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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可以揭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二 唐善纯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东亚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扩大，离开中国的历史去研究大东亚就是一句空话。海峡两岸历史学家联合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倡议认为，中国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同属文明古国，可是中国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考古证明，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就有了5000年左右的考古发现。从考古角度看，中国比人家少了1000年。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与近几十年来考古新发现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为了再现历史本来面目，“重写中华古史”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时间上向前推移，把最近几十年考古新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新成果罗列上去，那还算不上“重写”，只能算“增写”。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世界人口的19%，总数约为13亿。但是，谁是真正的汉族人？他们应该长什么样子？现在在哪里？华夏民族的内涵和特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宛如一条很长的河流，在其宽窄、分合、曲折与跌宕中延续和发展，有着纵向上对民族主体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着横向上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商代中国主要是指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国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趣的是，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这些地区曾长期被视为戎狄。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有的定义，只是为与周边民族相区分而建立的。最近科学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不复存在。如果我们现在去辩论谁是真正的汉人，那就等于辩论在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一样可笑。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族是上古时期的许多操不同语言、甚至不同肤色的部族融合、同化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人们把那些众多的族体概括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指出这些族体的特征：“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段简炼的概括，把这些族体的特征鲜明地显示出来，但给人造成的误解是，好象汉族不包含在他们之中，是独立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外的第5个民族集团。随着夏、商、周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原来所说的正儿八经的汉族祖先，他们不是来自东夷，就是来自南蛮，不是来自西戎，就是来自北狄，根本不存在一个自古就有的华夏。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族体，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共同文化和共同风俗习惯，这时的华夏族才与仍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有了区别，但直到唐代，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风习仍时有表现。《通典》185卷：“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今室韦国及黔中羁縻东诸夷及附国，皆巢居穴处，诸夷狄处巢穴者非少，略举一二。有葬无封树焉，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今靺鞨国父母死，弃之中野以哺貂；流求国死无棺椁，草裹尸以亲土而葬，上不起坟。诸夷狄之殡葬，或以火焚，或弃水中；潭、衡州人曰，蜑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闲，大抵习俗既殊，其法各异，不可遍举矣。有手团食焉，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故礼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团食。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按后魏文成帝拓跋浚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殁，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黩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面人，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夏商以前，臣不讳君名，子不讳父名，自有周方讳耳；今夷狄则皆无讳，如此之类甚众，不可殚论。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可是一些人坚持汉族是从来就有的，一经产生，就孑然独立，从未与其他民族混血。所以不弄清楚汉族这个含义，其他问题就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 傅斯年指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的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黄色人种是如何来到东亚的。 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现在的分住赣、粤、闽、湘、台、琼诸省，并逐渐散及国外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 在华夏族形成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就在不断与汉族融合。越人，也就是河姆渡人，是曾经在中国南方比较兴旺的民族。越人随着海平面上涨逐渐向内陆退缩，最后向湖北、江西、广西迁徙，并最终在广西消失。这种消失并不是人种的灭绝，而是完全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自身民族彻底消失，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依然顽强地存在，这也是科学家能够发现越人迁徙路线的依据。