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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技术问题 中日甲午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参战的是14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12艘战舰，中国海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可实际上日本都是新船，跑得快火力猛。“致远”巡洋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定远”，下令撞沉日舰“吉野”号，感人肺腑，实际是徒劳的。因为吉野是日本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之一，“致远”根本追不上。 中方参战的10艘舰艇原本平均航速为15.5节，而甲午海战中实际平均航速只有10.8节，其中“定远”、“镇远”两舰由原来的14. 5节下降为12节，最严重的如“超勇”、“扬威”两舰原航速由15节下降为6节。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原平均航速为19.4节，实际平均航速为18节，其他大队各舰平均航速也达14节以上。 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日舰装备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 日本采用了法国进口的炮弹，这种炸药杀伤能力强，但太不稳定，哪怕金属一碰都会引起爆炸。1891年，日本人下濑雅允就通过仿制，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燃烧能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与北洋海军炮弹使用的黑火药相比，完全是划时代的差距。 中国的炮弹打到人家船上能砸个打洞，却不爆炸不起火，杀伤力小得多。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为穿甲弹，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
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的后勤保障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甚至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还催不到。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急需煤炭，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史书记载，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所带炮弹不足，大多数军舰一直打到弹尽力竭。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我们在讨论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时，很少从国家层面分析。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日本是一个近代国家。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预备役制度，中国是养兵制度，养多少兵上多少人，临时招募的老百姓是不能打仗的。几乎没有一支近代军队。而日本却有完善的国家动员机制。打起仗来，日本军队可以不断补充兵员，成了大国。而中国反倒成了小国，在每一个战场上，中国军队在人数上都处于劣势。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国家军队不打仗，体制内的八旗军队不打仗；绿营也不能打仗，其主要职责是警察,维护治安。 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 朝鲜失守后，中国陆军武装都快打光了，以致京师只有一万多人，山海关有一万多人，在别处找不到兵了。光绪皇帝看到国家的武备情况时才说要停止这场战争。所以如果国家体制存在大问题，只靠一支军队或者军人是打不赢战争的。 再看看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的后勤保障情况。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而大清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有的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一句话，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 第四，内耗削弱了北洋水师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说：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甲午战争过去多年后，周馥入京接受慈禧太后召见，言谈之间慈禧问起甲午战败的原因来，周馥得以将心中积郁许久的话全部道出。 “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办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在户部竟如此”，一条自己人绊马索，做到了日本人在战场上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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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昵称31747617 > 《历史》
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在追究历史事件责任时，总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某个无能或腐败官员身上。喜欢找指挥上的失误，或者找替罪羊，过多地强调了人的因素。总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装备，不愿在技术层面分析原因。中国人的逻辑是：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不是失败在枪炮不如人，我们失败是人不行，人的思想有问题。因为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第二，后勤保障问题
第三，国家层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