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写到过,学习篆刻本身是一件“雅事”,而中国的雅事大多跟文史相关,且不学文史,基本上就会脱离古文字的滋养,脱离了古文字的滋养,还学什么篆刻,趁早歇了吧,学篆刻史是学篆刻的必学功课,好了,转正题。 既然要学文史,又要学跟篆刻相关的文史,那么头件大事,当然是搞清楚篆刻是怎么来的。中国第一本篆刻教材《三十五举》(以后会详细讲这篇)里,篆刻的鼻祖吾丘衍(以后也会详细说他)说,“三代时却又无印”,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认为,在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中国是没有印章这回事。 我猜吾丘衍说这样的话时,一定是因为当时的考古学不发达,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好像后世的伟人们本身很伟大,但却不知道后世会有电报、电视、电视机、互联网……他们也不知道考古学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因此,考古学这门学问大体上就是证明前人说的话是错误的这样一门学问。是的,到了近代,考古学就打得这位篆刻鼻祖的脸生疼! 因为河南安阳出土了三件铜玺,就是下面这三方:
(商玺二)
河南安阳出土,是的,是商代,安阳那个时候叫殷。商汤建立商王朝后,最早的都城在亳,也就是河南商丘,建朝不久,大家对于王位继承这件事总是商量不定,有的说哥哥死了应当弟弟继承,有的说父亲死了应当儿子继承,于是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人祸”不断;再加上黄河时不时发发威,闹点水灾啥的,“天灾”也不少。没办法,就迁都,先后迁了五次之后,有个聪明人叫盘庚,干脆迁到了河南北部的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小屯村,这个地方远离黄河,土壤肥沃,首先解决了自然灾害问题,迁都之后,大家都得从头开始经营人际关系,“人祸”也少了,此后,商王朝才真正兴旺起来。 到了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叫它是“殷墟”。1940年,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双剑誃(这是他的斋名)古器物图录》里,刊印了上面三方古玺的拓片和照片。 关于这三方商玺,最权威的称呼方式是“囗”型玺、“田”型玺、“亚”形玺,因为里面的文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也沿用这种没有争议的称呼方法。 但这并不算完,因为这三方玺并不是真正的出土文物,因为对殷墟的发掘工作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一直在开展,这三方玺却没有完整的出土记录,据说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既然是买来的,而且是来源于古董商,那么,就不能证明商代有过玺印。比如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里就说:“……应该是早期作品,但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依据”,显然,这是有道理的。 问题来了: 1、这三方“玺印”到底是不是商代的东西; 2、这三方“玺印”到底是不是玺印; 第一个问题是断代,第二个问题是考证印章发源。 先说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顺利就能解决,因为从形制而言,正方形的印面、扁平状印台,纽式也是后来常见的鼻钮,阳文、铜质,这显然具备了玺印的形式特征。 (田形玺的实物图案) (亚型玺的实物图案) 为啥没有囗形型的实物图案,因为它已经佚失了。就算上面这两方玺,现在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般人是见不到的。形制上基本可以确定,这三方就是玺印。 接着说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些,多说几句: 首先是这三方玺印是从安阳殷墟发现的,虽然没有出土记录,但是流传有绪,并且实物可证(就在台北放着,虽然囗形的丢了,但其他两方仍在),因此,断定为商玺这是理由之一; 其次,在三方商玺里的释文有时代特征。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他的《中国玺印起源》里说:“至少有一纽是有时代的证据的”,就是那方“亚”形玺,因为它上面的图案跟《商周金文录遗》中的一件名为“辛、亚罗、示”斝非常近似,可以断定为同一主人之物,因此是商末的文物。 (“辛、亚罗、示”斝图样) 尽管大家对于这三方玺印中的文字解释很不一样,解释的释文也千奇百怪,但玺印中的文字和图案与商周之际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和纹样十分相似,这也算是侧面地证明了三方商玺是同时代的东西。 但这显然不缺乏说服力,直到1998年。 那年秋天,河南安阳水利局院内又出土了一方铜质玺印: (正规的安阳出土兽纹玺) 这方玺印是一方肖形印,印面为兽纹,出土地点就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三方商玺之外,终于又来了一方玺印让三方存在争议的商玺摆脱了孤证的地位。 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商代不仅有印玺,很可能也不止这四方?因为发掘不是还在不断进行吗,说不定将来会有第五方,第六方,而且随着考古手段的发明、增多,将来用以证明商代玺印存在可能性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印章一定是阶段社会的产物,那么既然商代存在各式各样的青铜器物,物质条件和社会功用的需求,都使商代有玺印发生的条件。因此,我们应当相信,印章的起源应当至少起源于商代,至于是不是在更早的奴隶制社会,也就是夏代,留着猜想吧。 学篆刻的朋友,至少应当在脑海里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国的印章,最晚应当发生在商代,并能给来追问的人一个简单的答复,不至于学印章而不知印章的起源。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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