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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为将有”还是“兵为国有”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而曾国藩是老于宦海的人物，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 曾国藩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朝廷固执兵为国有的体制，分隔兵将，为的就是防止武人，尤其汉人的武将擅权，形成不稳的因素。但这回“长毛”造反，火烧眉毛，曾国藩顾不得忌讳，皇帝也只能暂时放下心病。 史家一直称道湘军的营制有独到之处，制度的优势是战胜太平军的最大保障。其实，湘军的营制，基本上跟绿营(注：由汉兵编成的分驻在地方的武装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湘军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湘军的各营，哨长招士兵，营官招哨长，各营的哨长，都是各营长官自己招募的自己人，从士兵到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如果长官阵亡，则该营解散。 而绿营则根本不是这样，兵将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绿营的士兵，多半是老于行伍的兵油子，抢劫在行，逃跑在行，打仗不在行。但湘军的士兵，多是质朴的乡民，多半跟自己长官有着浓厚的乡谊，甚至有宗亲关系。只要训练得法，上阵即使为了自己的长官，也多肯卖命。 湘军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有另外两条。一是兵饷高，高出绿营两倍，正勇每月白银4.2两，亲兵还高过此数，这个数额，甚至比八旗兵还高。对于长年在土地上谋生而收获无几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而言，这样的兵饷，值得他们为之奋斗。二是“取具保结”，每招一个士兵，都要登记其府县、邻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该士兵有临阵脱逃，投敌叛变的行为，他的亲属将遭到惩罚。 所以，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绿营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湘军集团对权力的争夺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湘军重要首领)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 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意愿。 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湘军集团权力达到顶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6岁的载淳(即同治皇帝)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共治天下的局面(史称“辛酉政变”)。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曾国藩由署理两江总督，改为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不久又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初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旋任闽浙总督；刘长佑起初补授闽广总督，数月后即调任直隶总督；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也就是说，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是，只能听命于中央。 而位任督抚的大批湘军将领，既主军又主政，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解体为清廷衰败埋下伏笔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当月，朝廷即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事实上，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就已被打了折扣，此时，清廷正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对曾国藩展开打压。 鉴于此，曾国藩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攻破天京的同年八月，即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余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 大批湘军被裁之后，清廷又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中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次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 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此时，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难以改变。 湘军消灭了太平天国，参与镇压了各地的其他起义，挽救了清王朝，而由于湘军、淮军以至于清王朝末期的北洋军，私家军队只效忠将领而不效忠国家的气味浓厚，造成清廷重权落入汉族重臣、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客观上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 摘自《新周报》、《张鸣重说近代史》等 新刊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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