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服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土家族服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冉博仁

由于土家人只有语言，没有独立的文字，所以研究土家族的古式成型服饰很难找到依据与记载。但从土家族地区的部分地方县志对土家族服饰的略述以及从土家族歌舞活动中可以折射出土家族的服饰特色，尤其是“茅古斯”舞的展示无疑是宝贵的活资料。应该说土家族服饰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          的文化特征，如果按土家族历经的历史朝代来划分其服饰时期，可以分为巴子国形成之前时期、巴子国时期、羁縻时期（秦灭巴后至清初）、“改土归流”后期。但是这种分法中间经过的历史朝代太多，将它系统地进行归纳和总结，不但太繁琐，而且很零乱，缺乏可行性。况且土家族服饰风格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是按朝代来断开变异和完全由朝代的更换所决定的。加上土家族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比较封闭，同时在不同时期又有与其他不同民族的相对融合，显然按朝代来划分土家族服饰的发展时期是不科学的。土家族服饰的发展贯穿于中国的服饰史古今，为了能条理清晰地划分出土家族服饰的各个历史时期，应该按照以服饰风格来划分其服饰时期的方法与历经的朝代来划分土家族服饰时期的方法相结合才比较科学，即划分为：草裙兽皮时期（巴子国形成之早前）、织物装时期（巴子国形成之前）、成型定制时期（巴子国时期）、互进风格时期（羁縻制度的正式实施）、完善时期（唐宋时期）、变革时期（清“改土归流”、民国初、新中国建国初）、创新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但这种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和绝对科学的。有的地区因地域差异和不同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使其时期有略早或者略晚的情况出现。

一、土家服饰的草裙兽皮时期

土家人在原始社会的草裙时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这与人类的其他民族相差不大，只是有相对的早晚区分，这与土家人生活环境的相对闭塞有关，也可从土家族的“茅古斯”舞中得到佐证。目前在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中，能系统反映原始部落生活情态的莫过于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所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土家族人的祖先“茅人”，演出者浑身披上茅草或稻草，通过粗略的情节、简朴的人物对话以及简单的劳动动作，真实地再现了土家族先民制造和使用工具、原始狩猎、采摘食物等生活情形和艰苦的居住环境。由此可见，土家族先民在远古时期是以茅草一类的植物为身体遮盖物，这就是土家人先民着装心理的萌芽。

正如土家人的原始歌舞“茅古斯”一样，演出者在披上茅草、棕片时也有披上兽皮的。其实披上兽皮是原始先民狩猎经济的产物，从“茅古斯”中的情节上看，植物采集与狩猎基本上是同时的，狩猎所得除用于食用外，还被剥去兽皮，通过骨针简单缝制后披（或者说穿）上用于取暖；这就是原始先民缝制衣服的开端。由于各地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时期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也有可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种兽皮披的情形在近代的土家族地区也有，过去鄂西山区匪首占山为王，为适应山洞里的潮冷环境，常用虎或豹皮用作披肩或作靠背。这种现象我想应是先民遗留的产物吧！正因为有这种简单的兽皮缝制，才会有后来千姿百态的服饰产生。其他的民族部落在这时期也许会相差不远，不管怎么说，土家人的原始部落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特殊和物产资源的不同，相对来说在服饰发展方面有可能同步或者出现稍晚的情况。

土家服饰的草裙兽皮时代期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没有军队的原始部落时期完成，应该在巴子国形成之早前。

二、土家族服饰的织物装时期

土家人原始先民从采集树叶草枝与兽皮为衣，发展到以葛麻类植物为织物，乃至后来用蚕丝作织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土家人原始部落地区天然资源的不同和生产力发展的相对落后，其编纺织物也就出现得稍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此时土著或巴人部落已形成，有了一定的种植（大麻和苎麻）与养殖（桑蚕）基础，方才出现织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织物的国家，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已有所发展。相传蚕丝是嫘祖发现的，在嫘祖的倡导下，人们开始了栽桑养蚕的历史；后世人为了纪念嫘祖这一功绩，就将她尊称为“先蚕娘娘” 。“黄帝始去皮服布”（《魏台访仪》），可见中国在黄帝时养蚕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来逐步传入各民族部落地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传入土家先民的部落里。有了织物就形成了服装样式，早期的服装样式是很简单随身一裹的长或短的裙，后来发展到从中挖一个洞提在腰间，再用绳一系的裙及胯裙。现在土家地区用于遮风避雨的蓑衣就属于织物装时代的产物。在土家族地区，类似这种裙的裙子形象一直沿用，只是在发展过程中一次比一次进步与美观而已。

