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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神童的事业？记忆的锻炼？ 文/李节 1 沈从文在一篇散文中说，自己儿时有“逃学的本能”。入塾半年起，就几乎无一日不逃学。因为在书塾，逃学挨打，不逃学也挨打。那个合算呢？小小的沈从文觉得，玩一整天所换来的代价是打二十板屁股，这是合算的。“每日那种死读书，我真不能发现一丝一厘是一个健全活泼孩子所需要的事。我要玩，却比吃饭睡觉似乎还重要。”（沈从文《在私塾》） 鲁迅小时候，差不多是以同样的不解来看待入塾读书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被送进全城最严厉的书塾是一种惩罚，挨罚的原因，无非是拔何首乌弄坏了泥墙根之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为什么要挨打？因为先生要检查背书，背不出，就要打。其实，儿时的沈从文，记忆力特别好，他背书的功夫常常能得到塾师的夸奖。 一面逃学，一面却被人誉为神童，沈从文终究还是不愿做这“神童的事业”，为逃学编出各种谎话，就算父亲用砍掉一个手指来恐吓他，依然没能阻止他逃学去看世界（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儿童厌恶入塾读书的心理，多半与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相关；若书塾的先生再是个凶面孔的“老顽固”，动辄打板子，则儿童难有爱读书的。更严重者，简直是“视学舍如囚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王阳明《训蒙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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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管塾师的严厉和打板子，私塾里的读经，到底是怎样的安排呢？沈从文记载的每日读书的秩序如下：
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认为，儿童读书，十五岁前多记性，少悟性，应读之书，均需在十五岁之前读完。 按照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的安排， 儿童八岁入学读书，十五岁前将小学书（朱子的《小学》）、四书、诸经（《孝经》《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三传》）正文，全部读背完毕。“四书”正文加在一起有五万字左右，陆桴亭认为，“虽子弟至愚蠢，未有不于十岁前过完者”（陆桴亭《论小学》）。
重视记忆力的训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清代学者陈弘谋说“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也”。记忆是有所得的前提，只要下苦功夫，“中材皆能熟记”。为了帮助儿童记忆，古人有一套“温故知新”的读书方法。
比如朱子的《读书法》十分强调读书要记遍数。他说：“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学童到书塾读书，塾师既要规定每天读背的字数，也要设筹计算学生背读的遍数。尤其在遍数上，要求极严，即“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的“百遍之功”，古人相信用此百遍之功，方可终身不忘。
学童在书塾所读之书，以五日为限，五日以内所读皆是生书。沈从文所谓的“背生书”，就每天要将前五日内所学之书背诵到一定的遍数，再开始读背新书。比如说《论语》中的一章书，熟读五日，再背五日，要在口中习熟十天时间。既有天数保证，又有遍数保证，这样就可以可达到永久不忘的地步。优秀的塾师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确定每天读多少字，天资好一点的，每天读二三百字，甚至四五百；差一点的，每天读几十字。这种读中国书的老办法，是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经验证明了的有效的读书法。汉代的王充，五六岁开始读书，八岁入书馆，学习《论语》《尚书》，每日可以诵读千字左右。
重视记忆力的发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经验。至少从汉代起，儿童识字之后，直接进入诵读经书阶段，给与官职和出身，大都考察其能否讽书诵经。
现在人们提起“死记硬背”，往往视其为扼杀儿童天性的罪魁。其实这里面有极大的误解。死记硬背，其实是一种方法。记忆是一切能力的前提。人教社的周正逵先生对背诵在语文学习中作用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曾经对笔者讲过这样一段话：“学语文的初级阶段就是靠死记硬背才能打好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续的训练如解析、鉴赏、研读等能力的培养都会落空。”学语文，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是词汇量的积累，周先生认为，积累词汇不是从词典上学的，也不是听老师讲的，而是主要靠背书，“把一部分好文章吃到肚子里变成自己的营养才不知不觉掌握的”。
3 无独有偶，与视入塾为受惩罚的怨恨一派相比，有一派亦从理性角度回忆儿时读经的。这些回忆对私塾教学法的态度多半是肯定的。比如，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写道：
概括地说，朱光潜先生所赞同的是儿时的熟读成诵，终身不忘，时时领悟，意味深长。他所谓“韵文入人之深”，大概也正是中国古文的一大特点——讲究韵律决定的。其实不单单是韵文讲究韵律，无韵的文章，如散文，在声调上也是十分讲究的。唐翼修《父师善诱法》中说：“人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体古文、八股制义，亦重之也。音韵铿锵，便觉朗朗可诵。平仄不调，词句必不顺适。”中国的文章写出来是要人大声读的，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常说的“文以气为主”，主要也表现为声调韵律的铿锵和谐。
书塾的诵读之法，对于学作文的意义，可能常常为人所忽略。现在有些语文教师，在教学生作文的时候，常常让学生写完后自己出声读一读，读起来感觉不顺的地方，多半是字句需要修改的地方，这种似乎说不清楚道理的教学方法，其实是本于中国语文的特点，源于自古以来的学习方法。虽然一开始学习写作文，重在大的结构方面，字句上可以不必过于计较；但是到一定阶段，字句上的讲究也是有必要的。
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写道：
学古文，第一要义是“令学生自读书”（吕思勉）。自读书不是取消了教师的作用，教师是要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的。邓云乡所谓的“读老书，还得用老办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文言文的时候仔细揣摩。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是教的方法，而读的方法、学的方法靠塾师每天在学堂上带着学生重复实践，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教学法和读法。
4 对私塾的怨恨，更多地是对严厉的塾师的怨恨。对于儿时的进私塾读经，文学家的回忆多带有情感成分，学者的回忆多带有理性的分析。朱光潜先生和邓云乡先生对私塾读经的描述是从教育经验角度出发的。对比着看这两种态度，是有深意的。 让我们来看看沈从文读了多少经。他四岁开始认字，六岁被送进私塾，从八岁到十岁，上了三年多私塾，读过的书有《包句杂志》《幼学琼林》《论语》《尚书》《孟子》和三本《诗经》，最终他因为逃学被失望的父亲送进了新式小学，断送了读经的前程。以现代人看来，沈从文上的几年私塾，背诵了几万字的古书，足以奠定他的读写基础。那一代人，无论是怨恨读经还是欢喜读经，都是从中受益的。沈从文从军之后做文书职业，头目的书房归他独享，读书之多超乎一般人想像。有人提起沈从文，总说他小学没有毕业，实则他在三年多私塾中奠定的语文功底，可能超过今天的大多数文科研究生。
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重视传统、没有正确地对待传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我的导师饶杰腾先生，也曾经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观点：语文教学是最具有民族性的，不能全跟外国学。 我国古代的读经教育，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沿袭了上千年。古人对语文特点和学习方法有着深刻的体认，从教材到教法，其中包含着科学道理，我们的研究和继承还远远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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