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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努力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讲人情，不免得罪了一些人。在某一年年末的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王先生对我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样的专刊在中国生存不易，而贡献不小，我们应当极力维护，而不能拆台。说到深处，王先生情动于衷，声泪俱下，那样的场景，让在座的所有委员动容，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王尧先生这样的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唐研究》哪会有今天，迄今21卷的成果也不会存在。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住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院里，所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机会拜见民院的许多学者，如贾敬颜、耿世民、王尧、陈连开等先生。那时王尧先生属于民院的藏学研究所，他的研究生陈庆英经常是张广达先生家里的座上客，我因为和陈庆英更熟，所以也就常常到藏学研究所里去找陈聊天，时而也会遇到王尧先生，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学问，也谈其他西藏的事情。
1985年我毕业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考虑自己今后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域史的研究，总是应当学点民族语言才好。在国内无法学习于阗语、粟特语等中亚语言，张先生建议我学习藏文。因为藏文的典籍、文书都非常丰富，学会以后，不会受资料贫乏的限制。于是张先生亲自联系民院民语系，请藏语教研室主任罗秉芬老师给我们北大的几位想学藏语的年轻人开一个速成班，希望一年见效。罗老师非常帮忙，组织了藏语教研室的所有力量来教我们这些从头开始的学生。记得周季文老师教我们认字和发音，格桑居勉老师教我们语法，背《三十颂》，剧宗林老师教我们书法，罗秉芬、黄布凡等老师教我们课文，选读《米拉日巴传》等等。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
然而，我自己急功近利，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于是我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王尧先生带着我们读了几篇敦煌古藏文文献，让我们知道一件原始文书从何处入手；他指出敦煌古藏文与安多藏语最为接近，所以有时也要借助安多方言来解释古藏文疑难词汇；他提示敦煌古藏文与现代藏语的不同，让我们积累目前在现代藏语词典、甚至《格西曲扎藏文词典》中没有的词汇，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如敦煌汉藏对译词汇、汉藏均保存的佛典之类的材料加以对比研究；他还告诉我们与敦煌古藏文文书同时代的吐蕃碑铭、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木简和文书的情况。虽然有时候他也跑题很远，但他讲到的历史掌故、相类文献等等，也都是很有启发的。
我也买来他的《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他和陈践老师合著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文献选读》（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80年代初国内能够看到的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是埃·麦克唐纳（A. Macdonald / A. Spanien）和今枝由郎（Y. Imaeda）合编的两卷本《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藏卷补充》（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8-1979），是精制的黑白图版影印本，前面有编者的解题，其第一卷从P.t.1-990号中选择《罗摩衍那》《于阗国教法史》等佛教经典和藏外文献、发愿文等研究价值较高的写本，第二卷从P.t.996-2220号中选择《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史籍、占卜书等非佛教文献，包括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及以后的各种官私文书。这部价格不菲的图录由法国藏学界泰斗石泰安（R.A. Stein）赠送给中国藏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于道泉先生，于先生转交王尧先生解读研究。因此，我们跟从王先生学习的敦煌文献就出于这两卷刊布的文书，我依据王尧、陈践先生整理本一个字一个字认读的也是这些重要的文书。这些文书的学习、研读，对于我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古藏文文献的学习，对于我的归义军史研究、于阗史研究和一些部族考订的文章，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但作为我学习藏文最重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成果，是我撰写的《通颊考》一文。“通颊”一名不见于传统的中国史籍，所以唐长孺先生在撰写《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据很不清晰的缩微胶卷抄录S.389《肃州防戍都上归义军节度使状》时，就没有认出“旧通颊肆拾人”中的“通颊”二字，用□□代替。1985年我到伦敦英国图书馆调查，抄录了S.389状文，补全“通颊”二字，并在拙稿《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中使用，但对于“通颊”何意，并未得解。后来看到山口瑞凤教授的《苏毗的领界》一文，得知他早在1968年，就在土肥义和教授的帮助下，把藏文文书中的mThong khyab比定为汉文文书中的“通颊”（《苏毗の领界——rTsang yul とYan lag gsum pa’i ru》，《东洋学报》第50卷第4号，1968年，1-69页；英文本为Z. Yamaguchi, “Su-p’i and Sun-po: A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Tsang yul and Yan lag gsum pa’i ru”, Acta Asiatica, 19, 1970, pp. 97-133）。我在此基础上，收集藏文传统史籍《智者喜宴》、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蕃王朝大事记》、P.t.1089凉州军镇官吏序列表、P.t.1113陇州会议发送之钤印文书、P.t.1094《博牛契》、米兰出土藏文木简，以及归义军时期的汉文文书等，全面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的一级军政组织，随着吐蕃的向西扩张而随之西进，直到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在归义军时期的存在情形，比较完整地描绘出通颊部落的全貌。拙文汉文稿《通颊考》撰写时间很长，其间正好德国的《华裔学志》两位负责人到北京约稿，由季羡林先生推荐，这篇文章稿本由《学志》副主编弥维礼（W.K. Müller）先生翻译，最后中英文几乎同时发表，中文本刊于中华书局的《文史》第33辑（1990年，119-144页），英文本在《华裔学志》发表（Rong Xinjiang, “mThong-khyab or Tongjia: A Tribe i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Monumenta Serica, 39, 1990-91, pp. 247-299）。这可以说是我学习藏文之后，最专业的一篇藏学文章，文中所引藏文文献或文书，都经过自己对照原文一字字地释读和翻译，我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向王尧等先生交的一份藏学学习作业。王先生当然知道我这篇文章是最用功的一篇藏学文章，所以在他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时，特别约我写了一条“通颊”（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52页），表明他对此文的认可。他约我在同一《词典》中写的另外一条是“张议潮”（338页），那可能是他看到了我的归义军史研究的缘故吧。