这一时期在有一定的组织和一定的相对约束制度时期完成，即巴子国即将形成之时。此时居住在武陵山脉一带的高山土著部落还是属于草裙兽皮时期。

三、土家族服饰的成型定制时期

由于巴子国建立，随着一定的政治制度和军队以及一些风俗、礼仪的形成，其服饰也相应地进入成型定制时期。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个时期服饰发展很缓慢，古人在狩猎、宰兽、剥皮、洗晾、裁割，以骨针穿孔连接等过程中，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经过了多少年，才慢慢地有所进步。后来发现了葛麻，逐将其纤维纺成线、织成布进而做成衣服。当然这种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因为几种织物原料不是遍及各个区域，而且受各个区域环境的影响。当一项新的技术在一个部落群有所发展后，便逐步向四周扩散，以至发展到有人居住的各个部落。土家原始部落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接受得较迟一些，即使接受了也发展相对缓慢。但是，不管怎么讲，土家先民还是接受了其他民族部落较为先进的东西，服饰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成形阶段，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土家先民的服饰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土家先民服饰的成形样式大体上与其他民族一样可分为以下几种：

贯首式服装：这种样式在中国出现得较晚，比如甘肃辛店彩陶上的人物穿着的就是公元前3000年的贯首式服装。贯首式的上衣是用一幅整布做成的。其做法在一幅整布中间挖一孔作为领口，使头能够套入(或称开洞)。再在腰间系一绳拴住的服装样式。好像现在土家族地区居民在给庄稼除虫喷农药时，用一块长方形塑料纸在中间挖一个洞，将头伸出，再在腰间用绳捆，以防农药入身一样。贯首式服装在工艺上是有织型、缝合型制，但没有裁剪，整件衣服是正方形、三角形、几何形状的组合或一块、二块布料。后发展有了袖子部分，形成较稳定的基本服装形制。土家族贯首装大约有三种类型：

1.无领贯首裙装型。土家族服饰的这种类型大约唐朝之前存在，后来才发展到前开襟。

2.翻领贯首裙装型：翻领贯首裙装型与无领贯首装在形式上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上衣的领部。用青布在领口缝制成大翻领。下装为蜡染织锦百褶裙，裙系飘带或流苏的挑花围腰。在形制上，是由单层整块裹体或局部遮护，变为多层分装穿着，包括内衣、外衣、上衣、下衣等。这种类型在土家族服饰里很少，基本存在于以苗族为主的杂居地方。

3.“旗帜服”贯首裙装型：“旗帜服”上衣用宽约70厘米的蓝布或青布缝制成大翻领，领缘用白布包边。领缘白边成十字交叉于前胸或后背，翻领似旗帜，白边似旗杆套子，故俗称“旗帜服”。下装为百褶裙，系长围腰，扎挑花腰带，系织锦飘带。这种类型存在于以苗族为主杂居的酉水流域的少数偏远地区。

在湘西、贵州的部分土家族地区，圆领的土家族服装实际上就是贯首式服装的发展，只是较晚时才发展到开襟，由于民族习俗的不同和惯性的差别，发展到后来有领的前开襟。

上下分装式：这种服装由上下两件构成，上衣与下装的成形基础要符合人的上下形体比例与动态的需要。这种款式同时也决定了伸出头与分开四肢，上衣要有领、肩、袖等部位，不管是裙或者是裤均要在腰间固定，但是上衣要比下裤或裙的成形要丰富一些。不管是土家族现在的大裤管或八幅罗裙，都是在原来的造形上稍做改进而成，从未脱离过早期服装的基本形状。

帽子：把头部包裹起来并起到保护和防寒的作用及表示身份或地位的头饰。土家族的帽子起源很早，早期是用树藤叶，后发展到用织物再到丝帕。表明身份的如土司皇的头冠、梯玛的头饰等。帽子（头帕）的成形在土家族各地均有差异，由于山高、沟壑丛林、气候潮湿，人们往往用裹头帕来防寒保暖等。不过在服饰成形时帽子（头帕）也同时进入成型，头帕的裹法也更加美观大方，逐步发展到后来“人字形”，以获得族人公认成为日常生活必用。

鞋子：土家人在穿着服装的前期，还未穿上鞋子，这与“茅古斯”舞中的形象是赤脚的一样。从种种迹象表明，鞋子要比服装出现得晚，但在成形期上是同时的。“屦人掌王后之服屦”（《周礼﹒天官》），屦是用麻葛等材料编成，底较薄，后称“履”；还有一种用草编成的鞋名曰“草鞋”，古人称“ 屩”，“屩，草屦也”（《释名·释衣服》）。在现在的土家族地区居民还有用麻或稻草编成鞋，穿着轻便，不打滑。