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大多数内迁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进行大规模DNA检测后确定，这里的回族来源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使用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是明清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这种考据方法从史料文献到史料文献。上古史料流传下来的不多见，连孔夫子对夏商历史，都慨叹“文献不足”，又遭遇秦始皇的一把火，中国远古史料千不存一。司马迁作《史记》，虽有集天下遗文的图籍作参考，但还是说：“五帝、三代之纪，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事实，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假若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那么“重写中华古史”才算有创新的价值。如果不肯放弃旧方法，写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数量再多，又有何意义呢。所以，王国维曾说：“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从而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给中国史学以极大的推动，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 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解释不断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安特生发现河南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当时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碳14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根据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192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墟。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人们认识到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徐中舒认为小屯和仰韶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应该另有来源，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环渤海湾一带，或者是孕育小屯文化的摇床。 但考古资料也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龙西江打个比方说，我们假设1万年以后的人类对1997年的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产生了“疑古”，或历史文献有大面积的遗失，对1997年中国的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些搞不清楚，那么他们对1997年的中国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同时亦对1997年的中国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把1997年中国南北两个汉族村庄判定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的人类集团。因为他们居住的房屋结构，使用的器皿和生产工具都完全不同，体质差别也太大了。事实上，我们这些活着的1997年的人知道这是同一个民族。尽管这个反证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反证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我们的怀疑没有了当时的关于其社会文化的记录，仅仅依靠地层学和器形学的考古田野发掘资料来说话，这将是危险的，尤其是要判断其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一类的现象。 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研究人类远古史，遵循“先贤”的方法，固然是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不断发现新的方法和生长点，才是现代学术之要务。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首先是研究者思想理念上的突破，即使原始史料并未增加，对原始史料的认识却可以越来越丰富。中国历史学前沿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应该众多学科(理所当然地要包括自然科学)的合成作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历时5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3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为中华文明寻根。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作为科研项目,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结合，整个项目是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计的。“工程”的实施过程充满了新的发现,其根源在于方法的创新。 除了文字记载、考古材料之外，是什么能告诉我们远古时代的信息呢？是人的语言。要“重写中华古史”，不单应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参加，还应有语言学家的参加。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在诸子百家中，像苏秦、张仪这样一文不名的人，只要有舌头就可以纵横天下，可见语言的威力。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而且更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先锋力量。丁山说：“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欧洲汉学家之于西域史、南海史，日本汉学家之于东胡民族史及辽、金、元史，都全力从各族语言研究起”（载《文史》第28辑）。现代人群的流动性很大，文化语言的凝聚力依然很强，使得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流动冲击以后，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群与操其他语言的人群在心理上仍然有明显的界限。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韩国人那样强烈的国家观念，相反，却有着对故乡和出生地强烈的眷恋，乡党意识非常浓厚，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说。