怆旋律，曾经那么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以至曾经思想，用《斗牛士》作哀乐来送葬该多“牛”啊。说实话，五音不全的我对西洋乐器很多名字都叫不出来，而听了毛老师的课后，我后来又听了我国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的讲解、欣赏卡拉扬指挥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电视直播，对西洋音乐才有那么一点点“捉襟见肘”的知识。
江山清漾毛氏的后人
“宋室开基八百年，江山衍脉三千里”，2001年4月20日，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毛老师来到江山清漾寻根，看着毛氏祠堂门口的这副对联，深情地说：“我11岁的时候，我的爷爷曾把我领到奉化石门的毛氏祠堂门口，他对我说：‘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奉化石门的毛氏是从江山石门的毛氏迁过来的。你长大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回故乡去看一看。’”毛老师回忆说，那时自己很小，也很疑惑，就问，“那为什么我们石门村的人念‘石门’这个音和奉化人念‘石门’这个音不一样呢？”爷爷说，“因为我们石门村的人念‘石门’这个音是从江山老家的方言带过来的”。
毛老师祖籍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石门南坑，后移居厅下。1929年5月出生于宁波。据新发现的江山《清漾毛氏族谱》记载，浙江奉化毛氏、湖南韶山毛氏都是江山清漾毛氏的外迁支系。江山清漾毛氏自东晋时由安帝封地三衢而在清漾村始居，先祖毛元琼，字公远，号清漾，其居住地便以其号命名。以耕读传家，恪守清廉家风，历代人物辈出，共出过6个尚书、80个进士，其中包括北宋词人毛滂，音韵文字学家毛晃、毛居正父子，南宋状元毛自知，明朝礼吏刑三部尚书毛恺，近代国学大师、台湾最高学术奖得主毛子水，中科院院士、甲肝疫苗发明人毛江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地球物理学家毛河光等，这其中当然还有毛老师。
浙湘毛氏同出一宗，说起来毛老师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五百年前是一家，当韶山毛氏宗亲把《韶山毛氏族谱》赠送江山清漾毛氏时，毛老师给予高度肯定，感慨说：“江山石门清漾毛族，人才辈出。开展和做好毛氏文化研究，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民族文化认同、海内外华人，尤其是万千毛氏后裔的感情回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经国生母毛福梅，与毛老师则为同族血亲。
我知道，我写这些毛老师是深恶痛绝的，但我想说，这不是什么攀附名人，因为毛老师就是一位名人（如果在google搜索“毛昭晰”，有8600条信息，而且没有同名同姓的）；也不是什么光宗耀祖，而是慎终追远、古国伦常，毛老师的爷爷对童年的毛老师说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风雨茅庐”的早年记忆
“郁伯伯大概不会想到，这个经常来他家的小孩将来会为他的铜像揭幕。”前些年，毛老师应邀前去为富阳中学所立的郁达夫铜像揭幕，古稀之年的他感慨万千地这样说，话语之中隐含着毛老师早年对郁达夫在杭州故居风雨茅庐的珍贵记忆……
“郁达夫刚来杭州时，租了场官弄的一座老房子，院子和我们家相邻。”毛老师早年随家人从宁波迁居杭州，谈到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和风雨茅庐时，他仿佛拉家常一样。
“那时，我和他们的大儿子郁飞都在横河小学读书，常去他们家里玩。我们最喜欢在天井的水缸里玩纸船。王映霞就站在一边看着我们。后来，郁达夫自己设计的“风雨茅庐”建成后，仿照日式民居专辟一屋作为儿童室，铺上榻榻米，成了我们的新天地。在我的印象里，郁达夫瘦瘦的，个头一般，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喜欢去浙江图书馆。”
“还有王映霞，她是当时出名的美女。在我印象里，她就像以前月历牌上的美女。”
“她很疼爱儿子，郁飞的毛线衫都是她自己织的。我记得郁飞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翻领毛线衫，我妈妈觉得式样好看，照着样子给我也织了一件。”这些娓娓道来的往事，是发生在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那座青砖黑瓦的“风雨茅庐”里的故事。
“风雨茅庐”的名字，与它当年主人的命运一样，有点凄美的感觉。1926年寒冬，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于上海，1928年初春，柳亚子先生在西子湖畔为他们证婚，并诗赞曰“富春江上神仙侣”，演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段传奇爱情故事。
毛老师当初算是郁达夫的“小邻居”，但童年的友谊使他在此后的岁月里与郁飞的友谊一直未曾中断。“上世纪90年代他远赴美国，临走前还送给我一本他翻译的《瞬息京华》做纪念。这本书是林语堂写的，他说翻译这本书是郁达夫的心愿，算是了了他父亲的愿望。”毛老师回想起故友时，不经意却道出了郁达夫的一个遗愿。
而最值得郁达夫九泉之下欣慰的，是他亲自设计的“爱巢”，历经风雨破败不堪后，正是他的这位“老邻居”
在78岁时竭力呼吁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史前史及稻作文明、支石墓和羽人