我跟从王尧先生治藏学的另一个收获，是熟悉国际藏学界。在“文革”后的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家接触、对话最多的，肯定是王尧先生。他很早就出国参加各种藏学研讨会，用英文投稿国际藏学刊物、专刊，许多会议论文集也都有Wang Yao这个名字。他每次回来，都慨叹中国学术荒废多年，在藏学的许多领域都落后于人。因此，他在教书育人，大力推进国内藏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也鼓动我们年轻人大量翻译国外藏学家的研究论著。为此，他主编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从1985开始出版第1辑，到2014年初出版第20辑，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藏学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很多是从王尧先生刚刚从国外带回来的藏学书刊中翻译的，所以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国外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于缺少国外藏学书刊的国内藏学界来说，有如雪中送炭；也使得国内年轻一辈藏学研究者，能够跟上国际藏学研究的步伐。我先后翻译的有关藏学的文章，也经过王尧先生的法眼，其中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275-304）一文，收入1989年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集（1989年，39-81页）；恩默瑞克《于阗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R.E. Emmerick, “Tibetan Loanwords in Khotanese and Khotanese Loanwords in Tibeta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a 1985, pp. 301-317）一文，收入同年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6集（1989年，136-161页）。
从90年代初开始，我感觉自己的藏文不会达到随心所欲地使用的段位，所以把研究的重点从敦煌学、藏学，转到中外关系史方面，首先处理粟特人东来问题。虽然好多年没有和藏学界往来，也没有发表任何藏学方面的文章，王尧先生在90年代末创办新的藏学刊物《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时，仍然向我约稿。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再动藏文材料，所以拣选了一个与藏学有关的中外关系史题目——《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贡献给王尧先生主编的《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以后，王尧先生也曾约稿，但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藏学研究者相比，我已经不敢班门弄斧了。因为没能在藏文和藏学研究方面进一步下功夫，我没有再继续写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违王尧先生的厚望，辜负了王尧先生的期待，现在想想，真是非常遗憾。
王尧先生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他不仅仅在藏学研究的圈子里是这样，在藏学领域之外也是如此。
我从1995年开始，在罗杰伟（Roger Covey）先生的“唐研究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勇敢地承担起大型学术刊物《唐研究》的主编之责。对于这样一个“个体户”式的刊物，我自己虽然尽心尽力，但也做不到尽善尽美。我努力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讲人情，不免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有一篇很有分量的书评的发表，让一位原本是忘年交的前辈学者震怒，非要在《唐研究》上发表反批评的文章，而按照国际通例，同一杂志是不能发表反批评文章的。这位先生于是把文章复印多份，寄给相关人士，并指责我不让反驳。王尧先生是唐研究基金会聘请的“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也接到这样的信件。在某一年年末的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王先生对我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样的专刊在中国生存不易，而贡献不小，我们应当极力维护，而不能拆台。说到深处，王先生情动于衷，声泪俱下，那样的场景，让在座的所有委员动容，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王尧先生这样的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唐研究》哪会有今天，迄今21卷的成果也不会存在。
王尧先生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唐研究》，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研究》。2002年的第8卷上，他发表了《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札记》；2004年的第10卷上，他又发表了《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这两篇文章都是解读最新发现的吐蕃碑铭、摩崖题记的成果，他把最新材料第一时间交给《唐研究》发表，大力支持我的工作。这些事，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我接触的前辈学者当中，王尧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从多方面关怀年轻人。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王尧先生同时在港大佛学中心讲课。他知道我一人在港，又不会做饭，他们夫妇经常约我到饭馆“饮茶”或吃饭，让我饱餐一顿，打打牙祭。王尧先生是语言学家，入乡随俗，很快学得广东话，能够点出上好的广东菜，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学到的本领。
毕竟和藏学渐行渐远，做了一个藏学的逃兵，后来我和王尧先生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沈卫荣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王先生举办过一个80岁生日的庆祝会，我应邀参加，也讲了几句话，但卫荣兄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第3辑为庆祝王先生八十华诞专号，我也没有写篇文章颂寿，实在是很不应该。
最后见到王尧先生，是在2014年12月18日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中华书局举办的“中国地域文化研讨会”，王先生作为文史馆馆员在座，我则因为审过《中国地域文化大观》的两部稿子，被中华书局拉去发言。席间王尧先生见到我，向我要刚刚出版几个月的拙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他说我要看你的文章，正好我带了两三本打算送人，急忙递上。看来，王先生仍然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进展，可惜我还没有去看他，听他说说我的书有什么问题，2015年12月17日，噩耗传来，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问学了。
回想向王尧先生问学几十年的过程，他始终如一地谆谆教导我，关心我，爱护我。虽然我后来不涉足藏学了，王尧先生却宽容以待，继续从各方面支持我、鼓励我。他实在是一位人格高尚的蔼然长者，是我此生都应该学习、仿效的学界表率。
谨以此文，纪念先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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