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如果曾国荃战败，其他部队必然也随之而败，湘军多年之精锐尽失，则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还真不好说。 一曾国荃的“吉字营”在湘军中成军很晚，但却建功极速。 咸丰十年，湘军开始进攻重镇安庆，由曾国荃担任围城的主力。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当然是为了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闻讯当然非常振奋。在安庆一战中，他不负所望，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 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与陈玉成一起进行救援，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  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激战，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上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产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连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濠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湘军之所以能顶得住，除了双层壕墙之力外，还得益于主帅曾国荃性格之“坚忍”。曾国荃有一股异乎常人的蛮劲。无论形势多么危险，他都能咬牙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由于他的坚定指挥，湘军才能死守壕墙，寸步不退。 在这次战役中，曾国荃甚至亲身参与战斗： “攻方急，一勇掷火包，线长未燃，被拾起掷回。时我濠内遍地火药，炮发轰燃一二处，守者皆溃，奔退十余丈，贼过濠者已七八人。统领曾观察国荃见事急，亲下斫贼数人倒地。溃卒见统领自战，枪炮复续。贼见不可攻，其逼胁为前队之众已尽，乃退。” 湘军向太平军扔的“火包”，类似后来的手榴弹，因为引线过长，落地未炸，被太平军又拾起扔回了壕内。恰好扔在壕内火药密集处，引燃火药，轰死不少守军。守军惊溃，退逃十余丈远。有七八名太平军抓住这个机会，冲过了壕沟。曾国荃一看军情紧急，亲自挥刀冲向太平军，斩倒数名敌人。向后奔逃的湘军看到主帅亲身冲锋，遂再度返身作战，这才堵住缺口。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象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文化墙二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 曾国藩仍然让曾国荃主攻，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所以他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庐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 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名满天下。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他便雄心勃勃率领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 然而，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 曾国藩大吃一惊，严令曾国荃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坚守休整待命。但曾国荃却全不管这一套。他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违抗军令一路向前猛攻。他认为曾国藩年纪已大，行军打仗没了早年的锐气。通过安庆这一战，他感觉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自作主张。所以他写回信说： “诸军士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 于是他“随风直薄雨花台”，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之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李臣典、萧孚泗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一番，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势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道城墙，前后修了21年。它周长96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城墙不能比的：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处达30米，高14－21米。城垣用巨大的条石砌基，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一下曾国荃傻了眼。 修濠不能紧挨着城墙修，那相当于给城里守兵当了活靶子。要远远地画一个大圈把城围起来。安庆城墙不过“九里十八步”，他们修了七十里的长濠和长墙来围困。南京九十六里，还不得修七百里的长濠和高墙？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 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吉字营、贞字营合起来不过两万多人，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锅里，根本看不到影，怎么可能像过去围吉安围安庆一样包围天京？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向蛮横不肯认输的他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 他写信给曾国藩说：“两日登大、小牛头山俯视，金陵地脉之大，我兵到此，渺若沧海之一粟，盖与围吉安、景镇、安庆迥乎两样规模，大约非三万、四万人不能尽合围耳。”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那岂不被天下军人耻笑？只有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着其他几路湘军到来。曾国荃于是命令将士加深壕沟，加高长墙，做自固计，围不住敌人，先把自己围结实了再说。 哪知其他几路各有各的难处，迟迟不能到来。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出师，忽然接到父丧之信，匆匆回家奔丧，这一路于是落空了。 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于宁国，欲进不能。 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因为功高赏薄，已经心凉了。他私下里秘密联系官文，远走陕西，再也没有和曾国藩打过交道。西路也因此没有了。四路人马，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驻扎雨花台的吉字营，实际上成为孤军，形势一天比一天危险。  曾府三杰图（从左至右：曾国荃、曾国藩、曾纪泽）屋漏偏逢连阴雨，更为料想不到的是，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 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也随着外国船只悄悄地进入中国战区。从上海开始，在江南一带蔓延。 