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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由青岛特务机关长组织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控制当地政事。日本侵略者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在青岛及周边地区开始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发行朝鲜银行券、军用手票成为其经济掠夺的主要形式，充当着侵略者直接搜刮中国人民钱财和物资的工具。 朝鲜银行，原是日本政府于1911年将韩国银行改组而成，总行设在汉城。青岛沦陷后，朝鲜银行在青岛支店发行了大量的朝鲜银行券（图1）作为日军主要支付工具，强迫占领区人民使用。同时， 朝鲜银行支持日方在山东的企业进行经济掠夺并代管日本银行收解军款及杂项税款，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支撑其侵略战争并实行经济掠夺。 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还专门印制了昭和12年（1937）军用手票拾圆券（图2）、五圆券、壹圆券、五拾钱券和拾钱券以充军饷。青岛沦陷后，军票不敷使用，日本便把国内昭和五年（1930）拾圆券、五圆券和大正五年（1916）壹圆券（图3）三种旧版纸币改印成军用手票拾圆券、五圆券和壹圆券，投放占领区。军用手票将纸币正面“日本银行兑换券”字样用红杠当中抺去，加盖红色粗体“军用手票”四字，其下方盖印 “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红字。这套军票随日军行用不久，日本政府发现日本国名似中国枪毙犯人时用红笔勾掉其名一样，有不祥之兆，便改印红色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取代原来的黑体字“日本银行兑换券”（图4）。 笔者十几年前曾问询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退休的陈枚植先生，证实上述军票在青岛和周边地区流通过。他说这些日本军票是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也没有银行发行机构而专为侵华战争印制的货币，日军在占领地自带自用，不经过银行，所以青岛银行没有日本军票的相关账目和记录。这些吃人般的血色军票，引起中国百姓抵制，行运一直不畅。日本政府把这种不兑现的货币充作侵华军费，在沦陷区内强制推行流通，这是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的巨额开支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种赤裸裸的罪恶行径。
（二） 1938年2月11日，日本假手伪华北政权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4月8日在青岛、济南设立分行，10月1日设烟台分行，后来又在威海卫、龙口、兖州设立办事处，建立起殖民地金融体制，垄断货币的制造、发行权，独霸金融市场。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于1938年4月8日在中山路开业之时，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壹元券（图5）、五元券、拾元券、百元券和壹角、贰角、伍角辅币券。当即将其送存中国、交通两行青 图5 1938年4月8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成立时颁发的联银券样本壹圆券 岛分行各10万元，其他商业银行各3万元，强迫各行作为同业存款接受，并在支付储户存款时一律使用联银券，强势行使其货币职能，维持价值。同时，日伪政权宣布禁止流通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只准许印有“山东”、“青岛”、“烟台”等华北地名的中国银行券、交通银行券与联银券等值流通一年。此后，上述纸币不断被贬值，到1939年2月按六折收兑。没过一个月，又突然宣布这些印有“山东”、“青岛”等地名的中国银行券、交通银行券完全禁止流通，并派宪兵队分赴青岛各银行检查库存，强制中、交两行青岛分行将库存银元全部以联银券收兑，并将联银券送存各银行强制发行流通，以此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巩固日本银行的金融地位。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完全依附于日本金融垄断资本，听命于日本军国主义。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为日伪政权提供经费及生产资金，扶植垄断企业，支持军工生产，并垄断贸易，实行汇兑统制，将一切法币资金均集中于联合准备银行在日本正金银行开立的法币汇兑账户，以垄断积聚金银、外汇，充实国际贸易资金，进口战略物资，支持日伪扩充战备。该行为了攫取更多的资金，在青岛发行各种债券，强行销售，搜刮民财，并同朝鲜银行、正金银行秘密协定，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简称联银券）与其等价进行无限制供应，当日军需要军费时，即从该行的存款帐下提取，为日本掠夺我国资源、盘剥人民钱财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三） 货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的血脉，生产依之发展，商品借之流通，民众赖之生活。据《北支经济开发论》记载，“七七事变”前山东境内流通纸币共计5645万元，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为4640万元，约占82.2%。日本侵占山东后实行帝国主义金融统治，破坏和废止山东地区原有的货币，对各地银钱业采用淘汰、兼并或改组的方式，实行人员、资金渗透以加强统治；强令中国、交通两行切断与其总行的联系，并强行改组，以便于其控制；还逼迫私营银行钱庄扩大吸收联银券存款，以壮大其资金力量。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迫使法币贬值，造成沦陷区通货膨胀，借以搜刮财富，并将掠夺来的法币打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抢购战略物资；一方面滥发联银券，直接掠夺人民钱财，仅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自1938年4月至12月就发行了联银券6800多万元，接近联合准备银行同期总发行量16200万元的一半。根据抗战胜利后“济南、青岛、烟台三地收兑数估算，山东联银券的存量约为357.2亿元，占其总发行额1424亿元的四分之一” 日伪政权于1939年3月公布了《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禁止法币和其他货币流通，以“没收敌性存款”为由，将大量法币据为己有。并发行印有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黄帝、孔子、关羽等圣贤头像的新版联银券。由于民众厌恶伪钞，不愿收受，青岛周边的国民党游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全力抵制伪钞，加之英美等国给予法币以支持，所以法币依然广泛流通，使联银券在1941年底之前一直没有成为统一使用的本位币。日伪政权面对现状，具体划分了三类地区：在一类“联银区域”，彻底禁止旧通货；在二类“准联银区域”，由日伪政权按四折收买旧通货；有望“恢复治安”的 “其他区域” 为三类区域，按四折收买，并准以旧通货完粮纳税。据伪山东省公署调查资料，此时在山东100多个县中，完全流通联银券的县仅有40个。除青岛市区属一类区完全使用联银券外，其周边地区仍在使用法币或法币与联银券参杂使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使侵华日军用法币套取外汇的途径断绝，法币对于日本已成无用之物，日本对华的货币政策随即从利用法币转向排挤法币：一是排挤法币，廓清市场，发行伪币，以解决日伪财政上的部分困难；二是将攫取的法币，运到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去换取各种物资，特别是粮食和原料，这样就可以用中国的货币，来换取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物资。与此同时，日本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还投放了大量的假法币、假北海币和假山东省民生银行票，成为日军抢购物资、破坏金融秩序和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后期财政困难，军费空虚，除滥发联银券外，还通过发行各种战时债券作为融资筹集军费的重要渠道。如昭和十七年（1942）大日本帝国政府战时邮便贮金切手、昭和十八年（1943）战时贮蓄债 券、昭和十九年（1944年）大日本帝国政府贮蓄券等，无计其数，每种债券都发行几十回，数额巨大。昭和十九年（1944）日本政府通过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天津银行、济南银行、青岛实业银行等银行发行了北支开发债券，计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壹百圆（图6）、五百圆、壹千圆和壹万圆四种面值，第一回就发行债券总额达联银券二千万元。日本侵略者强制人们购买，以此来摆脱财政危机，支撑颓败的战局。结果引发日战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日伪金融统制体系濒于崩溃。
（作者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青岛市历史学会理事。著有《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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