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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1490多年前，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的一部文论名著。其中的《诔碑》、《哀吊》两篇，分别对诔文、碑文、哀词、吊文这四种有关丧葬的文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至今读来，给人启示令人感悟。刘勰强调这四种文体内容要真实可信，不可荒诞不经，文字要富于感情，能感动人心。
在《诔碑》篇中，作者先论诔，后叙碑。在该篇的开头，作者便“释名以章（彰）义”，即阐明“诔”这种文体的意义，作者说：“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说的是，诔是累积的意思，用文字来累述逝者的德行，表彰他使他永垂不朽。接着便说自周朝开始就有了诔文，然后就列举了春秋时鲁国君主鲁哀公为孔子所作的诔文，汉朝杨雄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所作的《元后诔》，三国时曹植为其兄曹丕所作的《文帝诔》等等。对上述的这些诔文，作者有褒有贬。我们说，古代的诔文，就相当于现代的悼词。
对碑文的评论，作者也是先“释名”，他说：“碑者，埤（pí）也。”埤字有自低增高的意思，立碑就是从地面上增高。古代帝王为纪功绩，便在泰山举行祭天大典，并刻石记功，这就叫碑。周穆王在弇（yǎn）山（在今甘肃省境内）上就曾刻石记功。后世在宗庙堂中立两块石碑，但没有文字，是用来拴牲口的。后来碑又用在坟墓上，最初的墓碑是用木头制成，在木碑上凿孔洞，穿上绳子，下葬时用绳子拴上棺木，把棺木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刘勰指出，自东汉以后，便产生了大量的记录王公贵族以及名人的碑文，如蔡邕的《太尉杨赐碑》、《陈实碑》、《郭泰碑》等。称赞这些碑文写得周到而扼要，语言清新而恰切。到了晋朝，孙绰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等，则写得文辞繁杂，惟独《桓彝碑》写得简明清晰。
《哀吊》篇是论述哀辞和吊辞这两种文体的。“哀”的意思是“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这是说，哀是依的意思，悲伤的感情必然依靠心产生，因此称“哀”。接着说，起初，用文辞来抒发哀情，主要是用于悼念幼年而死的人，到东汉以后，才扩展到用于成年人。比较早的哀辞是《诗经·秦风》中的《黄鸟》，那是诗人为悼念秦国的给秦穆公陪葬的三个贤人而写的哀辞。接着列举东汉崔瑗为汝阳王所作的哀辞，汉末建安年间徐干所作的《行女哀悼》。到了晋朝的潘岳，能继承前人写作哀辞的优良传统，他所写的《金鹿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思想内容正直，文辞华美，确实是流芳传世的佳作。
《哀吊》篇中在论述吊文时，刘勰解释说：“吊者，至也。”这种解释，是不够恰当。其实吊是祭奠哀悼死者的意思。接着，刘勰列举了西汉贾谊的《吊屈原文》，杨雄为吊屈原而作的《反离骚》，东汉蔡邕的《吊屈原文》，三国时王粲的《吊夷齐文》，祢衡的《吊张衡文》，晋朝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等。对上述吊文，刘勰也作了言简而意赅的评析。
以上是对刘勰有关“诔”、“碑”、“哀”、“吊”这四种哀悼文字的评论作了简要的介绍与评析。下面再来谈谈刘勰对这四种哀悼文章如何写作，应该避免哪些弊病再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首先，刘勰认为，写“诔”、“碑”、“哀”、“吊”等哀悼文字，都应该做到思想内容真实，他反对那些弄虚作假，荒诞不经的哀悼文章。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学者王充就在其所著《论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疾虚妄”（即憎恶虚假荒诞）的文学观点。三国时代的曹丕，在其所著《典论·论文》中，更从正面指出：“铭诔尚实。”刘勰继承并发挥了王充，曹丕的上述观点，他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写作文章的内容要“事信（真实）而不诞（荒诞不经）。”具体到论述哀悼文章，他在《哀吊》篇中指出：“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这就是说，写哀悼文章，应以正确思想内容贯穿全文，表彰德行，防止差错，分析褒贬应该有个正确的尺度。刘勰的这些写哀悼文要真实的主张，也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自汉朝以来写哀悼文字的不正之风而发的。