佩饰：耳环、手镯、腰带等。佩饰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自从土家先民从兽牙项饰到服装成型，其佩饰也相对成行稳定。腰带在土家族地区的服饰上持续使用至今，土家族服装宽衣大袖，大都用带系腰，打结后两端自由下落，同时也显得格外雅观，与后来佩戴少数银饰作用一样。佩饰的成形给土家族服饰增添了不少美感，同时也弥补了服装的缺陷与不足。

随着巴子国的建立，服饰逐步成型，服饰定制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定制指服饰成形再到成型后所形成的一套在各区域、各层次约定俗成的穿戴习惯，并且纳入国家制度，在某一阶层中被规范化甚至形成被政令明文规定的衣冠文物制度。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中将商代末年，经西周、春秋、战国、秦进入西汉这一历史时期列为中国服饰定制时期，从此中国服饰也就自上而下成为惯制，并且历代被列入国家制度之中，以至形成传统，而成为后人继承的模式。我国从周代以后，历代均有《舆服志》专目，以强调将服饰制度列入国家制度之中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紧密相关。

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土家人就开始与中原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往来。《华阳国志·巴志》载：“禹（即上古史中治水英雄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纻……皆纳贡之。”从这两段史料来看，前段史料记载了各诸侯朝见夏禹王时，巴、蜀两地的首领皆属参与之列，并进献了玉帛（丝织品），说明4000多年前，土家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丝织技术。后段史料记载了巴人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而受封建巴子国，其国且盛产五谷六畜及蚕桑、麻纻，并向武王进贡。所谓麻纻，就是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土布。直到秦灭巴以后，巴人任向秦每年缴纳“賨布”以抵消其赋税。“賨”就是秦汉期间川西、川东、湘西、鄂西一带土家人交纳的财税名称，甚至交的赋税钱也称其为“賨钱”，交的布叫做“賨布”。唐宋时期，汉人多称其为“溪布”、“峒布”，明清时期，称其为“土锦”，清末民国时期称其为“花布”。可见，“賨布”应该是最早见于史料上的土家织品，即土家语名曰“西兰卡普”的开端。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的民族进入服饰定制的朝代也各有差异。《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由此可见，巴人参加过周武王伐纣。因此土家族服饰定制时代应推至西周之前的商代，即巴子国建立时期即进入土家人早期服饰的定制时期。土家族服饰的定制时期到底有什么样式，现无法考证。但是，《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载的“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中的歌舞可能就是土家族的原始歌舞“茅古斯”与“摆手舞”，从中可以看出土家族先民巴人的服饰较为原始。当巴子国成立后，就相应出现了服饰定制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服饰着装有君臣之别，臣士之分，士民之差。在礼仪上也会吸收先进民族的一些文化，如《周礼·地官·大司徒》里记：“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之别有六”。当时天子（或国王）、诸侯、大夫、士和庶民之间为适应这些礼仪，需要名目繁多的服饰，以符合礼制与自己的身份。

冕服是有了天子（或国王）后出现的，它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巴国助武王败纣以后，也吸取了周王朝的一些服饰典章制度，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间束带，前系蔽膝、足登舄屦等等。

服饰惯制的产生主要是在服饰成型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检验符合着装人的意愿和实际生产、生活需要后，再相对稳定传承下来的。土家人服饰的惯制款式也也离不开上衣下裳、上衣下裤、整合式长衣等几种形式。

土家人服饰在很早时男女均是上为衣、下为裙，是典型的服饰惯制样式，即所谓的上衣下裳。中国历代将上衣下裳奉为古制，《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历代的帝王服饰形象也都是上衣下裳，在服饰定制时代上衣下裳已是趋向成熟的整体配套服饰。不分男女的上衣下裳，一直沿用到清朝的“改土归流”时期。

上衣下裤在土家族地区形成惯制较晚，基本上是在清朝的“改土归流”以后，在之前虽有少数上层人物由于朝贡而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出现上衣下裤外，但其他土民是不能仿效的，因此未形成惯制。真正普遍穿用是在“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对土家族的民俗进行改革，表现在服饰上就是男人不准穿裙，这样才形成上衣下裤的惯制。

整合式长衣分开襟与不开襟，开襟式整合长衣主要有深衣和袍服两种；这两种服装在土家族地区主要是上层人物才有，土民偶尔也有，但只作为礼服，不会常穿。中原从春秋战国时至汉代初年，不分男女大都穿深衣或袍服。不开襟式整合长衣实际上是贯首式衫的发展，进而发展到后来的长裙。

