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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裘伟廷  1938年，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 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使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在白求恩纪念馆内，有一幅经典的油画，画面是毛泽东亲切会见白求恩时的情景：在延安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毛泽东与白求恩在一张桌子两边面对面坐着，交谈甚欢。画面尽管传神，可惜这是画作，不是照片。前几年，突然出现的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时的合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一张珍贵的合影，令目睹者震撼不已2013年，在白求恩逝世70余年后，一张以往不曾看到过的珍贵照片——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时的合影，突然出现在一些研究白求恩的学者面前。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年代久远，相纸发黄，稍有划痕，但画面依然清晰可见。照片的拍摄地点，推测是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左上角可见透着光亮的窗棂。 照片是从侧面拍摄的，白求恩和毛泽东并排而坐，似乎是坐在小板凳上；两人都向前看，神情专注，好像在一起观看演出（或是在听报告）。毛泽东头戴红军帽，身着棉衣，双手托着下巴；白求恩则身着八路军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加两个纽扣的帽子。在他们身后，还有其他人的身影。 从神情来分析，毛泽东似乎并不知道有人在照相；而白求恩却似乎对照相有所准备——很可能，白求恩（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就是用自备相机，请别人悄悄地抓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照片的背面，明确无误地记录了照片的关键信息：时间、地点、人物。那依稀可辨的字迹，正是白求恩亲笔书写的：“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当然，原件是英文。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学者李深清等人考证，这张照片是真实的，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拍摄人等都需要继续考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刊的马总编分析：这张照片由于是白求恩用自备的柯达“莱丁那”相机拍摄的，所以“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1937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加拿大买了一台柯达'莱丁那’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来看，不像是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很可能是白求恩让别人用相机帮助拍摄的。白求恩应当是在离开延安奔赴五台山之前，把照片洗印出来的……”。 这张照片的问世引出了许多未解之谜。比如，照片所显示的他们在看哪一出戏（或在听什么报告）？那一天见面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再比如，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见过几次面？有其他合影吗？何时何地拍摄的？还有，这张问世的合影是原版吗？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 驻留延安不过月余，足以影响白求恩的生命轨迹既然照片的拍摄地点在延安，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白求恩在延安的经历。1938年1月8日，作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率加、美两国援华医疗队乘“亚洲女皇号”邮轮，自加拿大温哥华港启程来华，支援中国的抗战。1月20日，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白求恩到达香港。随后，从香港转乘飞机到达武汉。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从武汉乘火车先到山西，再改乘卡车前往延安。3月31日，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延安。 刚刚安顿好，白求恩便提出了想见毛泽东的请求。次日，白求恩与毛泽东见面。然后，在毛泽东建议下，白求恩决定先在延安为八路军培养一批医护人员。为此，他编写教材，为八路军医生上课。平时，白求恩积极开展医疗活动，为延安的干部群众看病、做手术。他去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作演讲，到党政机关作报告。他在延安工作的时间虽然仅一个月左右，但给延安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中旬以后，白求恩除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请求组织尽快批准他带领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虽早就答应过白求恩的请求，但一方面前线战事吃紧，情况复杂，恐危及白求恩的安全；另一方面，延安来了这样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显得多么宝贵，人们给予白求恩以热忱与信任，劝他留在延安，迟迟不愿为他安排行程。 为此，白求恩曾生气地扔过一把椅子，砸破了窑洞的木质窗棂。大家都对他好言相劝，但他根本不听劝解。无奈，人们只得把毛泽东请来。白求恩对毛泽东说：“军医的岗位在前线！”终于，他如愿前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部顾问。于是，在华北抗日最前线，活跃着一支以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 至于白求恩何时离开延安，有关资料记载的日期不一样。一种说法，在延安拜会毛泽东之后，1938年4月24日，白求恩和加拿大医生查理·布德一起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种说法，那么照片后面所写的“1938年5月1日”，似乎指照片洗印的时间。另一种说法，1938年3月31日到达延安后，他们逗留月余。因此，关于白求恩离开延安的时间，所见资料多是5月1日之后（有些具体到1938年5月2日），他才前往华北抗日前线。根据这种说法，那么照片后面所写的“1938年5月1日”，很可能是照片的拍摄时间。 不过，有关文献没有1938年5月1日这天毛泽东活动的记载；而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参加了7次重大的活动，有的还发表讲话，白求恩很可能是参加了毛泽东在4月间的某次活动，拍下了这张照片。