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道医 点击下面链接： 免费结缘2017丁酉鸡年道家春节对联福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道教医学的发展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巫术医学、方士医学、道教医学。道教医学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是道教徒为了实现其宗教目的，兼修医术以自救和济世，以医传道的结晶和产物。道教以传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以医传教”，另一方面“借医弘道”。因此，道教与医学发生交叉叠合是必然的结果。正是在这一宗教与医学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道教医学得以逐渐产生，并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名士对传统医学不断融摄与创发，初步形成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流派。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道教医学的源头可以远溯道原始宗教之巫术医学，而他的直接前身则是秦汉时期的方士医学。由巫医到方士医，再由方士医道道医，这便是道教医学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 道教医学的历史源头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医学。作为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巫术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早期发展的一个历史形态。中国医学的起源是很早的，有关医药创造的传说也很多，其中尤以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创医药流传最为广泛。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远古时期先民们医疗活动的轨迹。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产生，是在远古人类进行医疗活动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从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记载来看，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叶，我国就有关于腹内寄生虫病和蛀齿等一些病症的认识。 但在我国原始社会里，由于医药水平还很低下，许多疾病不能医治，许多病因无法解释，最初知识形态的医药知识在很长时期内是和原始宗教形态——巫术结合在一起，以巫医的面目出现。正如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所云：“以巫而替医，故曰巫医也。”巫医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我国传统医学发展和道教医学的孕育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 巫是人与神灵世界的沟通者。古代典籍中有关于神巫的记载很多，例如《列子》就称：“有神巫······命曰季咸，之人死亡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我国古代的巫主要分官巫和民巫两大系统。官巫验测国运，预卜战争，司掌宫延祭祀，记辑王言，编纂史册。民巫则为民间祈禳、求福、驱邪免灾，预测丰歉，医疗疾患等等。而其中以各种巫术手段兼行药物来为人治病，是原始社会巫师的一种主要功能。 巫医是巫术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原始人的生存环境极为险恶，故《庄子·盗跖》云：“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又《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些都是古代先民早期艰难生活的生动写照。对于远古时代先民最大的威胁是来自疾病和死亡。据考古研究发现，原始人的体质和平均寿命都不高，死于童年的比率高的惊人。造成原始人早夭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自然生活条件的恶劣，导致原始人疾病丛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疾病是古代先民最大的祸害和敌人，而疾病产生的原因则又是原始人最为困惑的事情之一。所以对生存和死亡的忧患，就使得古代先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去控制和影响哪些让他们蒙受疾患痛苦的“超自然力量”，从而去邪除鬼，拔除致病蛊毒，治愈疾患。这样巫术和医药就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一起了，造成人类医学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巫混杂不分现象，医学发展便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巫术医学阶段。 巫医可以说是最早的医生。中文医字的古文为“毉”从巫，便是一个例证。而《周礼·夏官》称马医为“巫马”，也表明兽医也是由巫师演变而来的。《列仙传》记载的一位马医（马师皇）也具有巫师特征，“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后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治。乃针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后数数有疾龙出其波，高而求治之。一旦，龙负皇而去”。 我国古代最早的医疗经验知识是记载于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与巫医有着密切的关系。