢酒，谁羡王公食万钱”、“不向黄尘浪著鞭，殊无才业合时贤”、“能休尘境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话入精详皆物理，言无形迹尽天真”、“直须心逸方为乐，始信官荣未足夸”、“不因赤水时时往，焉有黄牙日日误。莫道天津便无事，也须闲处著功夫”、“读书每到天根处，长惧诸公问极玄”等言志句。 是年十月初开经筵，司马光奉旨撰《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旋于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勒成二百九十四卷，英宗面赐御制序。命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 宋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公元1068年）58岁 雍同父异母弟睦年三十二，四月八日忽殯东篱下。雍伤痛作《伤二弟无疾而化》、《听杜鹃思亡弟》、《书亡弟殯所》、《南园晚步思亡弟》诗。富弼再摄宰相事。 熙宁二年己酉（公元1069年）59岁 冬夏不出，春秋出游。作诗近五十首。有“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造物功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铅锡点金终属假，丹青画马妄求真”、“先几能识是吾侪，慎勿轻为世俗咍”、“天人之际只些子，过此还同隔五湖”等绝句。神宗诏天下举遗逸，御史中丞吕诲叔、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等皆举荐雍，诏下除秘书省校书郎、潁州团练推官，辞不许，既受命而引疾不起。作《诏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有“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句。 是年二月，王安石充参知政事，领导变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条约。富弼判亳州。吕诲力言新法不便，罢中丞，出知永州。除司马光枢密副使。 熙宁三年庚戌（公元1070年）60岁 作诗五十余首。有“自从会得环中意，闲气胸中一点无”、“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虚名误了无涯事，未必虚名总到身”、“悟道本来平，人多不肯行”、“两仪长在手，万化不关心”、“却惭天下士，语道未忘筌”、“人间浪忧事，都不到心头”、“道德有长理，富贵无定期”、“世上多附炎，炎歇人自去”等绝句。 王安石行新法，所用者皆新进青年，遇事风生，天下骚然。雍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于雍。雍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雍作《无酒吟》诗：“自从新法行，常苦罇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寓新法不会长久意。司马光以议新法不合又出知永兴军，司马光求去，终辞诏命乞为西京留台，修《资治通鉴》。遂居洛阳，买园于尊贤坊，命名独乐园。从此与雍过从甚密。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抨击新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遂与王安石绝交。富弼亦自汝州得请归洛阳养疾，筑大第与雍天津居相迩，与雍相招往来，遂有“三朝为宰相，四水作闲人”语。 熙宁四年辛亥（公元1071年）61岁 作诗近三十首。其《感事吟》诗，有“蛇头蝎尾不相同，毒杀人多始是功”句，隐喻行新法之革新派上下荼毒百姓。给兵部侍郎秦玠诗中有“天心复处是无心，心到无时无处寻”句。是年，所著《皇极经世》书成，上起帝尧甲辰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简括三千三百余年历史大事记。其《书皇极经世后》诗有“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句。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时当雍离世后七年。司马光进书表曰：“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便……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而雍之《皇极经世》更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之编年史书。 熙宁五年壬子（公元1072年）62岁 作诗八十余首。与司马光、富弼互有诗歌呈答。诸诗中有“以身观万物，万物理非遥”、“众蚊多少成雷处，一拂何由议扫除”、“伊洛好烟水，愿同渔与樵”、“照破万古事，收归一点真”句。其《赠富公》诗中有“天下系休戚，世间难拟伦”句，《奉和十月二十四日初见雪呈相国元老》诗中有“寒士痛遭恐，穷民恶著惊。杯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句。《和相国元老》诗中有“畎亩无忘处，追踪击壤欢”句。是年华山崩。 熙宁六年癸丑（公元1073年）63岁 作诗四十余首。作《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人均以诗和之。又作《年老逢春》十三首，中有“大凡尤物难分付，造化从来不负人”、“世态不堪新间旧，物情难免假疑真”、“大都美物天长惜，非是吾侪曲主张”佳句。所作《天意吟》“天意无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圣人能事人难继，无价明珠正在渊”句，则表达了哲理和志向。其《老去吟》有“行年六十有三岁，二十五年居洛阳”句。 熙宁七年甲寅（公元1074年）64岁 作诗三百六十余首。有观物有感者；有与友人对答者；有阐述哲理者；有以诗言志者；有简括著作主题者等。其《喜乐吟》谓“生身有五乐”（乐生中国、乐为男子、乐为士人、乐见太平、乐闻道义）；“居洛有五喜”（喜多善人、喜多好事、喜多美物、喜多佳景、喜多大体）。其《安乐窝中吟》有“安乐窝中事事无，惟存一卷伏羲书”、“苟非先圣开蒙吝，几作人间浅丈夫”、“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理道昧时须索讲，情于尽处更何言”、“造化功夫精妙处，都宜分付与闲人”等佳句。