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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珍藏在记忆中的语文老师 作者 | 安林章（山西作家） 在人生旅途上，总有些人和事令人感动，使人难忘。我在五台中学读高中时，有一位语文老师便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人之一。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他，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可惜他四十多年前已经作古，此生再无见面的可能，思念之情便只能珍藏在记忆的信息库中了。 我求学读书的那些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讲究的是“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且这种观念被某些专职人员不厌其烦地灌输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头脑中，让我们接受这种斗争哲学，说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分成左、中、右三种”。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无论城乡都有一些人被打入“另册”，作为群众斗争的对立面。他们在生活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不小心，便会受到批斗。五台中学的高中教师中，很有几位才华横溢者，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都是“右”字号的，不是摘帽右派，便是右倾分子，属“只专不红”的典型人物。譬如物理教师刘汉才，武汉人。本是北京师范大学高才生，本应留校当助教，因为右派言论，被贬到山西五台中学，这对我们五台中学的学生来说倒是一种福分。他上课，语言表达清楚，板书整洁漂亮，那么难懂的一门课程硬是让他如春雨入土般灌到学生们的脑子里。我从入学时高一第一学期考试不及格，到高考时物理能得到98+7的高分，便是受教于他的成果。直到上了大学，再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物理老师。好在这位老师就居住在太原，与我同居一个城市，尚有见面的机会。 本文要讲的是一位语文老师，也姓刘，就是我们五台本地人。 1962年夏天，我考完高中，尚未收到录取通知，在家等待。一天，在《山西日报》上见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中考阅卷时发现的考生作文中的一些问题。文中提到，许多考生在作文中只讲大话、套话，很少有独创性的语言。有晋西北某个县的考生作文内容几乎相同，语句也如出一辙，显然是事先背下来的。这种做法只会约束学生的独创思想，误人子弟……云云。当时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对文中所讲的道理十分认同，套用一句当时歌词里的话，“说到了咱的心坎上”。看那文章署名：五台中学语文教师刘桐。 不久，我被五台中学录取，开始了三年的高中生活。我们那届学生，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尾声，招生名额锐减。诺大一个五台县，只收了一个班。全县几千名初中毕业生和应考社会青年只招了五十名学生，升学率仅有百分之二三。所以三年后高九班高考升学率达到95%以上，有几个还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被录取。 高一那年刘老师给我们的上一届高八班代课，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刘嘉珍，她是天津师范毕业分配到五台中学的。当时五台县主管文教的县长胡敬华对她礼遇有加，为了安住她的心，工资破格增加并设法把她爱人丁惠民从外交部调到山西五台中学，当了俄语教师。丁刘夫妻二人也是五台中学的优秀教师，丁老师的俄语讲得很好。高考时，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得了高分。文革时二人饱受摧残，丁老师还被投入监狱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丁刘二位老师坚决要求离开五台调回河北石家庄。如今丁老师已离开人世，刘嘉珍老师也多年未见。 文革开始后，胡县长被打成走资派，轮番批斗，直至迫害致死。他保护过的那些优秀教师们都遭了厄运，无一幸免。刘桐老师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下，贫病交加，含恨去世。令后人想起来，潸然泪下。待到文革结束五台中学欲恢复正常教学时，那些优秀教师们，非死即去，一个也不在了，教学曾出现了断层现象。荒谬的理论指导下，度过十年毁灭人类文明的荒谬时代。全国皆然，五台中学岂能幸免。 高二时，因为刘嘉珍老师怀孕生孩子休息，刘桐老师开始给我班带语文课，从此一直精心培育我们度过了高中求学时代，直到把我们送到高考的试场上。应该说那二年我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写作能力有很大进步。使我真正领悟到如何才能学好语文，如何才能提高写作能力，并改变了此前的一些死板教条的学习方法，有些改变是脱胎换骨式的，使我有一种迷途返归步入正道的感觉。 在接触到刘桐老师之前，我所遇到的语文老师们，讲授的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先读课文，记住生字，分清段落，明确主题思想，能复述课文大意，重点篇章能背诵。如要细讲，则再介绍些时代背景，作者著写本文时的思想、情感、联想等等。而刘桐老师讲课，并不一定按这些套路和程序往下走，主要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要认真学好语言，越精越好。