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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往事:我有一把洋火枪

 滨州文学馆 2020-10-31

鲁北传统文化原创作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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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儒明

作者简介:

朱儒明,山东省博兴县人,现任博兴县店子镇中心小学校长。有自印诗集《我参与了小麦的成长经历》。

就像女孩子天生喜欢红头绳、花发卡一样,男孩子天生就喜欢舞刀弄枪。于是,“枪”便成了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玩具。那时候,我们买不起会喷水的塑料枪,也没有会闪光能发出声响的电动枪。我们的枪是用纸折的,用木头刻的,用泥巴捏的,用树枝削的。虽然有些丑,很简陋,甚至很假,但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依然认定它们就是“真”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小伙伴们玩耍的场景,现在还清晰地记着。那时候,我们分成正反两派,模仿着电影里好人和坏人的样子,一方进攻、一方防守。在胡同里,在大街上,在场院中,在大树后,在野地里,甚至在谁家的炕头上,三俩小伙伴一个眼色,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战斗”。我们挥舞着“手枪”、“步枪”、“卡宾枪”,一边奔跑、一边呼喊,一边躲避、一边冲锋,卧倒、瞄准、射击。被“打中”的那个,会装模作样地倒在地上,作痛苦状,恋恋不舍地退出战斗,眼巴巴地看着获胜的一方欢呼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大英雄”。

那时候,我们心里有很重的英雄情结,当兵打仗是我们的梦想。一顶草绿色军帽、一颗红五星,甚至是一条扣子上带着“八一”字样的皮腰带,都是很值得炫耀一番的。大家天天在一起玩儿,自然就有了“等级”。有的当“司令”,有的是“军长”,“官儿”的大小多半是由个子高矮或者是年龄的大小来决定的。当然,也要看谁在这群孩子中谁最“调皮捣蛋”。那时,三叔的话总是挂在嘴边,我却怎么也不明白,他说:“不捣蛋的孩子,长大了没出息。”

当然三叔说的“调皮捣蛋”,多半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指那些孩子脑子活泛、鬼点子多、手也“技巧”(鲁北方言,分别为三声和一声,手巧)。我在上初中之前个子很矮,又不算调皮,因此最高混到了“连长”,所以到现在这个年纪,也没多大出息。

在火柴还被叫做“洋火”的时代,拥有一把洋火枪,是最让男孩子为之骄傲的事。一个男孩子没有一把像样的洋火枪,在小伙伴当中是很丢脸、很让你抬不起头来的。洋火枪大都做成手枪的样子,电影里只有当官的才能拿手枪,谁能有一把手枪一样的洋火枪,谁的官儿当然就大喽。

洋火枪都是我们自制的,制作方法大致是这样:找一根钢性比较强、粗细适中的铁丝,用钳子弯出枪身、扳机和枪栓。然后,找一条旧的自行车链条,用锤子和铁钉一节一节地“冲”下来。把链条上的两个孔,一个串在铁丝上,另一个对齐就是枪膛了。最后,找个子弹壳。那时候村里民兵经常真枪实弹地打靶,子弹壳容易找到。放学后去靶场找,或是跟当民兵的叔叔哥哥们讨要。用一个“辐帽”,把四棱的部分用沙纸磨圆,用来把枪膛最前面一节链条与弹壳后面的孔固定。最后把旧自行车内胎剪成长条,也可以用皮筋或者没有剪开的气门芯,用它们的弹性作为拉动枪栓的动力。这样,一把火柴枪就做好了。

拉开枪栓,取一根两分钱一盒的“洋火”。“洋火”把儿朝前,洋火头向后插进辐帽里,抠动扳机。枪栓在皮筋的作用下向前撞在洋火头上,剧烈的冲击让洋火头部的鳞瞬间燃烧,在相对密闭又狭小的空间里产生爆炸,发出啪的声响,洋火把儿也会向子弹一样飞出很远。

为了让洋火枪声音更响,我再加一个洋火头,也可以在泡子皮里装一点火药,火药大都是从哑的鞭炮里剥出的黑药。这种洋火枪是有杀伤力的,如果在枪筒里装几颗钢珠或石子,杀伤力更大,所以是不可以对着人放的,只能向着天空或是瞄准远处的一棵树,一只鸟。

我就被洋火枪伤到过一次,不过,是在制作洋火枪的时候。

能有一把好看的洋火枪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一方面可以显示我没有那么笨,手没有那么拙,另一方面也想摆脱多年“老连长”的身份,混个营长、团长当当,那年冬天,可能是受了某部电影里有人拿着“勃朗宁”的启发,我萌发了做一把小的洋火枪想法。

枪身做好了,链条也有了,只缺少一个和它相配的子弹壳,费尽周折,竟然不知从哪儿得到一颗真正的手枪子弹。琢磨着用钳子拔出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却因为年纪小、力气小,即便叫来我的“排长”帮忙,吭哧了大半天,弄的两个人都灰头土脸的,子弹头依然纹丝不动,稳稳的被泡子皮箍着。几乎想放弃了,心里想着那把快到手的洋火枪,只好另想别的办法。

父亲请了木匠在西屋做过年用的饭橱,那里家什很多很全,于是便派排长去偷偷拿了一根钉子,一把锤子,想把子弹夹在砖缝里,用钉子凿开子弹的尾部,倒出里面的火药,从里面顶出弹头,就能得到那颗心仪的弹壳了。

子弹没有枪膛的禁锢,尾部受到冲击,没凿几下,“砰”的一声突然间就炸开了,弹头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在我捏钉子的左手中指上留下两块晶莹的铜片,泡子皮的碎片嵌在肉里闪闪发亮,很奇怪,当时竟然一点也没觉得疼。

用指甲把它们抠出来的那一刻,血冒出来了,我对着脸都吓黄了的小排长大嚷:“赶紧跟我去药铺(方言,村里的卫生室)”。等村里的医生替我包扎好,看到闻讯赶来的父母的时候,一股钻心的疼冲进我的鼻腔和眼眶——鼻子一酸,泪水才止不住涌出来。

后来我问起过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熊(鲁北方言,批评)我。父亲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人哪有没受过磕打就长大的呢,小厮孩子(鲁北方言,男孩子)谁身上没几块疤?然后又说,那次你都疼昏过去了,熊你也听不见。

那个年和整个春天,我是像电影里的伤员一样吊着胳膊度过的,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名字却由连长变成了“王连举”。虽然那把洋火枪后来还是做好了,但我的官儿却依旧还是连长。

因为这种洋火枪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很容易伤到人,而且泡子皮也越来越难找了,加上大人们极力反对,生活好了,孩子们也有了更新更酷的玩具,也就没有人有心思再去做了。

后来搬进了新房子,我也到镇上、县里上学,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那把洋火枪再也找不到了。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人和事,时间久了,有的被风吹淡了、吹散了,有的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慢慢沉淀下来,在心里扎下了根,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结交的朋友、甚至是做过的一些荒唐的、看似毫无意义的事。但就是这些人和事,让我们的童年丰富而厚实,成为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那份儿时的快乐也将深深镌刻在我们心里,流在我们那代人的血液里。就像那把洋火枪,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就像手上留下的那道疤痕,将伴随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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