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及后荣格学派对“自杀”的观点 | David Rosen

曹昱：我碰巧支持容格。我相信，如实允许自杀意念和幻想被以说出来的方式表达，不但不会增加自杀风险，而且会减少自杀风险，因为自杀冲动的“油”被驾驭着用来和另一和生命交流了。我更相信，所有的自杀冲动背后都是在寻求一种重生，只不过当我们被死亡吓破了胆而不敢与自杀意念接触时，我们获得了一点由于暂时隔离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却失去了直面和转化这股心理能量的机会。其实，坦率而完成地如实呈现，必然会带来自发的转化～～～当我们回头诚实地观看自己的自杀需求，我们只会随之发现，“自杀”只是为了替我们表达这样一个决心：“我再也不愿意继续这样痛苦的生活方式！” 然后，听到这个表达，重生的心愿自然就被看到了。这不是咨询师做自杀干预，是来访者自己的心做的。原创 2016-12-23 David Rosen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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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及后荣格学派对“自杀”的观点

　　文 | David H.Rosen

　　（本文节选自《转化抑郁》，David H.Rosen著。本文经授权刊出，转载请注明转自微信公众：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作者简介

　　David H.Rosen

　　戴维.H.罗森，David H.Rosen，精神病学家和荣格心理分析师，美国唯一一位教授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全职教授，目前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工作，同时还是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方向的教授，以及医学人文方向的教授。有多本著作出版，包括《荣格之道：整合之路》、《作为人类经验之医学》、《心灵之演化》，以及《猫王之道》。

　　2016年12月-2017年2月，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将邀请本文作者在内的

　　中美法顶级分析师进行

　　“分析师作者品原著”

　　四场在线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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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从未在其著作中直接探讨过自杀的主题，但是其书信却很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明确反对自杀，认为它是一种违抗自性的罪过。在其1946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自杀的想法，尽管可以理解，但我却不大认可。我们活着是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精神发展和尽可能多的自我觉察。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即便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都应该紧紧抓住它，以发展我们的意识。在生命尚未结束之前就打断它就好像是中止一个我们尚未开始的实验。我们正处于生命的进程之中，就必须将生命进行到底。

　　后来，在1951年，他给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美国女性写信时谈到了自杀：

　　生命的目标就是实现我们的自性。如果你自杀了，你就放弃了引导你实现最终目标的自性的意志……你应当意识到自杀就是谋杀，因为自杀之后，就如同其他任何谋杀现场一样，都会有一具尸体。只不过那具尸体是已经被你杀死的你自己。

　　最后，1955年，他在给英国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病人的信中提到了自杀：

　　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我非常确定我不会做好自杀的打算。只要我的时日未到……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坚持活下去。因此，我不会建议你出于所谓的情理考虑而自杀。

　　布鲁诺·克洛普弗（Bruno Klopfer），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其反对自杀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我的自我死亡（egocide）的概念相一致。在荣格的书信被公开之前，他就推断说根据荣格的《灵魂与死亡》一文，荣格是反对自杀的。

　　在总结荣格对自杀的看法的时候，克洛普弗说：“荣格的观点强调死亡的另一方面，而自杀倾向的人很少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一点，即对精神重生的渴求。死亡与重生这一原理属于展开生命历程的精髓。”克洛普弗补充道：“这个意义上的死亡很明显被认为是自我的死亡，与自性失去了联系，因而也与生命的意义失去了联系。自我必须回归到大母神的子宫中重建这种联系，重获新生以及新的生命意义。”

　　在讨论自我的这段旅程时，克洛普弗慎重指出这段旅程时多么危险，同时又多么神奇：“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自我毁灭而非重生的危险……（但是）如果病人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并在分析师的帮助下面对它，自杀危机就能被转化为一种深刻的治愈和赋予生命的体验。”

　　简·惠尔赖特（Jane Wheelwright），另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其观点同克洛普弗的类似。她对抑郁和自杀念头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看法：

　　我渐渐怀疑……我们的抑郁期就好像是微型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我们离世的练习……正式对这一过程的误解往往导致了人们自杀。伴随着重度抑郁症出现的向下的拉力和动弹不得的状态（immobilization）被误认为是身体死亡而非心灵死亡的感觉，而事实上，这种心灵死亡是先于心灵重生出现的。