说到毛老师的专业“史前史”，一般人都有点不明就里。历史学把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统称为“史前史”，这其实既科学又有失严谨。在汉字中，“史”像形一个人用手执笔，与“事”相通，所以用文字记事后就有了历史。但是，文明的起源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有的地方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却已踏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过，从治学来看，史前史自然要困难得多，传统史学说白了就是用文字来处理过去的文字信息，而史前史则不能，因为其研究对象主要不是文字信息，而是考古实物。
毛老师师承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林志纯先生（1910-200？），与刘家和等同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专家。1949年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毕业，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当研究生。1951年开始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长期从事史前史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著译有《世界上古史纲》（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篇》（特约编辑）等。此外，他还主编《浙江省图书馆志》、《浙藏敦煌文献》，发表《河姆渡遗址和稻米之路》、《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古代江南和朝鲜半岛》等数十篇论文。他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被学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作为一个学者，这些成果真可圈可点了，但毛老师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可惜啊，当了官荒废了学业了！现在老了，读不了多少了。你还年轻，要抓紧多读书。真羡慕你啊。”
毛老师因为研究史前史，对涉及东方文明起源的一些重大问题，每有独到的见解。稻作起源在中、日、印等水稻农业国家是重大课题，由于考古成果的不断刷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而毛老师几乎是在“追踪式研究”，不管哪里，一旦有稻作遗址发掘或文物出土，他都想方设法去现场看实物，掌握第一手资料。前几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掘出黏结在陶罐上的炭化稻谷颗粒，他如获至宝，兴奋不已，中国水稻栽培的历史由此上推到距今8000年以前。他在考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人头像时，发现额头有一排若干个小孔，由此联想到良渚文化玉器玉琮中毛发四射的饕餮纹样（神徽），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东南地区古越人的“披发文身”、“鸟崇拜”，联想到宁波鄞县出土的“羽人竞渡”青铜钺，联想到东南亚、南太平洋许多古老部族的“羽冠”习俗，甚至联想到象征威仪权位、荣华富贵的“凤冠”……通过他敏锐的一系列联想，许多长期众说纷纭的考古悬案和文化现象，迎刃而解了。他为了考察东亚沿海地区支石墓，足迹遍布我国东南沿海和辽东半岛、日本九州西海岸、韩国东南沿海，对学术界原来的“石棚墓”名称的科学性提出了新修正，分析总结出支石墓的两种形制即“南方式（支石式）”和“北方式（石棚式）”，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他为了研究中日韩之间的史前文明交流，不仅大量收集考古、民俗资料，而且把视觉延伸到海洋、军事等领域。记得他发表《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一文时，借用了美国海军测绘的西太平洋海流图，用来佐证早期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借助自然海流、季风和原始海上交通工具竹木筏，往来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可能性，并亲自参与支持中韩勇士跨海漂流壮举，为史前史的研究诠释了鲜活的魅力。
文物保护的“救火兵”
“小时侯由于身体太差没有当救火兵，但是救火兵那种舍身忘我的精神，永远难以忘怀。每当路过消防队门口，我就会想起少年时的志向。”“虽然没当上救火兵，但我实际上从事的工作很像是救火兵。”这是毛老师担任我省文物工作领导时面对家乡媒体的真心独白。
1983年，毛老师在坚辞不受2个月后服从组织决定，担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从一名大学教授转换为专司一省文物的行政官员，从此踏上了让他为之激奋的文物保护工作战线。10年后，毛老师又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仍然分管文化和文物事业，为全省的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竭尽心力。在他担任这两个职务的15年里，浙江的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有了全局性的发展，他作为主要领导，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文物是不能再生产的，毁了一处，少了一件，就永远无法弥补了。”
毛老师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文物价值观来指导文物工作，与破坏文物的人和事作坚决的斗争，哪里毁坏文物，他就赶到哪里。
