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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曹宝麟先生在台南大学作《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据》演讲，备受追捧，台媒报道，赐以“书法神探”雅号。于雷鸣新著《书法神探曹宝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下文简称《神探》），借此命集，乍看之下，颇有侦探小说的悬疑，阔大腰封上曹先生的肖像，似乎又面带李昌钰式的微笑。不过，从我本身的阅读趣味来说，我更欣赏曹先生的自谦：“这个称号我愧不敢当，那只不过是黄宗义教授招徕学生的噱头而已。” 《神探》，书名颇具俗趣，内容却极为雅正，主要讲述的是曹先生的学术、师承和交游，当然这一切都围绕“书法”这一轴心展开。简单地说，这本书讲述了学者的曹宝麟，书法家的曹宝麟，以及这两个身份相互交织的曹宝麟，立体交叉地把一个书法家放在了读者眼前，从中可以看到书法家之所以成为书法家的过程——有足够细节和实例可证的过程。要知道，当下很多书法家可资炫耀的，除了永远受制于评委的获奖记录，并无其他。 因此，《神探》不妨看作是探案者自身留下的证据。当这些证据成为互证的链条摆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可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探” ，他为什么成为当代书坛的“这一个”。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从《神探》一书看曹宝麟，可以触发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书法的传统和师承、书法家的交游，书法的实用和审美问题。 就书法的师承而言，通常所说的，无非某家某派某碑某帖，难免陷于以技论技的狭窄范畴，曹先生在书法上的师承，显然不是《神探》所要着意论述的。《神探》聚焦的是曹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师承，一是对他的恩师王力先生的师承，一是对他的嘉定同乡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字辛楣）的师承。王力教授是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对于曹宝麟，王力先生有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并予以栽培的知遇之恩。亲炙于王力，得其授业解惑和学术上的矩步引领。私淑钱大昕，则是以乡邑先贤为标杆，见贤思齐，自刻“辛眉同乡”闲章，奋发自励，用心于考据。如此，曹先生获益的不只是严谨规范的治学方法，以及诗词写作的锤炼，最重要的是磨砺了学术品格和治学精神。在北大期间，曹先生对甲骨文中有关手铐等械具进行专题研究，曾写出五万多字的硕士论文，遭到王力先生当头棒喝，斥为“穿凿”、“大而无当”。曹先生将此引为“沉痛教训”。这一段往事，曹先生在《抱瓮集》自序中，坦然直陈，自揭伤疤而毫不避讳，实是深自鞭策，以此时刻警示着学术的正道与歧途。“我不敢现有结论再胡乱从辞典寻几个显例足成其说，而是到原始材料中孜孜以求，用实例证明某一想法。为了找一条资料，往往采取披沙简金、炼石提铀的原始方法，对此我是唯恐不煞费苦心的。”（《抱瓮集》，原版自序，页2）。如此治学，必然频频出入典册，博引旁搜，取精用闳。由此，其所师承，既是具体的一招一式，更是融其精神品格于血脉，廓然于更广的层面，与书法浑然会通，又超出于书法之外。 曹先生的成就，在学术上，以书法考据著作《抱瓮集》最具影响，并著有《中国书法史·宋辽全卷》、《当代名家名帖批注本·米芾〈苕溪诗帖〉〈蜀素帖〉》，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中国书法全集·蔡襄》、《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他的研究领域，从专精于米芾的个案研究，扩而涉及有宋一代书法史的全部，在他的书学研究中，苏黄米蔡领衔的大名家俱见风采，众多的小名头也得以活灵活现。在诗词创作上，著有《宝麟吟草》和《晏庐忆恩师了一先生诗词》等，并抄录为册页和手卷，只是此前仅限于私人的范围流传。《宝麟吟草》册页1992年应白谦慎约请所作，其中可见曹先生19岁时的诗作；《晏庐忆恩师了一先生诗词》手卷，凡一千四百多字，曹先生自序写道：“先生再造鸿恩，杀身难报，爰廿年间涉事诗词，都为一卷，以备他日之采云。” 我想，所谓师承，不单是技艺、学术和精神，更是感情。曹先生对王力先生的感恩，对钱大昕的仰慕，甚至对米芾的虔诚，都有着师承中的感情因素。这属于私交或神交的一部分，很个人化，很独特，也很微妙。 本书所说“书法神探”，指的是曹先生的考据。