东汉大文学家蔡邕曾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碑）》无愧色耳。”（《后汉书·郭泰传》）这是说，蔡邕给人写了大量碑文，大多数是因为说了假话使自己感到内心有愧，其中只有给郭泰写的《郭有道（碑）》，写得还算真实而无愧于心。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一些官僚贵族请人写碑文，大多数是要求作者说假话，在那“爵以赂至，官以贿成”的封建社会，某些手握生杀黜陟大权的大官，生前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死后“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把这些大贪官的“功德”美化得比商朝贤相伊尹，周朝名相周公，春秋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以及辅佐齐景公的晏婴还高。（见三国·桓范《世要论·铭诔》）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这正是刘勰坚决反对的写哀悼文的不正之风。刘勰还反对那些在哀悼文中夹杂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如前文提到的东汉崔瑗所写的汝阳王哀辞，写死者进入鬼门关，又驾龙腾云，进入仙境。对此，刘勰批评说：“怪而不辞”，“仙而不哀”。总之，刘勰主张写哀悼文要内容真实可信，反对虚假怪诞，这是十分有价值的文论。
其次，刘勰主张写哀悼文字要富有感情，能感动人。在刘勰以前，晋朝的陆机在《文赋》中说：“诔缠绵而凄怆”，即写诔文应写得缠绵悱恻悲伤感人。刘勰在《诔碑》篇中指出，写作诔文，碑文应该“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凄即抒发悲哀之情，就要使这种凄怆之情使人感到悲伤。《哀吊》篇中说，写哀悼文“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即怀着悲伤的感情写出的哀悼文字，达到能使人哭泣的效果。晋朝的大将羊祜，在镇守襄阳时，为国效力，关心人民疾苦。他死后，当地人民为他立了一块碑，颂扬他的政绩。四百多年后，唐朝诗人孟浩然读了羊祜的碑文，还“读罢泪沾襟。”（见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可见，好的碑文确实有催人泪下的效果。刘勰赞美贾谊的《吊屈原文》“辞清而理哀”，赞扬晋朝潘岳的哀辞写得“情洞悲苦”，即表达出深刻的悲苦之情。总之，刘勰主张写哀悼文章，一定要充满深厚的感情，对那些“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哀吊》）”，即虽写得有一定文采，却未能极力表达出真情实感的哀悼文，刘勰是极力反对的。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刘勰对某些作家所写的哀悼文章，在应用语言上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在《文心雕龙·指瑕》中指出，著名作家曹植，在为其父曹操所作的《武帝诔》中，竟然出现“尊灵永蛰”的话，刘勰说“永蛰”这一词语是用来写昆虫的，而曹植却用在哀悼父亲的诔文中，便十分不恰当了。刘勰还指出，有人写的哀悼文章，比拟失当，他举出东汉的崔瑗所写的《李公诔》，把东汉的大臣李固的言行，与古代帝王黄帝和虞舜相比，这也是不伦不类的比拟。还有，刘勰指出晋朝的潘岳虽“善于哀文”，但在他所写的悼念自己儿子的《金鹿哀辞》中，却用了“将反（返）如疑，回首长顾”的话。据《礼记·檀弓》载，孔子在看到孝子为父母送葬后说，“其往也如慕
，其反（返）也如疑。”就是说“如疑”（好像怀疑父母还在世），这个词语，只能用以形容孝子对去世的父母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用在哀悼自己儿子的哀辞中，便不恰当了。
以上简要地对刘勰《文心雕龙》有关哀悼文章的论述进行了评论与分析。我想，刘勰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对我们现代人了解古人如何对逝者寄托哀思，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同时，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现代人写作悼词，碑文，也有某些借鉴作用，从而能写出事信不诞，文来引泣的哀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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