他曾多次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语言这东西是很难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这句话能深深刻印在我脑海中，不是因为读了原著，而是刘老师多次讲，便记住了，并逐步悟出了这句话的深刻道理。每当写作时，苦思冥想，佳句难觅时，便想起了高中时代刘桐老师要求我们下苦功夫学好语言的谆谆教诲。二·注意积累基础知识。古今中外的名篇名著只要力所能及，就要多读多记，不能只限于课本上的几篇文章。天长日久就能积累下丰富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写文章就会得心应手。正如古话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三·鼓励学生在写文章时，要有创意，“留心各样的事物，多看看”。即使是几句话语有新意，不是抄来的，他都要赞赏一番。从高二他代课开始，我的作文分数便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班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了。他慧眼一观，便能看出某篇文章是否下功夫写的。如系敷衍应付之作，最多给60分，如写的有特色，甚至能获得95以上高分。他的作文评语写的认真细腻，经常是好几页，几百字，等于一小篇评论文。甚至还要把学生本人叫到教研组面对面讲解一番。我曾多次吃过这种当面受教的偏饭。若干年后自己能写出一些东西，变成铅字发表于报刊，并被山西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除后来张玉良老师指教外，刘桐老师当属我文学写作的启蒙人。 在那个把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统一在一个人为规定的模式的年代，写作文都有一定的框框约束。几乎每篇文章开头都是“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三面红旗高高举，心中升起红太阳”；结尾都是“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等等。主题思想明确，内容健康正统。可给人的感觉是，无论报刊上的长篇大论，还是我们学生的课堂作文，都是那么干巴巴的，没有灵性，没有鲜活感。正应了那句俗语“千古文章一大套”。 刘桐老师对这种现象内心早有看法，但是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怎么能挑明说呢？倒是我先把自己的感受发泄了一番。看得出，他对我能有这种感悟，很赏识，可惜话又不敢说透。只是含蓄地鼓励我写文章不要有固定套路，只有写出真情实感，文章才能鲜活生动，感人至深。转而又吩咐我千万不可脱离当前的大形势，行文不可太另类。可以说，我们师生二人嘴上不能细说，心灵上取得了沟通，有些共同观点只意会，不言传。尽管如此，我还是好发些“少年狂”。有时甚至给老师带来些被动。举一个例子如下。
高三上半年他出过一道作文题《剪辫子，吃零食及其它》。本意是想让我们练习写一篇杂文，让我们的写作方法更广泛、更灵活些，不要总拘泥于一般的套路。但是文章的内容还是要紧跟形势的，不能偏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思想革命化”的口号遍及全国，就是一切言行举止都要和“革命化”挂钩,那怕是吃饭睡觉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非“无”即“资”。 为了贯彻这种思想，学校某些专职搞政工者颇费了一番心思，绞尽脑汁，突发奇想，把目光注视到女同学们的辫子上。那年月，女同学们的发型就是两种，短发和辫子。短发就是剪到耳际的那种，辫子则有长有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女子更是如此，都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而吸引人。想穿件漂亮的衣服吧，一来百货商店也没什么喜人的花色品种，二来布票有限——每人每年七尺布票——也无法多置办衣服，于是只能在头发上动动心思。有谁想戴朵花也不敢，若真有人胆子大头上戴朵花在校园里溜一圈，那便会传为新闻，当事人即可得到“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称谓，小则批评教育，大则被抓了典型。所以要想在头发上显示出些美感来，只能是梳上辫子，在辫梢上扎上红头绳或红绸条，仅此而已。有些人的辫子留了许多年，很长，能超过腰际。当“革命化”要落实到女同学们的辫子时，她们便难逃厄运了。起先是劝说、动员，让她们自觉剪去，接着便是组织专人半强制性的剪。个别舍不得剪去准备拖延者，即被列入不“革命化”的行列，经过一番班组小批斗，在她们的哭声中硬性剪去……。
最后全校初中到高中所有女生都统一留成齐耳短发，此举便是当时五台中学革命化的具体标志之一。 吃零食在今日看来是很普遍的现象，可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也是要被打上阶级烙印的。说起这事，这里需要啰嗦几句。当时还处于困难时期末尾，全国人民还尚未完全从饥饿线上走出来。农村推行了“三自一包”政策，勤快的农民们略有自产自收的蔬菜和豆类贴补家用。于是农村来的同学们便能享受到家里带来或送来的蚕豆、瓜籽之类的零食，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再说他们并没有在课堂上食用，没有影响课堂纪律和教室卫生。像我们这些农村没有劳动力的学生很羡慕他们，当然，有要好的同学偶尔也会给我们分享。本来高中学生们正在长身体时期，而学校食堂的伙食实在难以恭维。每月6元钱的伙食费，每天合2角钱。除中午能吃上少量的土豆白菜外，早晚无菜吃。白菜就是头年深秋把整棵的大白菜泡在室外的大水泥池子里冻起来，吃时用鎬头刨出来在大锅里煮下的，有盐无油。主食以玉米面为主，干粮是窝头，稀粥是玉米面糊糊。