华侨热爱故乡和会做生意，在世界上是有名的，说同一种方言的华侨常聚居在一起，互相帮助。不同方言的中国人，即使相遇在海外，也可能亲热不起来。虽然这种情况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有所改变，但语言的向心力仍不可小觑。我曾在葡萄牙的海岸边遇到一个独行的中年男子，一眼就看出他是中国人，试着问一下，果然是福建人，隐约得知离开福建已3年，正在作环球旅行。本来有好多感情要交流，只是他的闽南话实在太难懂，我只好眼睁睁看着他再次消失在天际线上。 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历史现象。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着的语言，实际上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按照头颅的形式、肤色和其他肉体特征把人类分成种族的时候，没有把语言算作种族的特征。说英语的并不意味是英国人；说汉语的并不都是中国人。但是远古时代，大部分儿童是由双亲教养的，在继承他们双亲面部特征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语言。只要说一种语言的人们共处在自己的民族之中，则他们的语言就始终是他们同一种族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亚洲人群的遗传结构与人群的语言结构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其相关性甚至高于遗传结构与人群的地理分布的关系。 语言是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保留着各个时期社会的痕迹。为后人所知晓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保留在现实的语言中；而后人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某些历史现象，也会在现实的语言中打下烙印，给后人留下探寻的线索。语言中的许多吉光片羽，正如考古学意义的文物和化石。只要找出这些“文物”和“化石”，就可以同已知语言作比较，确定其年代，因而从语言中得到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东西。一般地说，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代越早，或者情况越模糊，语言的论证价值就越大。研究民族最初期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能够远远地向前引导我们，常常比其它任何证据要远得多。 欧洲有个民族叫吉卜赛，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这问题长期没有答案，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直到不久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文盲，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有人根据英语Gypsy(吉卜赛）一词认为他们来自Egypt(埃及）。后来通过对他们语言的仔细研究发现他们来自印度——从他们的语言与梵语及后来的印地语的共同特征中得出的结论。吉卜赛人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向西迁移，途经波斯、亚美尼亚和希腊,都在他们的语言中留下了不同时期的痕迹。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没有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但是，以比较语言学为依据，它仍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 原始的印欧人生活在什么年代？是从何处“发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分析他们的语言。现在很难再找到原始的雅利安人，因为在其不断的迁移和征服中，他们跟其他种族完全混合了。不论是谁,现在都难找到原始印欧人留下的任何“书面材料”，但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远比使用文字的历史久远。虽然原始的雅利安语是已经失掉的语言，但是语言学家可以通过把它跟最古的派生语比较来恢复它。如果一个词在大多数印欧语言中都很相似，那就是一个他们已有的概念；反之就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后来才知道的概念。 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导源于梵语的发现。所谓梵语，指古代印度的“雅语”。就职于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发现，远在南亚的梵语竟与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西亚的波斯语有着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特征，于是他在1786年提出，某些语言在词汇、语法、构词法和语音使用上有相似性的，它们可能出自某一共同的祖语。西方学者在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时，发现它们的许多词发音大致相同或相关。比如“二”，都有t音；“父亲”，都有p音。扩大比较范围，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不是巧合，而是规律。根据这些语言的共同特征，可以推测这些语言共同源出的原始语言的语音形式。英语“父亲”是father,与上边说的p不一样。这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原始印欧语的p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f，原始印欧语的d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t。一旦发生变化，所有的语音同样遵守变化规律。这种相似之处，既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也不能用外传来解释。过去大家都以为语言不像物理化学那样属于“科学”，然而语言居然有上述那么严密的规律，而且运用这样一种规律可以推到文字记载以前的语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通过重建古代印欧人的语言，大约可以了解到：原始印欧文明起自于公元前3000年，原始雅利安人作为野蛮的部族而生活在寒冷的北方森林中一个不靠近水的地方，也就是东欧某地，或者是现在的土耳其地区。他们饲养的家畜有马、牛、羊和狗，他们知道的野生动物有狼和熊，他们知道的金属只有铜。他们耕种土地，尚武好战，并精通许多日常手艺；他们有宗教，热衷于崇拜太阳、天、火和水，并虔诚地信仰自己祖先的神灵。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它分裂了，人们离开故乡分好几路向四面八方迁移。马和战车使他们在征战中能取得很大优势从而扩展到后来的辽阔地域。其中一路到了希腊，另一路到了意大利，这两路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起源。另一路穿过中欧一直到达不列颠诸岛，他们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祖先。还有一路北上到了俄国，同时又有一路跨过伊朗、阿富汗，最终到了印度。他们每到一处，就征服或同化当地的土著，把自己的语言传播到那里。