从其他诸诗中“闭目眼前都是暗，开怀天外更无他。若由智数经营得，大有英雄善揣摩”句，知雍不搞术数。从“少日挂心唯帝典，老年留意只羲经”知，雍年青时曾用心于科举之学，而年老则专于《易经》。其“窥牖知天乃常事，不窥牖见是知天”句，本于《老子》“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思想而发。其“只有一般无对处，都如天地未分时”句，阐太极之明道为一而无对。其“仲尼生鲁在吾先，去圣千余五百年。今日谁能知此道，当时人自比于天”句，以“五百年必有圣者出”暗喻自己向圣人看齐的志向。其《皇极经世一元吟》“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兴废，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句，概括《皇极经世》一书主题。 是年晚安石新法行买官田之法，雍所居天津亦官地。出榜三月，无人忍买。雍之诸友相谋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于是司马光等二十余家集钱买之。雍作《天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有“重谢诸公为买园”、“二十余家争出钱”句。雍居宅为司马光户名，游园为富弼户名，收租河南延秋庄为王朗中户名，至终而不改。 熙宁八年乙卯（公元1075年）65岁 作诗百余首。其《安乐吟》有“不侫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句，知雍不近禅学与方术。《观易吟》有“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句。《观三皇吟》有“初分大道非盛道，才有先天未后天”句。《瞻礼孔子吟》有“陶冶有无天事业，权衡治乱帝功夫”句。《观物吟》有“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句。 熙宁九年丙辰（公元1076年）66岁 作诗近三百首。有“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须求骐骥方乘马，亦恐终身无马骑”、“莫向山中寻白玉，但于身上觅黄金”、“利不能胜义，自然多至诚；义不能胜利，自然多忿争”、“与天为一体，然后识宣尼”、“欲得心常明，无过用至诚”、“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工夫”、“经纶事体当言用，道义襟怀只论诚”、“万物备于身，乾坤不负人”、“须识天人理，方知造化权”、“春雷惊起千年蛰，笔下苍龙自往还”、“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天学修心，人学修身”、“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圣人有常德，小人无常情”、“兴废先言人，然后语天地”、“宽猛相济，其民自安”、“痛矣时难得，悲哉道未传”佳句，从中可见其情其志。雍时臂痛，又患“头风”，身瘦髭白，亦由其诗表白。 熙宁十年丁巳（公元1077年）67岁 作诗八十余首。其《窥开吟》十三首诗中有“能将函谷塞，只用一丸泥”、“能将一个字，善解百年迷”、“情中明事体，理外见天机”、“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难”句。其《先天吟》诗有“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眼前伎俩人皆知，心上功夫世莫知”句。 是年三月雍感疾，气日益耗，值张载归陕过洛问疾于榻前。载喜论命，曰：“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雍曰：“世俗所谓命者，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载曰：“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不意张载归途至潼关暴卒于驿中，雍闻讯作《和凤翔横渠张子厚学士亡后篇》诗。进七月病笃，程颐顾谓雍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雍曰：“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颐犹相问难不已，雍戏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出也。”颐曰：“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时雍声气已微，举两手以示之，徐曰：“面前路径常令宽，路径窄则之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又司马光来问疾，雍曰：“某疾势必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愿君实自爱。”光曰：“尧夫未应至此。”雍曰：“死生亦常事耳。”时诸人议后事于外厅，有欲择葬地于近洛城者，雍嘱伯温“当从伊川先茔”。重病中犹作《病中吟》、《重病吟》、《天人吟》、《疾革吟》、《听天吟》、《得一吟》、《答客问病》诗。其中“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句令人感动。至七月四日，大书《病亟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入夜至天明五更捐馆，时当熈宁丁巳孟秋癸丑（熙宁十年七月五日）。伯温泣告程颢“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以属吾伯淳”。程颢所作墓铭有曰：“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先生有书六十卷，命曰《皇极经世》，古律诗二千篇，题曰《击壤集》。”是年孟冬丁酉，众人葬雍于伊川神阴原伊川丈人茔旁（今河南伊川县西村山上，东临伊水，西依紫荆山）。 戒子孙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 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滛乐祸，疾良善如雠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絶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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