至于照片后面所写的日期，也许反映了其他情况发生的日期，比如将照片寄出去的时间。 毛泽东正式会见白求恩时，遗憾没有留下照片白求恩一行到达延安后，第二天即4月1日（另一种说法是4月20日）晚上，在凤凰山麓的窑洞内，白求恩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琼·尤恩（与白求恩一起赴华的加拿大女护士）、黎雪（延安方面给白求恩配备的翻译）任翻译。 一见到白求恩，毛泽东就笑着说：“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两人走进窑洞，坐在炕上亲切地交谈起来。白求恩说：“毛主席，我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证。”说着拿出党证双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志同道合嘛。” 这次会见，两位素昧平生的人第一次见面就倾心长谈数小时，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谈到国内政治和军事局势。当谈及晋察冀前线八路军伤员的救护情况时，毛泽东问白求恩：“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地救治前线的伤员呢？”白求恩回答：“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抢救伤员。我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战地医疗队使用。” 然而，毛泽东更希望白求恩能够留在延安，因为当时八路军非常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医。毛泽东希望白求恩能在延安开办卫生学校，培养更多的专业医疗人员，这样才能救治更多的伤员。听完毛泽东的想法，白求恩接受了这项任务。毛泽东允诺，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将由白求恩组织一支战地医疗队，并由他带队去华北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迄今为止，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正式文献记录。一些对毛泽东与白求恩会见的有关描述，基本依赖于当事人——毛泽东、白求恩和翻译（尤恩、黎雪）等的片段回忆，以及白求恩研究者们的一些合理推测。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指的就是这次会见（指正式会见）。但是，仅仅这一面之缘，毛泽东就给白求恩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会见当夜，白求恩回到窑洞，仍然非常兴奋。在烛光下，白求恩坐在炕上，膝盖上放着打字机，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因全文大部已散失，下面文字仅是日记的最后一节）：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崇山里的黄土地带。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据此，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求恩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正式会面就只有一次。或者说，这是白求恩与毛泽东的唯一会谈。至于非正式的会面，现在已无从精确统计。也许，那张照片正是在其中一次非正式会面时，或者在同一会场听报告时所摄。 “踏破铁鞋无觅处”，照片是如何被发现的人们对于毛泽东和白求恩可能存在的合照，曾“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么，这张珍贵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中国哪些有心人发现的呢？ 2013年春，一位在广州任教的加拿大籍华裔、中文名字叫“铁原”的青年，通过一家媒体，提供了一则重要信息：加拿大有个名叫比尔·史密斯的老人，保存着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此外，比尔还收藏有白求恩生前写给友人的重要信件及其他珍贵遗物。 此事立即引起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学者李深清的重视。因为无论是国家档案文献、党史文献、图书资料，还是当年和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不曾发现或听说过有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在摄影家沙飞、吴印咸等拍摄的白求恩的照片中，也没有他们在一起的照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作为专门研究宣传白求恩精神的社会团体，尽管搜集了大量有关白求恩的史料，也未获得过他们合影照片的任何信息。 于是，在时任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的李超林支持下，李深清前往广州面见铁原。经原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力协助，铁原提供了这张照片的复印件，以及其他重要资料的复印件。铁原介绍，他和比尔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公益活动中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比尔经常说起他的家史和白求恩。“比尔告诉我，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给他的母亲写过很多信件，并在日军包围晋察冀根据地时，也能通过巧妙的方式传递到加拿大。……比尔很希望与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建立联系，以讲述更多与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有着中国渊源的国际主义家庭鲜为人知的事迹……” 为慎重起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社会和后人负责的态度，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开始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拍摄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调查考证。一方面，通过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延安干部学院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查阅大量资料，查证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参加重要活动的详细记载，并与多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把这张照片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特别是1938年拍摄的数十张照片进行比照研究，同时根据着装和神态辨认。专家们一致确认，这是毛泽东当时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由此得到证实。 