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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兰台居士 很多人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反儒的人物，而实际上这种看法恐怕并不准确。 诚然，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作为主人公是特立独行的，堪称是诗礼贵族之家的异端和叛逆。作者甚至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套价值系统，这套价值系统即是第二回贾雨村所言的“正邪两赋”。在这套价值系统里，正邪两赋之人“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而正邪两赋之人根据出身的不同又有不同的人生发展轨迹，“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按照这套系统而言，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贾宝玉则无疑属于情痴情种之类。《红楼梦》一书借对正邪两赋的贾宝玉的成长描写，穿插刻画了众多男女的感情生活，所以说《红楼梦》一书是大旨谈情。 在《红楼梦》的世界中，司风情月债、掌女怨男痴、相机布散相思的是一位类似于爱神的警幻仙子，因为绛珠仙草下凡还泪这一段公案，所以一干风流冤家、情痴色鬼都穿带其中，在警幻仙子处挂了号。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之时，看到了薄命司诸女子的命运图册，根据脂批的透露在《红楼梦》的末回还会有一个警幻情榜，尽管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贾宝玉在情榜中的判词是情不情，林黛玉的判词是情情，但从这些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情榜中除贾宝玉之外其他都是女儿，其判词均涉及到该人物身上情这一方面的特质。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创作是要为闺阁昭传，“闺阁中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这种描写思路即站在了肯定情欲的角度，论述这些闺阁中人因其有情，故而能见识行止胜于作者。而这与朱熹“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论语类》卷十三）的理论颇为凿枘，也就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产生了对立。 不过，贾宝玉对于情的肯定虽然有悖于程朱理学，但犹离陆王心学不远，例如王阳明也曾说过“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 皆是良知之用（《传习录》）”。但贾宝玉身上对欲的肯定倾向即使是在陆王心学范畴内也找不到位置，更何况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观点是儒学没有涉及到甚至直接与儒学相抵牾的。例如在第三十六回中的一段话： （宝玉）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在这段描述中，贾宝玉强烈抨击了儒学传统所推崇的“文死谏，武死战”，并且明确宣称“情死”要优于“沽名而死”。而贾宝玉又时常对“仕途经济”露出反感之态，说读书上进之人皆是“禄蠹”，这些无疑也都表现出贾宝玉对于儒教的不满。 细究贾宝玉对儒学不满的根由，则跟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在《红楼梦》中，贾府虽是钟鸣鼎食之家，但也可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第十九回借袭人之口讲“我家代代读书”，而书中也屡次表示贾政酷爱读书，贾兰甚至贾环在举业方面都高过了贾宝玉。自然这里的书指的就是四书五经尤其是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而这些儒门子弟，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书中对于贾敬、贾珍、贾蓉、贾赦、贾琏等形象的塑造往往是一个反面形象。而贾府之外的儒者更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其中就以“正邪两赋”论的创始人贾雨村为代表，贾雨村生于末世，由科举而进入仕途，历经官场蹉跌，却也锻炼得世故圆滑，热衷权势，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贪赃枉法，按照程高本的续书，甚至做出了恩将仇报之举。 贾宝玉对于这种污浊世界是颇为不满的，这也就导致了他烧书、痛骂等行为的产生，《西江月》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 那管世人诽谤”正是贾宝玉不满心态的反映，这种心态与明末学者李贽颇为相似，李贽也曾讲过“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 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何如。” 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儒学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即使是在儒学内部，也存在相互对立的学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之争及陆王心学之争。而无论是陆九渊、王阳明、李贽还是贾宝玉，或者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对程朱理学颇有微词的袁枚、戴震，说他们是反儒都不合适，他们的思想确实不是正统的程朱理学，但是却是以同样的儒学眼光看到了现实中程朱理学的无力与虚伪而产生不满与困惑，进而去寻求解答。