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中国幅员广，民族迁徙频繁，交错杂居，名目繁多。1953年各地申报的民族有400多个，1964年人口普查时见于登记的民族有183个。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如不加以研究，很难谈到落实民族政策。自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就组织人员进行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到1979年止，经公布的中国民族共有56个。对他们的识别，首先从语言开始。不但考察现在的语言，还要考察历史上的语言。中国民族语言主要是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阿尔泰语，还有少量的人使用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等，56个民族都有对应的现代语言和历史语言。贵州西北部过去有不少“穿蓝”、“穿青”的人群，因各种原因从外地迁来。“穿蓝”者在先，向当地彝族租地，做彝族的佃户，社会地位低下；后来被识别为汉族。“穿青”者在后，明朝初年，他们从江西、湖北、湖南随军进入贵州，这些人游宦经商，社会身份较高，看不起先来的穿蓝衣的汉人。“穿青人”有20万，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理由是，过去他们有“老辈子话”，跟当地汉语不同；他们的衣服是青色的，与当地穿蓝的汉人不同。既然穿蓝人已登记为汉人，穿青人就是少数民族。经调查，所谓“老辈子话”，原来是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无关。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汉民族中，居然有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汉族，这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幸而语言学使他们露出了本来面目。 在对语言的历史性质和文化价值作全方位阐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怪现状：治语者多不通史，治史者多不通语。鲜有人研究语言的人文特点，更不用说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语言了。除搜寻例词、例句外，史料和史学成果对语言学界几乎无用；史学界也很少关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为此，民族史学界与民族语言学界虽“鸡犬之声相闻”，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传统汉语语言学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分析，重语言形式，轻语言内容；此学风的盛行造成结构主义语言学独霸讲坛的局面。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有不少有效方法和积极成果，但它还是不能解释中国远古史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例如：汉语是怎么产生的？汉语与其他兄弟民族语言之间有无内在联系？汉语与世界其它民族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偶然性、随机性，还是必然性、根本性？汉藏语系是否可以用民族的融合与分化那样的对应规律加以说明？ 语言中的语音，今音与古音也是发展变化的，不能以今音代替古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身毒”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最早称呼。是古代对今印度国名的音译。《史记·大苑传》记载：张骞说，“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这是西汉时张骞在中亚听到的名称；到了唐朝，玄奘法师在当地听到的名称，已经是“印度”了。《大唐西域记》曰：“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那么，“身毒”中的“身”字究竟该如何读?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有对“身毒”读音的注释：“身音捐，毒音笃。”身、毒都是常用的字，司马贞之所以要加注，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以“印度”两个字的读音为人们所熟知。他为了调和“身毒”、“印度”读音的矛盾，不惜改变“身”字的读音。他的这一改不要紧，就连以后最权威的辞书都跟着犯错。《康熙字典》云，“身毒，一名捐毒，又名天笃”。《汉语大字典》将“身毒”的首音注为yuān。原来印度之名起源于梵文Sindhu(“河流”)，即今之印度河的专称。公元前6世纪，操伊朗语的波斯人入侵印度，首遇此大河，便以该河名命名整个次大陆的总称。由于伊朗语与梵语存在s-h相替的现象，故梵语Sindhu被波斯人读成Hindu，后来又因首音h的弱化并脱落，从而成为Indu，唐代玄奘把它译为“印度”是完全正确的。明白这个过程以后，我们知道，“身毒”是Sindhu的对音，而“印度”是Indu的对音；将“身毒”与“印度”说成是同音异译是错误的，因而“身”改读为yuān是毫无道理的。身毒是《史记》、《汉书》的写法，《佛国记》作“新头”，《那先比丘经》作“信他”，《高僧传》作“辛头”，《续高僧传》作“贤豆”，《梁书》作“新陶”，《孔雀王经》作“辛都”，《元史》作“欣都思”，《元朝秘史》作“申河”，《亲征录》作“辛河”，这与“身毒”才是“同音异译”，所谓“同音”，正是指Sindhu而言。如果“身”改读为yuān，为什么“新、辛、欣、申、贤”却从不见改读yuān的说法呢？《吕氏春秋·察今》说：“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语言是有生命的，语音古今差异很大，以今音求古音，不就是在“刻舟求剑”吗？司马贞在注《孔子世家》时，还将“生而首上圩顶”中的“圩”改读为“乌”，解释为“中低而四傍高也”，将孔子说成一个怪物。像司马贞那样硬要对古代汉语词汇作生硬的改读，充斥着毫无根据的断言，而不给出有力的证据支持，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明朝人陈第曾说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语言变化快慢与社会变化快慢成正比。就汉语方言来说也是这样。过去闽、粤地区交通闭塞，所以保存了较多的古音成分，要研究古汉语的读音情况，就必须到闽方言、粤方言中去找规律。粤语，俗称广东话，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并以广州话为代表。粤语不是原始土著居民粤人原来的语言，而是原来黄河流域华夏族的古老语言。到了今天，黄河流域不再流行，已经成为失传的语言，反而在广东保留了下来，广东话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并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汉语语音古今差别很大。古今汉语语音不同，可以从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中窥测到一斑，因为语音的地域差别正是语音古今变异的遗迹。作为汉语7大方言之一的粤语，虽然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比如，经过加工的茶叶，是蜚声世界的中国特产，英语作tea，德语作Tee，法语作the，意大利语作te，俄语作чай，阿拉伯语作Cha-i，它们都是汉字“茶”的对音。