土家人在巴子国时期的服饰制度不是很明显，古籍中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民族事象与历史发展相结合，作一些合理的推论。秦灭巴后至唐朝之前，由于羁縻制度汉人官吏的迁入和受胡服的影响，土民的服饰才有细微改变，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改变也只是相对细微的变化。

四、土家族服饰的互进风格时期

土家人服饰在服饰定制时代（巴子国时期）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由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与迁徙和接触，便产生了服饰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较为优秀的服饰风格便不自觉地相互吸取，再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的着装心理和地域特点的服饰，促进了本民族服饰的发展。

巴人参与武王伐纣后，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争战。公元前611年，楚、秦、巴灭庸，巴楚为邻，时战时和，后来巴人的力量减弱。又由于巴蜀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楚则乘虚而入，后被秦吞并，大部分融为汉族，少数成为蛮人部落族群，小部分融合为邻近的土著民族，定居在湘、鄂、川、黔的邻近地区，繁衍生息，即形成后来的土家族。部分巴人的这种融合与定居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大流动的过程，在服饰上就是土家族服饰的交流、接触过程。这种交流与接触使土家族服饰形成一些定格。

第一、以黑为贵  土家族服饰喜重黑色，以黑为贵，这主要吸取的是秦代贵色。《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秦得水德而尚黑”、“衣服旄                                   旌节旗皆上黑”。在汉初，基本上继承秦制，也以黑色为贵。“西汉斋戒都着玄衣，绛缘领袖，绛裤袜”（《中国古代服饰史》）。到了汉中，按五德（即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汉朝应为土德，黄土属中央）说改黄色为正服色，到唐高祖时改黄色为帝袍色。

第二、“留仙裙”的传入  “留仙裙”相传是汉朝皇后赵飞燕起舞时被汉成帝弄出褶皱而形成的，即后来的“百褶裙”。这种裙式开始是宫女仿效，后由于贡赐、流官等传入土家人地区，以至发展形成定制。

第三、深衣与大袖  深衣本为中原地区汉族的服饰款式，由于汉朝典章礼仪的影响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产生相对的变化。尤其在土家人与中原相接的边缘地区几乎大部分人着深衣，在土家人的集居地不乏有少数文人墨客，穿深衣大袖，显得潇洒绝妙。

土家人服饰通过交流与接触以后，便是一定程度的融合。各个民族在服饰方面的接触（如贡赐等原因）与交流，从而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以至相互进步。这种交流是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迁徙，与相互友好往来中所进行的。正是这一过程，才形成自身独特的服饰文化。公元前119年的西汉时期，由于受丝绸之路的影响，土家人开始从事规模化的桑蚕养殖。到唐朝时，因羁縻制度的正式推行，使土汉有所交流，在服饰上吸收了唐服的对襟样式和男女服饰不分的特点，但其他如襦裙、披帛等不适合土家人着装心理和地理环境的则几乎未吸取。这一时期就形成了土家服饰的特有风格，男女服饰一样，上着对胸衣，下穿裙。

五、土家族服饰的完善时期

土家族服饰的完善时代是在唐宋交替时期，尤其在五代开平（907～913年）年间，江西汉人酋豪彭瑊归楚，封为溪州刺史，带了工匠千余人进入土家族聚居地区，从而开始出现“女勤于织，户有机杼”的繁荣气象，所织的布称其为“溪峒布”，《华阳国志》又称这种布为“兰干细布”，阐述它“织成文如绫锦”。《溪蛮丛笑》描绘它“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到了宋代中期，土家织锦工艺发展到很高水平，被列为向朝廷纳贡之物，史书上称之为“賨布”、“溪布”、“峒布”、“土锦”等。《后汉书·南蛮传·賨布》载：“续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谓賨布”，这种賨布后被称为“溪布”或“溪峒布”，又被称作“土锦”。因其工艺精湛，图案美丽，历朝历代的土酋、土司都以土锦向朝廷进贡，因而名扬四海，当时被列入南方少数民族四大名锦之一。《宋史·真宗本记》载：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峒酋田仕琼溪等贡溪布”。又《宋史·哲宗本记》载：元佑四年（公元1087年），“溪峒彭于武等进贡峒布”。《龙山县志》载，“土好善织锦，裙被之属，或经纬旨线，或丝经棉续，挑刺花纹，娴斓五色。”在服饰上因受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影响，使土家人的服饰在纹样装饰上丰富多彩，尤其是土家织锦，把唐朝的丝绸纹锦图案“对鸟图”、“48勾图”等用手工挑织于兰干细布中，在当时简直是织布中的创举，继而流传至今。服饰上的家织花边和刺绣花边也工艺精湛、变化多端，形成了现在土家族特有的服饰纹样代表，使土家族服饰趋于完善。之所谓：“白布帕子四只角，四只角上绣雁鹅。帕子烂了雁鹅在，不看人材看手脚”。