就考据而言，此间似乎没有神迹，有的只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实证功夫，曹先生的书法考据专著《抱瓮集》足以见之；但从另一面看，说是“神探”，自非虚言，《抱瓮集》亦足以见之。《神探》简明扼要，讲述了曹先生从事书法考据的缘起，《抱瓮集》成书的经过。其间，说到考据，故实事例，信手拈来，诸如对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与苏轼一起散步的张怀民的身份的考证，就《蒙招贴》真伪与徐邦达的过招等，都颇有意思。当下，有太多的所谓书法家，其不学与无文，可谓甚矣。曹先生是与此相反的存在。黄简指出：“我甚爱读他的书，不单注意他的结论，而且留意他的治学方法。世界上读书人虽多，而读通者却甚少；做学问者甚多，而运斤如风，神乎其技，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者甚少。今日回想曹宝麟君的道路，反思他治学的方法，将古汉语语词、干嘉考据传统，融合 到现代研究工作中，这是他成功的根本。他以古文滋养白话文，以语词学来辅助考据，犹如乾嘉学派尤其是高邮二王的考据方法。这方法看起来是甚旧，得到的成绩 却是极新。” 书法的传统，是技法的背后深藏文化的传统，因此对书法的师承，必然地包含着对它的文化传统的师承。曹宝麟是这种传统的有力的继承者。从曹宝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学养和学术背景，如何影响到了他的书法。 此书字数不算多，配图却不少，虽没有涉及曹先生书法的全部，但涉及了曹先生书法极具特色的部分：题跋、手卷和手札，许多还是初次披露的。 《神探》收录曹宝麟跋书六通，《记承天夜寺游》并跋和跋《龙骨蝉翼》，涉考据学术，前者厘定张怀民身份，后者追溯殷契文字史；跋石开印拓扇面，稳准狠地活描出石开之形神；跋白谦慎书《兰亭序》、华人德书《兰亭序》和《岁寒三友》手卷，忆往事、叙友情、论书艺，娓娓道来。这些跋文，或有洋洋洒洒之概、或亦不过数百字，皆挥洒自如，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学识文采，毕现其间，一斑窥豹，想见其人。可惜现在许多所谓书法家写不好题跋，有之，则不免忸怩作态，只为题跋而题跋，为某种创作形式而题跋，刻意取古人无意为之的款式而加以大肆运用，这是一种做，一派矫揉造作，徒有架势，实无内涵。其文辞不文不白，无话找话，或拾人牙慧，言人所言，或为赋新愁强说愁，空洞无物，还难免落得文句不通，更遑论见识，可谓去古典亦远矣，其露怯露丑，是必然的。曹先生则不然，其题跋不论长篇大跋，还是三言两语，都见得自家面目、古典风采。 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图片，大部分都配以曹先生的小行楷手书说明文字，这该算是为图片题跋吧，曹先生字里行间深含回忆与追述的情怀，其间更不乏文坛掌故、士林轶事。以手写记事，今人或早已不善、甚至不能，所谓书法家的书法，也多凌空蹈虚，笔走龙蛇，徒具形骸的大，难掩粗、躁、狂、乱的戾气。它们也许可以在庞大的展厅夺人眼球，却不能在家庭或书斋的空间中，安顿宁静的心灵。书法已经出离生活，似乎只是为“创作”而存在，只为了展览和获奖而存在。风雅的书法徒然堕落为争名夺利的工具，那些线条太多心机、太多算计、太多技巧，虚张声势，有笔无人，有墨无我。真是外形易学，而内质难传。文抄公，也许无伤大雅。但在必要的时候，诗不能自出，词不能自出，文亦不能自出，书法创作，就是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文抄公，抄完了事。书法家头衔下的那个活生生的人，哪儿去了？ 现今若说有手札，多数也为了“创作”而手札，至少充满了创作的动机和观念。曹先生的手札，延续了古典语境中的实用性，把书法带回到日常生活，在实用中表现审美，下笔显得很松，无需铆足劲，自然的性情得以流露。这与出于“创作”目的徒有其名的手札有天壤之别。它完全是日常的需要、日常的状态，日常的功夫，虽不免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却也真实、可爱、风雅。真正的书法家既能够冲高蹈远，鹰隼盘空，也能够俯低就近，人间烟火。 究其实，书法不只是艺术的表现，的确还有它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有实用与审美的相互交融。在日常生活和实用中存在，是书法的传统，只是这个传统渐行渐远，且被大大地忽略和遗忘了。随着毛笔一步步地并且最终彻底退出实用领域之后，书法的审美与实用截然割裂，书法仅仅为“创作”而存在。如此，书法只可作壁上观，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和味道。可以说，就实用而言，书法已可退场；但就书法而言，它可以因此彻底回避日常生活吗？我想真正的书法家，应该有能力回应或反哺人间俗世的需求，把书法放回到生活中。