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报刊>>文艺报>>第五版通往“白求恩”的旅程——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的精神溯源2016年12月23日06:57 来源：文艺报 陈庆妃 “我们这一代人是背诵着《纪念白求恩》长大的。”加拿大华文作家、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加方院长李彦常常这样描述个人的成长历程。白求恩曾经是一代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偶像，他的照片曾被悬挂于学校的各种公共空间：礼堂、图书馆、教室……白求恩精神是中国当代红色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青少年的精神血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当年“白求恩的孩子们”有机会与当年的偶像以新的方式展开多种对话的可能。加拿大多年的工作生活使李彦有了精神溯源的内在需求，2015年，她以史家精神发掘出“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开始了另一段通往“白求恩”的旅程。 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对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有某种历史“揭秘”的猎奇感，但作者实地调查、严谨取证的态度却令人不得不正襟危坐。它是一本跨地域、跨年代的寻找理想主义的纪实文本，也是中加文化交流与文化实践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在李彦任职孔子学院多年的工作中，“白求恩”总是一个重要议题，一个有意无意中试图达成的夙愿。2009年是白求恩逝世70周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与魁北克孔子学院联合举办研讨会。2015年，与加拿大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内的相关机构合作，策划“沿着白求恩的足迹”的考察项目，跨越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尺素天涯》首先还原一个非概念化的充满个人魅力的白求恩，而不是被长期束缚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革命理念中的白求恩。他谜一样的感情生活与其革命事业无法切割。叙事的解放意味着理念的解放。《尺素天涯》是纪实性的小说，却有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的魅力。这归功于事件本身——一桩历史悬疑事件的魅力，也是作者叙事技巧的成功运用。“最后的情书”揭开了一个几乎被忘却长达70多年的谜。白求恩临死前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其中将“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莉莲是谁？为什么将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她？她的出现会不会损害白求恩的形象？李彦按图索骥锲而不舍地寻访到莉莲的儿子比尔·塞西尔·史密斯，以真诚的理解与设身处地的帮助（比尔生活状况很不如意）打动对方，使其有意愿分享家族与中国的渊源以及母亲与白求恩的“隐私”。比尔的叙述结合李彦早年新闻记者的专业训练，从沉默在加拿大民间的史料中，打捞出白求恩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情感碎片。以边缘的视角，从白求恩“最后的”——也是跟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情感生活中，将白求恩的崇高人格以更“接地气”的形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你应该去中国，中国才是你的战场”。正是莉莲指引白求恩投入到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当中。2014年，李彦从比尔处看到的那封信中，白求恩告诉莉莲，他马上要回加拿大，为八路军募款买药，如果她初衷未改，就随他一块回中国，并肩战斗。这是与同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一起曾经战斗过的莉莲的“同志式”的爱情。也是在这封信中，白求恩最后这段热烈爱情被得以证实。他在中国并非是一个修道士式的“纯粹的”人。同时，《尺素天涯》也花了不少笔墨呈现白求恩与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一位基督教女传教士凯瑟琳的暧昧情愫。他们有一样的人道关怀，但信仰有分歧，救赎的途径各异。最终，凯瑟琳成为白求恩的“天使”，中国人民抗战的成员，突破日军和伪军的封锁，买到了八路军急需的医疗用品。耐人寻味的是，凯瑟琳与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的临终遗嘱都要求将骨灰送往中国，埋葬在白求恩的陵墓旁，与他在天国相伴。 这最后的爱，与中国结合的爱，与信仰、理想结合的爱，是理想主义者李彦的白求恩情结所系，是她工作理性以外的情感动力。白求恩是她心目中西方理想的男性，也是楷模和偶像。长篇小说《海底》的女主人公江鸥视加拿大为理想的世界就是源于对白求恩的崇拜。她曾在陷入孤独与失望时，驱车数百公里去安大略格雷文赫斯特朝拜白求恩故居，寻找精神支柱。白求恩成为她在沉入生活的海底时的引领力量，正如当年莉莲对白求恩的引领。李彦心中的、笔下的白求恩是与中国“致命”结合的白求恩，是她们这一代人、这一代女性特殊的珍藏。女性作家对精神偶像的寻找往往寄托着对现实生活中男性生存状况的思考，李彦的白求恩情结也有类似的成分。李彦的小说几乎都以女性为刻画对象，那些在不同的国度，在各式的生活中挣扎、沉浮的女性主人公，或多或少都继承了红色年代的精神遗产。与之相对照的是，李彦笔下的男性——大多数是盲目投奔西方的知识分子，工科博士也罢，访问学者也好，他们身上往往都弥漫着“内心黑洞洞的孤寂和抹不掉的脆弱”。理想男性的缺失，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富有阳刚气质的革命年代的消逝，让李彦开始寻找白求恩。 李彦与文学只是一种偶遇，她的作家梦是“业余”的。创作的初衷与后来的有意而为都与其工作身份有关。李彦身处加拿大主流社会，并不以放弃自身的文化立场、否定革命年代为代价。相反，她被加拿大主流文学认可的是对于中国当代革命历史的真诚面对。革命作为信仰的一种，它的历史性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不能因时代变迁而简单地自我否定。对信仰的追寻本身就具有普世性的意义。而李彦在信仰问题上，寻找与加拿大主流社会对话的可能，不追逐“冷热”，对影响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精神遗产穷追不舍。李彦的写作及其文化活动虽属“冷门”，却值得身处海外的学者、作家们正襟思考。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文化交流总是充满着误读与惆怅，但不断地建立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不同文明之间就可以共享人类精神探索的成果。 （《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李彦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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