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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欢儿的年代撒欢儿的我 郭光明 撒欢儿，作为多地都懂的方言，形容因特别的刺激，导致特别的兴奋，从而使其张牙舞爪，连蹦带跳。这个词，多用于孩子、或者年轻人的活泼，很少用于中年人、老年人，更没有说一个年代是撒欢儿的。而用“撒欢儿”来形容一个年代，不用说，不太正常。 不过，确有一个年代，不太正常，主要表现在：无论男女，无论老幼，人人削发，剃了光头。剃了光头还不算，还得赶个时髦，打上一把伞。《周易》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光头又打伞，使得“观乎天文”，见不着天;“观乎人文”，无“发”可理，“梳子”派不上用场。于是，这个年代撒了欢儿。而我，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长大的。所以，更撒欢儿。 撒欢儿的年代，十四五岁以上的少年、青年，乃至三四十岁的中年，一撒欢儿，北上南下，串东联西，织网编席，张目举纲，忙的不亦乐乎，无暇顾及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于是，这群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更是撒了欢儿：先是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后是抽陀打嘎，打架偷瓜。紧接着，这群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又使枪弄棒，玩起了红缨枪。谁让这个撒欢儿的年代，全民皆兵呢!但是，“兵者，械也。”而枪乃“不祥之器”。若非社会有恙，何以全民皆兵? 扎上武装带，扛杆红缨枪，那是我的童年。现在的电视，除了喜剧韩剧青春偶像剧，就是似神如仙的古装戏、卿卿我我的大辫子戏，扛红缨枪的儿童团，是不多见的。不知是不是撒欢儿撒累了，开始冬眠。但那时，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也有一杆红缨枪。而没有的，定是“罪大恶极”的，或者观天道自然而不明“耕作渔猎之时序”的。而我，刚缝上裤裆，就扛杆红缨枪，权做猴子戴了顶草帽。其时，那个年代，戴草帽的很多，分不清哪个是猴子。 撒欢儿的年代，既不是标新立异的年代，也不是“人随大溜儿”的年代，而是一个既可上“九天”，也可下“五洋”的年代，需要脑袋也撒欢儿。扛了几天红缨枪，烦了。一是它不能隔空打人，二是它不声不响。扛着它，虽也威风凛凛，但与腰里缠的武装带，十分不衬。于是，脑袋撒欢儿，模仿别人，造了一支“洋火枪”。 “洋火枪”，不知道的，以为又是洋鬼子的新式武器;知道的，却是打“洋火”的一件小玩意儿。别看是件小玩意儿，现在你要买，是买不到的。当然，那时也没有卖的。它是由十几节自行车的废旧链条、一截十几公分长的废旧自行车内胎，加上一段废弃的粗铁条，在钳子、锤子、铳子、剪子的综合作用下，通过锤打、敲击、握拗等简单工艺制作而成的。别看它是件小玩意儿，穿开裆裤的小屁孩也能做成，但它却是小屁孩因陋就简，中西结合的“发明”。说起发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念，而之所以发明家少，就在于很多人没有抓住撒欢儿的那一瞬间。所以，“观乎人文”而创设一个环境，让男女老幼偶尔地撒撒欢儿，也许不用劝谏天公抖擞，也能“化成天下”，抖擞出第二个“比尔·盖茨”。 我造的第一把“枪”，与其他人造的，并无二样。但是，我的“枪”，通体乌黑，乍看乱真，酷似李向阳的“驳壳枪”。李向阳是谁?李向阳是那个年代，智勇双全的英雄。但是，李向阳走上银屏，不是使巧作秀，而是真刀真枪地拼出来的。应了“有枪便是草头王”那句老话，因我的洋火枪，做的巧，秀得真，当上了“游击队长”。从此，村里再无宁日“砰砰”“啪”“啪”的枪声，不绝了大半年;各家灶台上“洋火”，时常“盒在梗空”。最倒霉的，是村里的鸡鸭鹅狗，天天被撒了欢儿的“游击队员”，打的鸡飞狗跳，鸭窜鹅跑。谁让“孔家店”又一次被打倒呢! 后来，我又被迫又做了一把枪。舞了一阵“驳壳枪”后，手下的“队员”疲塌了，开小差的多了。那只身上多次“中枪”、见我就逃的小花狗儿，也疲塌了：冲它开一“枪”，最多遛到墙角，不象以前那样，吓得东躲西藏了。实力减弱，这还了得?于是，我再次撒欢儿了脑袋：加大了枪身——无非浪费了一米多长的粗铁条;加长了枪管——无非多拆几节自行车链条。所不同的是，在最前端的链条上，又铆上一枚子弹壳。子弹壳?全民撒了欢儿，子弹壳并不稀罕。就这样，一把象模象样的“冲锋枪”，“震”倒了全村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 其实，真正“震”倒全村小屁孩的，还不是“冲锋枪”，而是“冲锋枪”能装火药。火药是中国的发明，自它诞生那天起，就被好仁乐义的古人，制成了喜庆的烟火，劈里啪啦地欢乐歌舞升平。殊不知，乐极生悲，不是单指个人，国家也一样。做成“冲锋枪”，打了几根“洋火”，仍感无味。百无聊赖时，突发奇想：如把炮仗的火药，装在子弹壳里，会不会引爆?犹豫之际，想起了一句语录：“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没想到这一“尝”，不得了了，挨了一顿胖揍。 子弹壳里装上火药，一打，还真响。而且，装进砂子，特别响。坐稳了“游击队长”的位子后，领着“队员”又打了几次追“鸡”战，还是不过瘾。 有天早晨，“割尾巴的”来了。他们一阵“扫荡”，带走了好几笼鸡鸭鹅狗。邻居家的一只老母鸡，慌乱中飞到了屋檐，“棒子队”戴着柳条帽，举着洋镐把，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半天，老母鸡就是不下来。可能“撒欢儿”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人，不能形容动物。要不然老母鸡怎么不撒欢儿?僵持了一阵子，“棒子队”列队，“押”着战利品，怏怏然洁荡而去。社会有恙，山河无恙。要不然，“棒子队”何以象小孩子一样站队呢?也许这就是人文“大化”后的唯一好处吧。 “棒子队”走了，“游击队”派上了用场。我取出一根“洋火”，拧开链条，塞进褐红色的“洋火”头，又在子弹壳里装进火药，填进砂子。一切收拾停当后，带着一大帮“游击队员”，埋伏在鸡窝周围。活该这只老母鸡倒霉。当它从屋檐上小心翼翼地下来之后，刚刚溜达到鸡窝前，我板机一扣，随着一声“爆”响，它应声倒地……结果，还不到中午，就让父亲给了我一顿胖揍。 再后来，天道自然，大化人文，没了撒欢儿的地儿，我只好进了“孔家店”，当起了“学徒工”，到现在也没“出徒”。因为那个年代，我撒了太多的欢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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