而这更严格地涉及到书法家的学养和与书法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字表达等诸多能力。除了文抄公外，还能不能文由己出，是一个书法家能否最终经得起生活检验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曹宝麟无疑是当代书坛的范例之一。以手札的形式，持续地在实用中存在，是曹宝麟书法的生动形态。在这里，我不妨做个推测，当代书法家，若论手札数量，曹宝麟如算不上最多，也当是最多的之一。在无需实用的年代，期待还能涌现出更多曹宝麟式的书法家，让书法的实用性传统魂兮归来，这恐怕太不现实。 在《神探》一书，我们看到，三十六年，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了四十多封信，这就是《晏庐致嘉明书简》辑录的曹宝麟1971年至2007年写给好友谭家明的手札。以民间私人通信的形式，留存了三十六年间个人境遇、文化需求和思想情感的片断，也隐隐透出特定时代的政治气息和生存风貌。这是一份个人的书法档案，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足够细察曹宝麟书法的发端、发展、转轨、渐变的蛛丝马迹。而曹宝麟的这一份书法档案，也无疑是一份社会档案，其非刻意的、缘于现实、发乎自然的记录，散发着俗世的气息，有着人世间的正常温度，不必自我标榜记录历史，却无意间记录了历史微若尘埃的细节，大概艺术和文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吧。 曹宝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书法发展的全程参与者、在场者。《神探》考察了他作为书法家的历史，既有海派大本营的环境因素，曹氏的家学渊源，更有他的师承和交游。曹宝麟的交游，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定氛围，尤其可以感受到八十年代燕园的温馨色调，学子单纯朴素的气息。“北大三友”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因缘际会，似乎就是为书法和学术而来，他们如切如磋，惺惺相惜，互相触碰艺术火花，启迪学术思路。他们的友谊，从北大校园内延续到北大校园外，当年的“北大三友”，成为今日的“书坛三友”，他们学术、书法双栖，如此相似，又各自不同。如今，他们的交游依然延续在书法和学术的轨道上。《抱瓮集》（初版）由白谦谦穿针引线在台湾出版，遂有曹宝麟与李郁周（台湾明道大学教授）的交往，留下一段两岸书法交流的佳话。李郁周说：“曹宝麟大作在台湾出版，是当年轰动台湾书法界的大事。”同样，因为白谦慎介绍，曹宝麟与黄简（香港《书谱》杂志主编）订交，引出曹先生书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宋徽宗书蔡行敕考》。黄简回忆：“我先后任职上海《书法》和香港《书谱》编辑部，还编过《历代书法论文选》、《书法丛刊》和《中国书法大词典》等大型书刊，接触的书法界人士可谓多矣，曹宝麟君的处女作，投来我处，读之眼前一亮。其后曹君和徐邦达先生论辩柳公权《蒙诏帖》、陆机《平复帖》，也是我手上发稿的。一方是书画鉴定界的大权威，一方是初生茅庐的后生小子，剑戟相往，引起极大的注目。曹宝麟以坚实的语词学根柢，考证《平复帖》中‘寇乱’所指，‘彦先’为谁，形成攻不破的壁垒。或问我评价，我答以“遇此人当退避三舍”。三十年过去了，曹君两次获得兰亭奖，其学术成就己经没有争议。”（《书法神探曹宝麟》序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样的交游，就将有什么样的前进方向。 《神探》还披露了早年常见而后来难得一见的曹宝麟的国画和篆刻，让人一窥他在艺术上的专攻与兼能、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丰富侧面。总之，《神探》勾勒出了曹宝麟的“全人”，正是这样一个人，以其独特的历程，成就了自己的学术和书法。这是一个完全沉浸到古典境界里去的人，作为学者，他是纯粹的，作为书法家，他也是纯粹的。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学术和书法贯通起来，并渗透到漫长的时日之中。他简洁明了地声称“学者就得写学者的字”，出语貌似寻常，却可以细嚼出几分自觉、自守、自负的味道来，这是有意识的、有底线的、有底气的自我定位。他履行诺言，他的学术和书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他的这种自我定位的恰如其分。
2016年5月23日上午完稿 原载《书法》201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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