　　自杀的人们通常都没认识到引发抑郁状态的态度上的改变或自我觉察的增强其实是自然的要求。他们没有意识到要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要经历绝望，必须要面对其心境中隧道的黑夜，才能见到变化之光。然而，似乎的确会出现自然打算让某些人退出的情况，而这些人别无选择。他们的意志太弱，所以很难忍受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他们的自我很快就被打败，随后遗失，他们无法拯救自我。但是那些至少愿意去努力同他们的自杀感受对抗的人很可能会重见光明。

　　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在其著作《自杀与灵魂》（Suicide and the Soul）一书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其独一无二的看法。他认为自杀是一种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理智行为，建议分析师对这一行为保持“不动感情的科学客观性。”我不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会在临床治疗中引发严重的问题。尽管希尔曼批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认为他们不能公正客观地看待自杀这一问题，我坚持认为他们和治疗者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批判自杀。

　　我个人的理念是，想要治愈自己和他人，一定要珍视生命。希尔曼甚至对“只要有生命，就会有希望”这句格言产生了质疑。他声称这句格言只适用于医生而非心理分析师，但是我认为这句格言适用于所有的治疗者。他又宣称，“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希望本身是病理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一说法与希望在治疗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相矛盾。

　　在其关于精神分析治疗的三卷本著述中，托马斯·弗伦奇（Thomas French）对希望作为自我整合功能的激活力量以及治愈过程的主要推动力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门宁格引用了一项关于自杀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由于失去机会，无法实现人生目标，从而导致希望消失时，之前位于其他目标之后的毁灭驱力开始释放出来……对付自己。”这项研究得到贝克极及其同事的证实，他们的研究表明绝望与后续的自杀行为之间的相关度最高。

　　希尔曼号召以“不动感情的科学客观性”来看待自杀倾向的人，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反移情的憎恨”（countertransference hate）从而加速自杀行为的发生。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病人因为过于敏感和脆弱，会将不动感情的客观中立理解为拒绝和抛弃。

　　临床而言，病人的这种发展是毁灭性的。当希尔曼嘲笑那些针对强烈的自杀倾向的病人而采取的自杀预防活动与非自愿住院治疗时，他把自己与众多治疗师与分析师对立起来。与其相反，通常的临床、伦理和法律立场是，明显的心神失常的人们应当受到保护以防止那些强烈的自杀冲动。我屡次见到医院可以成为类似于子宫的避难所，在此会出现自我死亡和转化，从而阻止真正的自杀行为。

　　卡斯特在其最近的一本书《创造性的跳跃》（Creative Leap）中谈到了自杀这个问题。这是一位心理分析师对研究文献所做出的富有思想性、全面公正的贡献。主观层面上，她强调了治疗师对自杀和死亡本身的态度的重要性。卡斯特对自杀倾向的病人的慈悲情怀与理解受到了自杀这一真实现实的冲击。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不管我们如何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和避免自杀这一悲剧，它还是会发生。

　　我只在一点上与卡斯特的意见有所不同。她坚称我们不知道自杀作为一种存在是好还是坏，并补充道，自杀可能是一个自性化过程的适当结局。我非常怀疑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一观点才是正确的。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只是证明规律的一个例外而已。按照印度教的观点，自杀作为存在来说是恶的业，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德里克·汉弗莱（Derek Humphry），毒芹协会（Hemlock Society）创立人，其观点却恰恰相反:自杀是善的业，特别是对那些濒临死亡的患者而言。在其著作《最后的出口》（Final Exit）中汉弗莱概述了集中单独自杀或在朋友、亲人和医生的帮助下自杀的方式。我知道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可以理解的被动安乐死，但是总的来说，我坚持认为，这种由自我计划的自我谋杀是与自然相违背的，正如荣格在其信中所指出的一样。

　　医生的无痛苦致死术和辅助自杀以及主动安乐死的病例都特别令人苦恼，因为它们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Oath of Hippocrates）中“勿伤人”的职业理念。无痛苦致死术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早在1939年，弗洛伊德就让他的内科医生马克斯·舒尔（Max Schur）给他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吗啡。当他去世的时候，世人则被告知他是自然死亡的。然而，这一真相却被隐瞒了30年，直到舒尔去世后才得以公布。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是真的响应了死亡的号召，而非象征意义上的。

　　1990年的夏天，美国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的都是珍妮特·阿德金斯（Janet Adkins）的报道，她是一个54岁被诊断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服用了由杰克·凯欧克因（Jack Kevorkian）医生提供的能够致死剂量的氯化钾自杀了。这使得医生成为了杀人而非救人的一方；难怪凯欧克因医生被人称为“死亡医生”。悲哀的是，如今这种行为更加普遍了并且更加为人所接受了。

　　◎ 编辑：贾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