早在1977年，身为第四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的毛老师提出重修经历“文革”浩劫被破坏的杭州岳庙，恢复岳飞像和秦桧等四奸臣的跪像。当时四奸臣的铁铸跪像已经不知去向，有人提出不要重铸了。毛老师据理力争，说：“这四大奸臣就是800年前的‘四人帮’，应该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几经周折，终于复制了四奸臣的铁像，重塑了岳飞像。毛老师还就
“岳母刺字”壁画中出现的玉米和岳飞蟒袍上是四龙爪还是五爪龙，提出了严谨的史家意见。
1983年，镇海有关部门决定在镇海口招宝山旁的梓荫山上建电视差转台和办公用房，山上山下文物密布，有唐代海塘、宋代摩崖石刻、清代爱国将领吴杰的纪念碑，近代鸦片战争时反侵略斗争的练兵场，附近孔庙的泮池是民族英雄裕谦殉国处。眼看这些文物古迹即将遭到破坏，毛老师心急如焚地赶赴镇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终于使差转台改建到甬江南面的金鸡山。如今镇海海防遗址因为保护得比较完整，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建起了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了扩大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这座古建筑来建新厂房。毛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找厂领导，又几次三番找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中国虽然有许多中药号，但最著名的只有两家半，所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加上广东的陈李济算是半个。而同仁堂与陈李济的古建筑已拆毁改建新房，只有胡庆余堂留了下来，它体现了中国优秀的医药文化传统，其价值是任何建筑都无法取代的。”在他的力争下，胡庆余堂终于被保了下来，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杭州市启动城区运河整治工程。在杭州运河文化研讨会开幕式上，毛老师抱病作了40分钟的演讲，大声呼吁要保护好运河沿岸的文物古迹，如桥梁、码头、仓储、小河直街、拱宸桥西老街区等运河文化的重要见证，因为它们是大运河沿岸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当他得知小河直街
“要拆”时，在病房里给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6页长信，痛心疾首地说：“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王国平读了这封信后立即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复”。终于，有关方面手下留情，一大批运河文物古迹得以保留了下来。现在的小河直街和拱宸桥西的老街已经被列为杭州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而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也得以修复。
2002年5月，杭州市领导邀请十几位专家开了个座谈会，研究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毛老师在会上坚决反对“北山街改造工程”。他说：“西湖边上的老街，只剩下北山街了，北山街只能保护，不能改造，改造工程会把老建筑改掉，会再造新的房子，这对西湖景观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会上当即表态：同意毛昭晰的意见。于是这条西湖名街依然故我地留了下来。
经毛老师的努力保护下来的浙江古迹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穆斯林先贤古墓园、刘大白墓、张宪资福庙，宁波的月湖庵和张苍水故居，绍兴的秋瑾纪念碑，嵊州的古城墙，海宁盐官的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的修真观戏台，湖州的钱业会馆，长兴的二叠纪标准地层（现已成为国际著名的“金钉子”），慈溪的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温州瓯海的永昌堡等等。
而经毛老师倡议、筹划而建立的博物馆，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嵊州越剧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如此等等，每一家都特色鲜明，每一家都倾注着毛老师的心血。他倡议开设的杭州大学文博专业，更是为浙江文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两大基础，对全省文博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长期担任浙江省考古、博物馆、图书馆3个学会的会长、名誉会长，为相关学术团体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毛老师也对一些古城、文物因为不能保护而痛心不已。2007年4月23日，在杭州市府大楼会议室举行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会议上，他当着市领导和专家的面，侃侃而谈他心目中的杭州古城风貌，他说：
“杭州有许多老街、小巷、石桥、古井，体现了朴素、淡雅的城市格调。”