贾宝玉虽然不像陆九渊、王阳明、李贽、戴震一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完善的思想体系，但从《红楼梦》一书观之，足以知其思想的范式（paradigm）依旧是儒学的范式。 诚然，贾宝玉是反科举的，这种反对主要针对两个层次，一个是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为纲未必正确，贾宝玉虽然未必像李贽一样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却毫无疑问是反对以朱熹之是非为是非的，正可谓“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其二，通过科举选出来的官吏未必是德才兼备的人才，甚至不止选不出名臣循吏，反而是产生大批的贪官污吏，例如第三回里，贾雨村说到“事关人命，岂可因私而废法”时，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而于举业一途强于贾宝玉的贾环，其人品恶劣，尤为不堪，可见科举与人格高低并没有多强的相关性。 而科举仕途之人道德的日渐沦丧，其危害性较之一般人则更为猛烈，正如王阳明所说： 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榖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答顾东桥书》） 贾宝玉所接触到的士人中正是多是这种利欲熏心，言辨而伪、才足以济恶之人，其对现实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反对科举亦不等于反对儒学，对于科举尤其是其八股文形式的考察方式早已有人认识到其弊端，自隋唐已降，各朝士人对于科举均有反思，但大的趋势却是在通过不断更正科举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完善科举制度。但即使这样的不断完善，到了清朝依然有改革科举的声音，对于科举、八股的批判不止在学术界，即使在《儒林外史》等批判小说中也有不少体现，康熙时期朝廷甚至一度废弃了八股文而改考策论。只是在传统社会内部，尚无法产生出一套行之有效地可以代替科举的抡才制度。况且，仍然是儒士这一阶层本身充当了对科举制度进行反思的主体。 就贾宝玉而言，其对儒学的肯定屡屡见于书中，例如在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十九回，借袭人之口言，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二十回言，孔子是亘古第一人。第三十六回，宝玉除四书外将所有的书一焚而尽。 从以上描写中，可知贾宝玉虽有魏晋遗风，尚有尊孔之心，犹不敢像同为“正邪两赋之人”的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贾宝玉如此痛恨后人妄解圣人，绝非批判孔孟，而是感叹后人误读了孔孟，痛惜贾雨村之流大言孔孟而仁义全无。贾宝玉这种肯定孔孟而否定后人的观点，较李贽所批判“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的观点尚有不及。故贾宝玉对当时儒教之逆反，更像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贾宝玉出现这种态度是其对于现实中种种阴暗现实的一种反应。 曹雪芹在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内心是矛盾的，因此我们看得到贾宝玉爱护女儿、尊重下人的一面，但是作者依然安排了贾宝玉持有与世人相同的价值观，即尊崇孔孟的价值取向。这恐怕也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思或者忏悔，正如曹雪芹本人在谈及创作动机时所说，“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 不过即使是对于程朱理学，曹雪芹也不敢从逻辑、价值等维度展开正面批判，作为作者，曹雪芹虽然站在客观角刻画了贾雨村的不法、贾政的古板，却又依旧借贾雨村之口把“周、程、张、朱”放在了“大仁”之人之列。再如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写道。 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 这一段描写仍是借宝钗之口赞扬朱熹之文并无虚比浮词而皆有济世之用，并认为“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从而站在形而上的高度肯定了朱熹。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看出，《红楼梦》所体现的思想是复杂的，无疑，其中蕴含有不少传统儒学没有涉及到，甚至与儒学相违背的东西，尤其是在对情与欲的肯定方面。但是虽然贾宝玉这个角色内部有一定反儒的因子，但是在根本的价值观方面仍没有离开儒学的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代的人总会有其时代局限性，再伟大的人也不会超出他的时代太远，即使是当今也不例外。儒教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对于中华文明的塑造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当然也暴露过种种问题。而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角色的塑造，来展开他对现实的反思，对儒学的反思，这虽然与李贽、戴震等哲学家的思辨之路不同，但依然有着伟大的意义。虽然贾宝玉不是一个反儒学的斗士，但并不是只有反儒学才具有进步性，更不是只有反儒学的才是经典的。曹雪芹正是以其丰富的阅历、充沛的感情、出色的文笔塑造了贾宝玉这一经典的立体的人物形象，从而使《红楼梦》得以立于全人类文学的不朽之林。 欢迎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欢迎转发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您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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