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历经战乱的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大量良田荒芜闲置。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的社会经济繁荣,多次下令迁徙西部几省的富裕人口到中原地区和北方生活。明洪武七年,康家始祖康守信奉母赵氏从山西洪洞迁至康店定居。《巩县志》“明洪武七年(1374年)秋天,钦命侯监理督检院大学士率民三千七百四十丁,分二十四牌(迁郑一牌),迁至巩县之背阴分业务农。”康守信成家立室,生子贵,贵生四子,其名为俊、英、安、雄。三门始祖安就是康百万家族的始祖。
康家传至第六代时,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堂兄弟14人,有功名7人。康绍敬是第六代传人中的杰出代表,他读书致仕,初任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境内)驿丞,后晋升为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大使。他所担任的官职并不高,但驿丞和大使都是管理地方水陆交通和官盐、税务、仓库的官员,与经济息息相关。《词源》说:“大使管理之官,如管产盐之区者曰场大使;管库存者曰库存大使;管仓者曰仓大使;管税务者曰税课大使,分录于各长官。其名始于元,明清沿用之。”独具慧眼的康绍敬从这一职务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找到了改变自己和整个家族命运的良机。
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发展商业,拉动社会经济,朝廷曾实行“开中法”,就是以盐业为中介,推动边防和内陆及重要仓库运输的办法。盐业从汉代开始就由国家专营,朝廷的经济来源“半出盐赋”。明代时,盐业经营权即“行盐法”有所改变,实行“官督商办”。而商人最易暴富的行业就是经营盐业,因为既可以发财致富,又可以密切官商关系,可谓“一举两得”。
目光长远的康绍敬利用“天赐良机”,一面做官,一面利用职务之便组织康家子弟把河南的粮、棉、油等物品运销山东,又把山东的盐及海产品运销河南,一来一去,日复一日,逐渐挣下了偌大的基业,也为康家历代经商山东打下了重要基础。康绍敬成功地奠定了康家兴盛十二代四百余年的家族基业。
康氏家族发迹的过程在于随着明清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大胆经营,农、商、官结合,相互发展、相辅相成,其特色大约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扑捉商机,紧抓机遇,大胆开拓,广置土地",另外还有儒家思想和传统教育的作用等等。
康惠的父辈们为明朝尽忠,在李自成打破洛阳,杀了福王之后,收留下逃难的李妃,最后"康朱联姻",与李妃的的女儿结婚,使康百万锦上添花,富上加富,培养和造就了人才。
康大勇毅然放弃功名,打破传统"土不经商"的世俗观念,利用清初康熙皇帝特重漕运、藩镇等信息,毅然改变传统在洛河做生意的习俗,大河行船,开劈山东基地,"先有康大勇,后有兰水城",使康百万的经济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大到鲁南广大地区和江、淮沿河一带。
康应魁(堂号崇公),利用青延镇压白莲教之机,捕捉信息,贿通清延百万大军的将领勒保等人,供应全军棉花、布匹,发了十年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先有康崇公,后有泾阳城",加上先人在山东购置的资产,使康百万土地达18万亩,再次挂千顷牌。"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头枕泾阳、西安,脚蹬临沂、济南,马行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就是这个时期叫出来的。
康道平利用清延镇压捻军之机,组织团练,垒砌寨墙,终于使捻军未逾康店一步,受到河南官绅以至清延重要官员赏识,保留下来的大量石刻中,有许多都是当时达官大员的颂辞,从而使康百万名声大振。
康鸿猷利用慈禧、光绪回銮北京、路过巩县之机,大肆铺张,迎驾两宫,贡献大量银子,受到慈禧封赐,从而使康百万名扬天下。
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地逃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我们河南闹饥荒,财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迎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是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
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我们巩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间,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就说了一句"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因此康百万这个封号就借慈禧的金口而名扬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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