六、土家族服饰的变革时期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由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对土家族的民俗进行改革，使土家族地区在服饰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普遍革新。男子不能穿裙，上衣为满襟或琵琶襟，女子上衣穿银钩或大襟，只有部分土家人自己的家织和刺绣花边，保持着本民族服装的浓厚特色。到嘉庆年时，妇女穿裙子的都很少了。

公元1894年，康有为写下了中国近代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书中说：“……以数千年一统缓之中国衰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矣！”可见，服饰改革的重要性。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饰制度和服装样式；当时，中国留学生已改穿西装。1912年以来的近现代，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的服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服饰被许多新的款式取代。土家族地区的进步人士也争相仿效，尽可能赶上时代潮流，如此对本土服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国初年，穿西装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希望能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样式。于是孙中山创制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中山装。中山装兼具中西装之所长，在直领上加一翻领，使上衣兼具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功用。又将便服和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具有均衡对称之感。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订一枚纽扣。设计的上衣纽扣开始为七颗扣子，后来为了方便改成五颗。机构成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中山装上衣。同时，参照西装裤的式样设计了中山装裤子，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此外，裤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这种服装外形美观大方实用，高、中、底档次的布料均可制作，既可作礼服，也可作常服。民国末期，土家族地区已有一部分人穿戴中山装。由于八年抗日和内战时期，土家族人民生活也处于水生火热中，服饰工艺也就趋于简便，“挑刺花纹，娴斓五色”已经无暇顾及，大部分男士穿立领、对胸、蜈蚣扣上衣和“三滴水”裤子，部分老人穿斜襟长衫，女穿立领、斜襟、蜈蚣扣上衣；有家织花边和刺绣花边的服饰基本存在于没有受到战乱骚扰的偏远山区，城镇上只是在喜庆节日时可见。

在这个时期，旗袍已经进入土家族地区上层人物的生活中。20年代以来，旗袍逐渐成为女子时装。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所穿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这个时期，旗袍对土家族服饰影响不小，很多人相继效仿旗袍的上半身样式进行改良，使原有的土家族服饰失去了原本的特色。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上的左倾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一时期，土家族地区的服饰，上层人物基本上都穿中山装或者军装（俗称“军干服”），少数平民男穿立领、对胸、蜈蚣扣上衣和“松紧腰”裤子，少数老人穿斜襟长衫，少数妇女穿立领、斜襟、蜈蚣扣上衣，根本就没有什么花色与工艺可言了。

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土家族服饰走向衰落与蜕变的一个世纪；同时，这个世纪也是土家传统服装孕育新生能量的世纪。土家族人自上而下地开始接受西方服饰款式与穿着习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蹉跎，传统服饰形式逐渐消失，土家人的衣着行为模式逐渐与西方趋同，最终与国际接轨。

现今的国际环境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首先在物质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趋同，经济贸易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比如都市里的彩色乳胶漆墙面大楼、玻璃幕墙大楼、家用电器、汉堡可乐、西装等。其次，在物质生活的间接影响以及传媒、通讯、网络等直接影响精神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审美情趣、语言表达等都在朝着一个潜在的国际标准靠拢，当然服饰也是如此。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们更不能忘记祖辈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从开始的树叶兽皮到粗布麻衣再到绫罗绸缎，服饰的种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土家族人民用其智慧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

目前，在打造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大背景下，随着鄂西生态旅游的发展，有更多更大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去争取，更大的挑战与更多的困难也在等着我们去克服。我们不能一味地媚外，应该更好地运用已有的财富，创造出适合我们自己特色的服饰。

七、土家族服饰的创新时期

历经岁月的洗涤，土家族服饰自今已变得杂乱无章、五花八门，统一规范已是迫在眉睫。老款的土家族服饰样式已不适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必须对其进行创新。我们所言土家族服饰的创新必须是传承式的创新，既要保留原有的土家族服饰的基本特色，又要适合现代人的着装理念，包括布料、款式、色彩等方面要便于大众所接受。这一创新的成功是对土家族文化传承的一大贡献，将会谱写出土家族服饰文化的新篇章，同时也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