殷商时期，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气氛十分浓厚，殷人信奉至高无上的天帝和各种鬼神，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遇事都要由巫师通过卜筮、祭祀，向天神和上帝请求指示和乞求福佑。因此殷人凡遇疾患，不论大病小病均要开占问卜，只不过规格不同而已。小病用占短，中病用鬼卜，大病用御祭，根据病厄的轻重缓急选择进行。由于殷人把疾病的原因归于先人做崇和蛊鬼缠身，故占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祈求禳解。另外，巫师占卜的另一目的是为了预卜疾病的治疗措施、转归，这在卜辞的行文中也有所反映。例如获得神灵福佑，导致病愈，称“宠”；病情有好转，称“症”；病情迁延变化，称“zhi”；病而无治，称“死”；病能克愈，称“克”；疾病离身，则称“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殷王朝还没有一种称为“小疒臣”的职官，专门掌管宫廷医事政令，负责执行“龟”、“筮”的医疗主张，记载国王或王妃的医疗过程，安排巫医进行祁禳和药物诊治。从上述殷商时期巫医的地位和作用可知，巫医就是古代医药知识的实际传承者。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巫医的记载相当多。其中以《山海经》最有代表性。《山海经》一书前后记载有16巫，其中就有巫医，“开明东，有巫彭、巫阳、巫度、巫即、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草不死之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貮负臣所杀也。······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这里提及的巫彭、巫咸就是著名的巫医。《吕氏春秋》亦称“巫彭作医”。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谓：“巫彭初作周医官，谓人惟五谷五药养其病，五声五色视其生，观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五脏之动，连用五毒攻之，以药疗之。”又云：“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儿颅囱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相传授，始有小儿方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巫术医学受其巫术思想的支配，其治病手段除了兼用药外，主要还是用祈祷、祭祀、诅咒等法术，以祈求先祖的庇佑、鬼神的宽恕，或将蛊毒驱除体外。由此巫师创制了一整套的巫术治病法术，后世也称之为“祝由术”或“咒禁术”。汉代道教创兴之后，古代巫术中的许多法术就为道教所汲取，巫术治病之术也为道徒所倚重，成为道教庞杂的道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五章第二节“道教祝由术”中还将详细讨论，这里从略。道教医学祝由术与巫术医学存在渊源关系，其巫医色彩相当浓厚，无疑可视为原始巫术医学在道教中的继续和发展。当然，由原始巫医向道医演进过程中还有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即方士医学阶段。 如果说巫医是道教医学的最初源头的话，那么秦汉时期在方仙道、黄老道旗帜下涌现出来的方士医学则是道教医学的直接前身。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方士医学是道教医学产生的先声。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作为汉代道教前身方仙道、黄老道及其与传统医学的密切关系来考察。 关于方仙道的来历，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使用了“方仙道”一词，云：“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消化，位于鬼神之事。”从方仙道善于“形解消化，依于鬼神之事”来分析，方仙道与古代原始宗教巫术有着历史继承关系。因此，一般认为方仙道承袭了古代原始宗教之巫术。春秋战国时，燕齐一带的方士将神仙学说、方技、术数与驺衍的阴阳五行说融为一体形成了方仙道，并盛行于世，至秦汉时趋于成熟。方仙道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其宗旨。所谓“方”指不死的药方，“仙”乃指不死的神仙。从方仙道的性质来分析，方仙道与原始巫术医学有一定的关联。 就传统医学而言，秦汉时期才形成其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巫术医学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之前的早期发展形态和必要阶段。春秋末期，秦国医和就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作为“寒疾、热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的致病因素，其对病因的解释已突破了巫术医学鬼神致病的病因观。而战国时代的秦越人（扁鹊）还明确地把“信巫不信巫”列为“六不治”之一。这表明，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医学思想的进步，传统医学某些流派（笔者按：扁鹊“言脉”及使用针砭疗疾，可归属刘向《艺文志》所称“医经”一派）的发展医经开始摒弃巫术而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因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但巫术及巫术医学并没有立即消失，巫医的势力仍然很大，它主要是通过方士之术，继续对传统医学发挥着影响。 伴随着方仙道而产生的方士医学，它的出现是秦汉时期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方仙道及方士医学的出现绝非偶然，有其逻辑和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分析，这是“不死”观念和长生信仰推动的结果。