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撰文 | 陈荣钢 起码从中学时代开始，我们就熟知马可·波罗和徐霞客的名字，但两位中外旅行家给现代人的感觉是不同的。徐霞客的轮廓清晰可辨，马可·波罗则更像虚构故事里的人物，或者像遥远的异邦人。 后人的演绎更为他在中国的故事增加了传奇色彩，以至于难免有人发问：“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现在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沿着陆路从威尼斯出发，一路向东。但《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很多东西不足为信，因为马可·波罗是个不怎么靠谱的爱吹牛的旅行家。 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故事的真实性一直是困扰历史和考古学家的问题。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是马可·波罗的有力质疑者，她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中认为，马可·波罗从未涉足中国。 吴芳思认为，马可·波罗的行迹没有离开过黑海沿岸，他只在中东遇上多名波斯商人，从其口中听说中国、蒙古、日本等地的故事，实际上从未到过距黑海数千公里之遥的远东国家。
质疑马可·波罗的推论普遍建立在历史文本和考古物证上，例如，马可·波罗从未在他的游记里提到长城、筷子、缠足、茶叶等事物，他甚至用波斯语而不是汉语标注中国地名。此外，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与马可·波罗相关的任何可靠记载，偶有发现的几个可能是马可·波罗的记录都是孤证，不足采信……不过，这些推论都有欠推敲。 时至今日，现代历史学界普遍倾向于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马可·波罗可能不懂汉语，他生活的年代古长城已经荒废，明长城还未问世，自然没有对长城的记载；马可·波罗生活的地区可能没有喝茶的习惯；至于缠足，宋元汉人确有通过穿“窄鞋”来“缠足”习俗，但后世普遍流行的“三寸金莲”是元末才开始出现的。 更何况，如果马可·波罗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原以外，接触的人是贵族或远行的蒙古商人，则不会看到“缠足”的景象，因为蒙古族的权贵阶层反对这一习俗。
据不可靠证据证明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是站不住脚的。相反，马可·波罗能准确描述出远东生活的很多细节，如纸币、大运河、蒙古军、煤炭、白酒、石棉、虎，皇家邮政系统的结构。他提到中国对日本古称，甚至去过卢沟桥。 也有折中的观点认为，由于元代中国的版图很大，马可·波罗到达的可能是现代中国人或汉族政权视域之外的中国，在那里他学习了语言、商业规则和律法，却没有机会在空间上接触中原人熟知的那些生活细节。 傅汉思（Hans Vogel）在《马可·波罗去过中国：货币、盐、税收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一书中指出，马可·波罗详细提到过元代纸币的设计——十三种面额、黑色、尺寸跟随面额的变化而变化……他甚至知道，纸币还可以用来缴纳税款，而且知道纸币破损后只需缴纳原面额的百分之三作为手续费即可更换。 此外，中外的三本史书《永乐大典》、《阿尔汗史》和《蒙古史》都提到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于1290年来到中国，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名字和年代完全吻合。支持者认为，这一力证至少证明马可·波罗和元朝政权高层有过接触。显然，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他不可能准确地知道某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东西。
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为马可·波罗没有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而否定他曾到过中国的事实。 爱吹牛的马可·波罗夸大了他的见闻 不过，即使马可·波罗到过中原，也不能意味他的讲述都是真实的。从历史轶闻判断，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个爱吹牛的人。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尔后进了监狱。马可·波罗的狱友给他取了外号叫“百万马可”，因为他喜欢说东方世界有“数百万这个”、“数百万那个”。他喜欢在描述任何事物之前加上夸张的修辞，再比如他说中国有无穷无尽的财富，无比发达的商业和交通等等。
修辞上的夸张尚可接受，毕竟作为一个初次到访中国的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促使他迫不及待地把所见所闻告诉家乡人。但在事实层面，他也恣意修改和编造社会图景和风俗。马可·波罗通过浮夸地描绘自己在东方的见闻，以刺激商人奔赴东方，他甚至说杭州人每天要消耗五吨花椒，忽必烈身边的巫师可以通过法术影响天气…… 如果马可·波罗真是一个爱吹牛的人，那么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在中国或中亚的所见所闻混成一团，当作亲身经历都记录了下来。例如，马可·波罗说他为蒙古军队献出投石机，帮助蒙古军队攻下襄阳。这可能是他在中国听到的事，经由他的口变成了自己的事。《元史·方伎传》有明确记载：“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显然此事与一个叫亦思马因的西域人有关，但和马可·波罗没有直接关系。
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里的许多故事都很可疑。在这些兼自传和虚构双重功能的故事里，马可·波罗时而游历中国名山大川，时而在扬州为官，时而和蒙古贵族谈笑风生，时而救军队于水火扮演军师和英雄……一方面，后人了解马可·波罗的途径十分有限，这本游记就成为重塑其人形象的至关重要的文本；另一方面，游记在欧洲翻译和传播期间，不知情的读者难免缺乏判断能力，令人着迷的故事也难免被夸大。 《马可·波罗游记》不是史书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一些元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民风民俗，这是可贵的史料，但不加甄别、先入为主地把它当作一本史书是不妥的。它不是一本严肃的史书，它的真实性也不能作为探究马可·波罗其人的前提。相反，书中有太多他本人肆意发挥之处了。 《马可·波罗游记》更像是马可·波罗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和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也因此，在“最早的东西方交流使者”这样的教科书式的解释外，还有另外一个马可·波罗。
换一种视角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可·波罗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人就会写出一本怎样的书，进而理解这本影响数百年的游记在一开始有什么样的定位和目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洛·波罗、叔叔马费奥·波罗一样，有着至少三重身份：商人、天主教徒和旅行家。商人和天主教徒的身份共同影响和塑造了马可·波罗的行为。 诚如19世纪的德国学者海尔曼所言，《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用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再加上旅行家的身份，《马可·波罗游记》就更值得怀疑了。
要知道“修史”可不是早年欧洲旅行家的传统，欧洲旅行家开始好好写游记起码是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划分出现之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鼎盛的时期了。因此说大话可算是早年欧洲旅行和探险家们的传统，游记文学真假参半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上面吃过亏的人也不少。 除了欧洲旅行家不会像中国古代的旅行家那样写实地记录山水见闻以外，《马可·波罗游记》不能作为严肃史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原版已经丢失了。这本书的原名叫《百万》（Il Milione）,取自马可·波罗的绰号。为人熟知的中国版本是《马可·波罗游记》，而在日本这本游记被译为《东方见闻录》。现在那本原版已经丢失，各个译本之间内容差别较大。
《马可·波罗游记》被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中欧互动的过程，它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历史经验范畴，从最初激励哥伦布拓展版图，到今天威尼斯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都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依然争论不休，但马可·波罗已然变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哪怕他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也不再重要。 主要参考资料： [1]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2] Hans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2. [3] Igor de Rachewiltz,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997 (27): 34-92. [4] Peter Jackson,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Bulletin of the SOAS, Vol. 61: 82-101. |
|
|
来自： hercules028 > 《另一面、数读、回声、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