尤其是，白求恩在照片背后的签名，与他的其他签名字体高度一致。另外，白求恩十分珍视这张照片，将其寄给了加拿大最好的朋友莉莲。由于受母亲莉莲的影响，比尔也格外珍视这张照片。这些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照片的真实性。 照片拥有者比尔的父母是白求恩的挚友通过铁原，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这张照片的拥有者比尔出生于1942年，住在安大略省伦敦市，退休前从事物业管理工作。 比尔与中国相当有缘分。他的爷爷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受英国教会派遣，1890年到中国传教，一直住在贵州，后来成为贵阳市圣公会教堂大主教，在抗战中死于贵阳。其父亲塞瑟尔·史密斯，1901年出生在贵阳，青少年时代在贵阳上学，后到山东曲阜和上海上学。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国共关系破裂那年，他才回到加拿大。据称，比尔的母亲莉莲也出生在中国。 比尔说，他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与白求恩相识，并成为亲密战友。比尔说：“我的父母都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比尔的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其父亲曾领导了北美的工人运动。当比尔的父亲率领加拿大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时，白求恩自告奋勇担任了国际纵队中医疗工作的负责人。 另外，莉莲曾得过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在为穷人义诊的过程中，白求恩也染上了肺结核。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并率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治好自己之后，才将这个方法用于其他患者。比尔说：“我母亲也是被他治好的。” 当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遭遇挫折后，白求恩一度感到迷惘。比尔的母亲莉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告诉他：“你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加需要你。”莉莲为此还与加拿大共产党及教会组织联络，帮助白求恩筹措去中国的经费和安排通行手续。这也是目前了解到的白求恩到中国的最初动因和具体过程。 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曾给比尔的母亲莉莲写过许多封信，向她介绍八路军抗日的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也送给莉莲许多照片。这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便是白求恩送给莉莲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白求恩在信中，表达了渴望与莉莲在中国一起奋斗的愿望，但她最终还是因病不能践行“同返中国”之约。不过，白求恩还是时刻记挂着她，并在遗书上特意提及莉莲，要送一面“日军大旗”给她留念。 在加拿大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照片的原件加拿大籍华人作家李彦，是一位研究白求恩的学者。2013年夏天，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李彦回到中国。有次在拜会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时，她获知该会竟然发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当她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那里看到那张黑白照片的复印件时，立刻就断定，该照片具有重大的价值。受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有关合影捐赠的委托，以及自己对于合照的好奇，李彦开始参与寻找照片原件的行动。 李彦返回加拿大之后，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远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女作家米雪，让她打听一下这个比尔。过了很久，李彦才收到了她的一封电子邮件：“我们已经找到了比尔，并和他见了面！他手中有很多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信……”原来，米雪不但找到了比尔，还与他见了面。米雪和她的朋友虽然会晤过比尔，但对他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无所知。不得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李彦只能在加拿大茫茫人海中苦苦寻觅比尔。 最终，李彦发现了比尔老人的踪迹。原来，早在2012年春天，有关媒体就已刊登过新闻，报道了老人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此后，李彦在一位英国记者的协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联系上了那张珍贵照片的拥有者比尔，并和比尔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随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李彦应约前往比尔的家，上门继续进行采访。在一所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厅里，可以看到靠墙立着的木架上有一个巴掌大的镜框。照片里的女郎正当妙龄，身穿深色毛呢大衣，发髻上斜戴着一顶贝雷帽，明眸皓齿，优雅端庄。 比尔对李彦说，他母亲出生于1906年，于1977年去世。在安葬了母亲之后，他在整理遗物时，从母亲卧室梳妆台上的一只雕刻精美的黑色漆盒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信封，里面珍藏着白求恩在临终前两个月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以及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 说到这里，比尔从茶几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黄色信封交给李彦，并说：“都在这儿了，你慢慢看吧。当初发现时，就是这个模样。”信封里是一页边缘磨损的信纸，那是白求恩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而夹在信纸中间的就是那张二英寸的珍贵照片——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原件。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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