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比涅（Compiegne），是巴黎东北面80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城市虽小，但却占据水陆要冲。贡比涅是首都巴黎通往法比边境的铁路中转站，而且也是塞纳河北岸几条支流的交汇处，在此可以乘船出发可以直下巴黎。人们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用来形容贡比涅可谓非常贴切。正因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发动最后进攻的几个月里（1918年3月至7月），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Foch，1851-1929）的指挥列车几乎一直停靠在贡比涅，统一指挥英法联军与美国远征军对德军发起反击，而联军反攻的出发地域就是贡比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福煦在大战末期的出色指挥，协约国联军才总算熬到了1918年11月的最终胜利。也正是在这次反攻取得胜利之后，福煦将军晋升为法国陆军元帅。
 1918年11月11日清晨5点，德国军事代表团在花了10个小时穿越战线之后，终于来到福煦在贡比涅的驻地，双方随即开始谈判。在德国方面被迫答应协约国方面提出的苛刻要求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将于当天上午11点完全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合影，请各位尤其留意1和3。照片中的1号人物就是福煦元帅，协约国联军总司令以及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照片中的3号人物是魏刚将军，这个倒霉的家伙将在1940年参与法国与纳粹德国的停战谈判。可能是出于羞耻，此人并未出现在1940年的谈判现场中，而是另行派遣代表，因为1940年的停战谈判也是在这辆列车上进行的。  1918年停战谈判结束后，福煦被法国人民视为民族英雄，但福煦本人却并未沾沾自喜。正好相反，对欧洲政治颇有洞察力的福煦，对欧洲和平的前景并不乐观。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后，福煦还说道：“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结果一语成谶。
为了纪念1918年的停战谈判，作为谈判现场的车厢一度被法国人单独收藏在博物馆中。  这就是福煦车厢，原本只是一节普通的餐车。可惜的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福煦车厢只是一个复制品，车厢原件已被炸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纳粹德国的闪电战进攻中，疏于战备的法国迅速败降。希特勒下令把福煦车厢从博物馆中拉出来，作为法德两国停战谈判的会场。1940年6月22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纳粹德国仿佛把当年的羞辱还给了法国。在1940年停战谈判结束之后，福煦车厢被希特勒作为战利品拉回了柏林。可能是害怕德国再度受辱，二战临近结束之前，福煦车厢被希特勒下令炸毁，从而了却了这段冤冤相报的历史。  今天，福煦车厢的复制品被收藏在贡比涅城东北面的贡比涅森林中，图片中央的圆形场地就是当年的谈判现场，而福煦车厢的复制品就被放置在图片上方的小房子里。  谈判现场，下面还有一组清晰的照片，敬请欣赏。  当年停靠车厢的地方，以及如今放置车厢的小房子。 当年停靠车厢的地方。 1918年11月11日，一柄利剑插在德国老鹰的身上，纪念碑上的铭文写着：致勇敢的法国士兵、祖国与人权的保卫者、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光荣解放者。在这段铭文中，你可以读出法德两国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小房子前面的铭文上写着：福煦元帅的车厢。而且，法国人把两个停战日期都写在铭文上，光荣的1918年11月11日，耻辱的1940年6月22日。法国人面对历史的勇敢态度，值得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尊敬。 福煦元帅石像。 最让人感动的是，法国人不但会为大人物树碑立传，而且会用心纪念每一位小人物，这是贡比涅的本地阵亡将士纪念碑。 在法国每一个城镇的显眼位置，你都可以见到像贡比涅这样的阵亡战士纪念碑或者纪念墙。形式虽然各异，但内容却是基本相同的，纪念碑的正面是：Morts pour la France（为国而死者），而在纪念碑的背面，则完完整整地铭刻着在历次战争中为国牺牲的每一位当地士兵的名字（他们可没有无名小卒之说，每一位牺牲的士兵都是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实在查找不到名字的士兵被葬在凯旋门下），他们可能是当地某位市民或村民的曾祖父、祖父或者父亲，被所有市民或村民深切怀念。 巴黎大学和巴黎高师也有这样的纪念墙，纪念每一位在大战中牺牲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字。每次我走过这些地方，我都禁不住驻足观望，总觉得这些铭刻在石板上的名字，仿佛还寄寓着喜怒哀乐，他们在哭，他们在笑，时间停止流淌，生死已无界限。如果说，懒懒散散的法国人常常让外国人哭笑不得，那么他们对待历史、对待生命的态度，却让我对这个民族感到由衷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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