细粮很少，每周能吃三次馒头，大米饭从未吃过。能吃点瓜籽、大豆之类的零食，贴补一下正在发育的身体，本是好事，却被号上“资”字列为被批判的现象了。 在那把斗争哲学渗透到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年代，许多本来正常的生活方式都遭到非议和制止。在制止学生们吃零食之前就已经批判过教师们的生活方式。譬如，刘嘉珍和丁惠民老师托学生从乡下买了些鸡蛋，就引来了非议，校领导谈话予以制止。高六班有个语文老师叫高效荣，老伴在乡下农村，他住单身宿舍。他的嗜好是到街上饭店打二两装一锡壶白酒，买一盘过油肉回来自己慢慢品尝，并未妨害他人，可就这点爱好也受到限制。老师们尚且如此，学生们被制止吃零食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生活方面要想抓住刘桐老师什么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他的生活节俭到令人心痛的地步。他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好几个孩子，无论怎么节衣缩食，经济依然拮据，生活当然十分清苦。 本来烟瘾很大，可从未见他抽过纸烟，只抽“小兰花”。那是当地农民自种的一种烟草，开蓝色小花，秋末收回晾干，碾碎后用烟袋锅抽吸。也有人用纸卷着抽，刘老师则用旧报纸卷。闲暇时，卷成近一尺长的样子，每次卷好几根，用浆糊粘住口部，存放在抽屉里。一根烟可以抽好几次，教研组备课、批改作业时抽长的，变短的则带到教室里在辅导自习时和课间休息时抽。五台中学抽烟的老师不少，大家都抽纸烟，只不过品牌价格不同，唯独刘桐老师例外。每当我看到他神态自若地抽着报纸卷的小兰花，或凝眉思索，或悠然自得，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酸楚。 他衣着朴素，甚至有点寒酸。衣裤都是自制的中式服装，唯一一套中山装只在逢年过节时才穿一下。虽然都是廉价衣着，却整洁干净，即使布鞋和裤脚也一尘不染。衣襟和袖口也从未粘过粉笔灰，不像有的老师粉笔灰能蹭到手上再抹到鼻尖上。刘老师一表人才，高挑的个子，清癯的脸盘，鼻梁挺直，双目有神，五官端正，举止潇洒。穷困而不潦倒，压抑而不萎靡。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学生满怀热情，克己奉公，敬业守职。
刘老师曾经在旧《山西日报》当过编辑，有深厚的文科功底，当中学语文教师本是大材小用。但他在教师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培养了许多学生，在五台中学教学史上功不可没。他对教学业务精业求精，力求完美，虽是五台本地人，上课时也用普通话讲解。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尊重他的才气，在我上学的三年间，五台中学没有在政治运动中涉及到他，但后来总归没有躲过“文革”那一劫。 再回头说说那篇《剪辫子、吃零食及其它》的作文。 看到刘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深沉而凝重地写下那个题目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下笔。这种感受全班皆然。刘老师很理解我们，他把出这个题目的本意详细讲解一番，认真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学写杂文，如何才能文杂而意纯、形散而神聚，立意明确、迂回行文......等等。他又不得不像政治老师那样告诫我们应该赞许什么，反对什么。 我心里感到别扭。如前所说，觉得无论是强制女同学剪辫子，还是禁止学生们吃零食，都有悖常理。这跟“革命化”和“资产阶级思想”能挂得上钩吗？ 心里有结，胸中有堵，不吐不快，于是在行文中便发了些牢骚。记得比较尖刻的几句是“如果说剪辫子是代表一种进步，那就是辛亥革命后为男人们剪去了辫子，这已成为历史。50年后的今天，忽然又将剪辫子和革命化联系起来，说是女同学剪掉辫子留短发是革命化的开始。照此女人头发越短越革命化的推理，剃光头岂不是彻底革命化了？那么，尼姑们几千年前已经革命化了吗？”；“课余在宿舍吃点瓜籽、大豆之类，晾无大碍。家长们既已送来，难道把它扔掉不成？我很羡慕他们的家长，像我这样的，想吃也没有。让我反对吃零食，岂不是嫉妒他们吗？”
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高中语文教研组），跟我语重心长地沟通了一番。首先肯定了我的文章从文学的角度说还是不错的，语言文字也可以。但是……，“但是”以后师生的谈话就是语文课程以外的内容了。他说我出身好，父亲是老革命干部，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政治运动。吩咐我将来步入社会后为人处事要“精为”些，不可太张扬，尤其是正规场合说话要注意，小心祸从口出……。 那篇文章，他没有给我打分，评语也寥寥几句。我理解。因为想说的话，已经面对面讲完了。 45年过去了，刘桐老师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他是珍藏在我记忆中的唯一语文老师，是我学生生涯中曾有过忘年之交的为数不多的老师之一。我们曾有过一段“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友谊，这种超越普通师生情感的交情，每每回忆起来，韵味无穷。时至今日，写作在夜深人静时，不由地从记忆的信息库中调出来品味一番。彼时，他的亲切形象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好像又回到那个时代，师生们又心心相印地交流了一番。过后，我便把他又珍藏在记忆中了。这种感受能伴随我走完此生，我想……
——2009年9月10日教师节于太原 ——2012第10期《五台山》全文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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