“老底子的杭州，住家院子里有天井，这个时节天井边的墙壁上都爬满了蔷薇，漂亮得很。”他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杭州市区仍保持着从吴越国到南宋、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面貌，“躲过了自然灾害、政治运动，却倒在现代化建设的误区中，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杭州古城和历史街区的消失，联合国遗产中心专家也认为，杭州以“城”的名义“申遗”已不可能。2007年4月28日，当《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送审稿)》终于通过专家评审时，毛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这个规划，我们已经等了整整21年了！”也许，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敢于直言的人民代表
“我只是一个书生，凭责任感做事。曾经是人民代表，不是炫耀的头衔，而是增加了为人民说话的责任。我不考虑什么明哲保身，惹不惹麻烦。”这是毛老师在1998-2003年间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期间针对一些媒体赞誉他“胆大直言”时说出来的肺腑之言。是啊，他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从来不为自己谋取过什么名利。无私则无畏，他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2002年10月28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表决获得高票通过，殊不知这是毛老师呕心沥血、全力争取的结果。1982年制定实施的《文物保护法》，经过近20年的实施对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不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从1996年开始组织专家开始修订工作，2000年修订草案报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由于少数常委持不同意见，三审通过后一直未能付诸表决。毛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02年8月29日，是九届全国人大第29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会期，毛老师彻夜起草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现有的《文物保护法》亟待修订，“这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目前各地盗墓挖墓、破坏文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将修订草案拖至下届重新调研审议修订，势必会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他联系常沙娜等52位常委联署后，赶在会议结束前递呈给大会秘书长何椿霖。就这样，这部事关文化遗产保护大局的法律修订案终于比原先“提早”通过实施了。
2003年2月26日，正在出席九届全国人大第32次会议的毛老师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洛阳在毁什么》，文中说洛阳为修建一个标志性的城市广场，大型挖土机械进入东周王陵文物保护范围施工。毛老师阅后心急如焚，75岁的他不顾眼底出血，熬夜奋笔疾书到凌晨两点，写了两页长信，第二天递给了李鹏委员长并转温家宝同志。3月6日，温家宝批示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会同河南省政府从速处理，3月10日晚，河南洛阳决定原地原址保护东周王陵“天子驾六”遗址，毛老师这才松了一口气，美美地睡了一觉。事后，他对媒体说，“那封信送上去后，作为人大常委，我也到站了。”
而毛老师更大的贡献，是他于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常委会上首先提出了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采纳，如今，五千年文明古国终于有了“文化遗产日”这个特殊重要的节日。
当了5年常委，毛老师就是这样履行一个人民代表的责任和义务，他提交了多少个议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据查询相关网站，累计议案108个，内容涉及教育、足球反“黑哨”、三峡移民、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甚至有“建议对拐卖强迫妇女结婚的人处以重刑”……热血肝胆，赤诚为民，由此可见。
如今，毛老师虽然年届80高龄，仍在四处奔走。良渚古城发现后，毛老师说这是考古界的“嫦娥一号”，意义比发现特洛伊木马城还要大，堪称“中华第一城”。针对个别所谓的“明星学者”对大禹的诬蔑、污辱，毛老师厉声痛斥，高呼“大禹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通过伟大的治水工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从而开创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夏朝！”……
我想，作为一个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历史感的学者和专家型领导，毛老师的脚步是不会停歇的。在他八十华诞之际，作为学生，谨以此文为寿，衷心祝愿敬爱的毛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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