为什么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与俄语、阿拉伯语差异如此大呢？原来俄语、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汉语北方方言音译的，是茶的当代读音；而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茶”是从广州方言tai音译过去的，是茶的古音。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旺德里（Joseph 语音在语言3要素（另两个是词汇和语法）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因此，在发生学的比较中，只凭语音的异同还不能确定语言的系属，还要进一步作词汇和语法的比较。社会发展愈快，语言的发展愈快；相反，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语言的发展愈慢。藏缅语、壮侗语由于其使用者退缩到边远地区，语言中保存着很多原始形态的东西。《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的话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原地区消失了的东西，往往可以在边远地区找到；风俗习惯是这样，语言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能够将古汉语与现代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的原理所在。 在大东亚辽阔土地上，生活着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他们的活动信息保留在族名和地名中。西戎、东夷、北狄、南蛮，这些部族是伴随着汉字的出现而见于史册的。夷、狄、戎、蛮等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是文盲，我们只能从汉语的文献来了解他们的历史。这是用汉语语音记录的外来词，其本义在汉语中很难得到解释。这些材料需要联系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加以研究。如果不通过研究他们的民族语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解释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秘密，也无法知道东亚各族的祖先是如何给自己的古老家园命名的。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承载体和凝聚体，对于没有传统历史文献的民族尤其如此。日久天长，这些族名、地名的原始含义大都不知所云。后人如按汉语词义和语法关系索解，难免扞格难通，圆凿方枘，怎得其门而入！ 陈寅恪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部落名、族名、酋邦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它们又往往会转化为首领名、姓氏和地名。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重组、融合的历史浪潮席卷了一切，改造了一切，曾经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也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社会的演变、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尽管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与这些族名一起消失的还有各部族、各政治体的历史记忆，但是，总有一些正在变色的历史印记被偶尔保留了下来。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这是人们赖以记忆各自部族历史的重要凭借；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汉字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训诂名物，探究词义，有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任何一种解释、一种用法，必须提供相同相似的例证，必须符合作者时代的表述方式。符合这些原则，多多益善；不符合这些原则，重足而立，望文生义，虽少亦多余。所以只要于古有征，有案可查，不厌竭泽而渔，多方罗列，然后梳理贯通，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理。 有些自封为博古通今的汉语工作者，他们能够读懂四书五经，能够解释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这远远不够，他们还应该读一读55个少数民族和周边各国的语言。因为汉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王”和“玉”是两个汉字，可以用汉语解释吗？原来这两个字都来源于汉语之外的读音。 那么在中国，是先有汉语，还是先有少数民族的语言？这个问题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鸡派”认为蛋是鸡生的，所以是先有鸡；“先蛋派”认为鸡是蛋孵化的，所以先有蛋。蛋固然是鸡生的，鸡难道就不是蛋孵化出来的？真可谓鸡说鸡有理，蛋说蛋有道！双方都陷入了循环的怪圈。就好象在一个圆内跑步，分不清谁前谁后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永远无解；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答案是明确的。 这个问题最早的提出肯定是在科学极其不发达的年代。最先也最应该做的，不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对问题的科学性进行质疑。进化论告诉我们：任何生物都是在不断进化演变中的。那么这个鸡是指哪一年的鸡，蛋又是指哪一年的蛋？在这个问题中的所谓鸡和蛋不是一个静态的值，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是以种群出现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第一只鸡和第一只蛋，只有第一群鸡和第一群蛋。在只有一只鸡和一只蛋的封闭系统里永远无解；但在一个一群鸡和一群蛋的开放系统里，答案就是来自另一只鸡。 对此，有人想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笑话：司机参加面试，考官问：假如前面有一个人和一只猫，你是撞人呢还是撞猫？司机回答：撞猫！考官说：错！你应该立即刹车！还有一个故事，穆桂英抓住了杨宗保，急于同他成亲，于是问：“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考官和穆桂英给的都是一个思维的陷阱；问题在于你要跳出陷阱的束缚，这样才有广阔的选择空间。那些固守汉语是个封闭系统、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人，他们的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维陷阱。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出版有《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获得过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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