当时关于这场传染病的记载很多，比如《漏网喁鱼集》记：“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天国之秋》说：“霍乱病于一八六二年五月首度出现，这些病人先是出现痉挛，没有其他症状，然后开始呕吐。但接下来，来得又急又猛的腹泻危害最烈，使人拉得脸色苍白，全身虚脱，往往几小时后就身亡。”“疫情最烈时，租界里一天有多达三千人死于霍乱。” 这场瘟疫从上海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营房里，只要有一人得了病，便会立即扩散开去，早上看着还是好好的，晚上便僵卧不起。数年后，曾国藩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中回忆当时情景云：“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碚于途。”霍乱的流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烧火做饭。王定安《湘军记》称：“金陵围师亦苦疠疫。闰八月，疾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 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太平天国方面，自从打破江南大营以来，天京附近已经两年没见敌军。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率军十余万，号称六十万，迅速回救天京。他们来到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向曾国荃部发起了猛攻。 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是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战绝对优势，将曾国荃所部围之数匝，阻隔了其与外援湘军的联系。湘军不但人数不足二万，且疾病减员严重。太平军因为从上海附近回援，获得了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曾国荃方面则是孤军冒进，不再象以前那样有围城之军与打援之军相配合，所以将领们都害怕重蹈江南江北大营的覆辙，建议突围。曾国藩更是极为担心，多次写信要求曾国荃马上撤军。“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撤围。” 但是曾国荃性格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霸蛮，此时蛮劲发作，谁的话也不听。“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 他凭借与太平军多次打交道的经验，说太平军向来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强。特别是他们在上海一带没遇到劲旅，没打过硬仗，属于骄兵。如果我们咬牙死守，能守得住。这段话确实道出了李秀成部太平军的弱点，说明曾国荃倒也并非一味蛮干，而是基于知已知彼做出的一种判断。他决定死抗到底，双方遂在雨花台一带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战。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账棚，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球、大炮烧贼无算。贼乃抵死不退，军士伤亡颇众”。 想复制安庆守壕战的辉煌。无奈湘军毕竟疾病减员太多，敌人人数过于悬殊，形势非昔日可比。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汇报军情说：“此次贼之布阵比安庆大三倍，洋枪则十百倍。”“目击枪炮打死之贼与火蛋烧死之贼极多，无如前者打死，后者继进，恃其洋枪、洋炮之多，且利负嵎之势，更番而来，我军已劳且惫矣。我军存者本不过七成，而病甚不能出力者尚有四成。只此三成略好之人，已昼夜劳苦半月，且守地段太长，又不能出濠猛打，竟是无可如何。” 曾国藩也在家书中向老家亲人汇报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扑。”李秀成部的洋枪枪炮杀伤力很强，曾国藩说：“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炮，打入营中。” 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终于开口承认自己错了，不应该孤军深入。他请曾国藩原谅他，更请求老兄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亮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如能有大军从后打来更好，否则设法添五六千人由大胜关入长濠内，守剿兼施，亦必能分作两三仗打退也。此实确有把握之言，百叩求兄作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 “务求”“百叩”“迅赐”“切勿”，从这些词汇可见曾国荃的焦急程度。 其实不待曾国荃请求，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居然不顾自身安危，把自己的亲兵护卫四百人派了过来，但是这点人其实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好在曾国荃过人的坚忍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无兵来援，他只能依靠自己，拼命苦战。他“昼夜不眠至五十馀日之久”，日日亲到前线巡营，查看形势，调度军队。有一天，曾国荃正在前线巡视，突“受炮子伤”，子弹从曾国荃的左唇打入，从左边脸穿出，如果再偏几厘米，曾国荃就没命了。曾国荃找块布裹好伤口，仍然继续巡营。“二十九日，公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可见他确实是一个猛人。 曾国荃的壕沟与营墙建得也非常扎实。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还回忆：“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木桩）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 李秀成大军围攻，整整十六天，居然始终不能攻破曾国荃的防线。洪秀全又调后来侍王李世贤助攻。“伪侍王初三四亦至，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战斗更加激烈。 面对敌军的增加，曾国荃的应对办法就是挖沟挖沟再挖沟，他命令军队在自己的长濠内，又挖了一道沟，准备万一外濠失守，退回内濠继续作战。 这道沟发挥了关键作用。十月二十五日以后，太平军开始改变策略，表面上攻势缓了下来，实际上却加紧猛挖地道。十一月三日，太平军挖好了两道地道，只听一声巨响，烟尘蔽天，湘军营墙被轰塌数十丈，太平军“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呼声动地”， 数千人冲入外墙。幸好曾国荃已经挖好内濠，修了第二道墙。湘军一面守住内濠，一外组织反冲锋，打了一天，终于把冲进来的太平军又打了回去。曾国荃在家书中汇报说： “所幸先数日所做之内濠、内墙已成功，贼虽轰开头一层，我军尚克守住二层，而贼之人头一层者均已烧死，枪炮伤毙贼。自未正二刻起，已拼力堵住，至上灯时，贼乃退。我军并出一支在前濠外佯作包抄之势，贼乃大败。” 三这场战斗是比三河战役还重要的，事关清方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的关键战斗。此时外围的鲍超等军也已经深受传染病之苦，战斗力大大下降。如果曾国荃战败，其他部队必然也随之而败，湘军多年之精锐尽失，则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还真不好说。 好在太平军一直没有湘军那样有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陈玉成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双方相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曾国荃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