长生信仰由来已久，随着医学的进步，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人们便萌发了“长生”与“不死”的观念。此乃古人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因为在古人看来，服用药物既然可以治病，可以使人不病，那就可以延年，甚至长生不死。这时出现了许多关于长生的神话传说，而且这种“长生说”往往把长生的愿望寄托在仙药和神仙身上，希冀通过服食仙药成为逍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我国流传甚广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就是一例。前文说过，《山海经》载有巫彭等十巫，“皆操不死之药”；书中还有“不死之国”、“不死山”、“不死树”、“不死民”的生动描述。这种对仙境的向往和憧憬，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神仙说大兴，从而出现了许多求仙、成仙为目的各种方术，继而形成以求仙成仙为目标、修习个种方术的方士集团——方仙道。 方仙道的方士受神仙信仰的支配，以“长生成仙为务”，故对医学颇为重视，方士兼医是方仙道的一大特征。所以，可以将这一时期方士出身的医家称为方士医，以区别于秦汉时期的官医和一般民医。方士医学是秦汉医学发展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是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序方技为四种”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并列为方技，指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汉兴有仓功。”可见，方仙道所代表的“神仙”一派本来就是“生生之具”，就是医道的一种。古代文献中也把医术名为方技，医家传记也入方技传。历史上人们常常把医道同于仙道。明代著名道教医家龚延贤曾指出：“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今世之医，多不知此义。” 秦汉时期方士医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方士们所创制、修习的各种神仙方术之中。关于方仙道的方术种类，蒙文通先生在《晚周仙道分三派考》一文中认为：“是古之仙道，大别为三，行气、药饵、宝精，三者而已也。”也就是说，方仙道的方术大致分为行气、药饵、宝精这三大派别，而古代的养生术也由此划分为导引行气、服食炼养以及房中养生这三大不同流派。以下就此三派作出阐释： 导引行气。方士进行导引（行）气时常常要以辟谷为前提。辟谷也称断谷、休粮、绝粒，都是指那些不食五谷之术。辟谷思想也源于方仙道的神仙方士，庄子在《逍遥游》中就曾经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种能行辟谷之术的神秘人：“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湖四海之外。”秦汉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辟谷之士。 《史记·封阐书》谓：“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遵之。”《史记·留侯世家》也有张良“乃学辟谷，导引轻身”的记载。马王推出土医书中《却谷食气》专论辟谷之术，通篇论述了根据天地四时的自然运行，随月逐日食天地之清气（亦称六气，即朝霞、沦阴、坑瀣、正阳、天玄、地黄之气），来达到辟谷目的，以求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汉末道教创兴后，把辟谷术也纳入其修仙方术之列，并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角度加以重新阐释。道教认为，人体中有三尸，亦称三虫、三彭。上尸名彭倨，好宝物；中尸名彭质，好五味；下尸名彭娇；好色欲。而且上尸居脑宫，中尸居明堂，下尸居腹畏。三尸常居人脾，是欲望产生的根源，是毒害人体的邪魔。由于三尸在人体中是靠谷气生存的，如果人不食五谷，断其谷气。那么三尸在人体中就不能生存了，人体内也就消灭了恶魔。所以《抱补子内篇》云：“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 也就是说，要想益寿长生、“神明不死”就必须辟谷。在这一理论思想指导下，自道教创立后，许多道徒便虔诚地把研习辟谷之术作为修炼成仙的基本途径之一，各种辟谷之法如“服气绝粒”、“符水断谷”、“吞石辟谷”也不断涌现。据《抱朴子内篇》记载，当时已有辟谷之术“近有一百许发”。当然，道教辟谷之术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吞食自然之清气来达到辟谷的目的。《云汲七签》中就载有“服气绝粒法”，兹录如下：“服气绝粒第二······平枕正卧，绝一切浮想。浮想若不除则心神炁当闭不行。绝想止念既定，然待出息尽，便闭玄牝，气鼓满牙齿，勿得相近。”欲咽之时，齿牙微相近，仍需收息缩气，弽腹咽下，以咽得为度，咽得饱以为期，亦无时限。”这也表明道教医学在导引行气、辟谷术上与方士医学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服食。又称“服饵”，是战国以来方仙道（神仙家）在神仙信仰和“服食成仙”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方术。据《列仙传》记载，早期方士除了服食一些矿物药外，还多喜食草木药。例如，赤松子“吟啖花草”，握佺“好食松实”，师门“桃李葩”，务光服“兰韭根”，鹿皮公“食芝草”，等等。马王堆医书《养生方》中载有许多食方，如“取细辛、乾姜、菌、鸟啄各二；并之，三指最（撮）以为后饭，益气，有（又）令人免（面）泽。”考《养生方》的服食方内容，多数是针对“老不起”、“阳不起”的房中补益方。《五十二病方》中也载有许多服食方。关于服食的源流及其发展、流变，本书在第四章第二节“道教服食疗法”已做了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第三、房中。本书在第六章第二节“房中术”中作了详细介绍，此处从略。 秦汉之际的方式医学中也包含有巫术医学的内容。这在马王堆医书中也充分反映出来了。例如马王堆医书《杂禁方》就是典型的巫医禁咒方，《胎产书》的内容也带有浓郁的巫医色彩，《五十二病房》中有不少祝由方。这表明巫术医学在秦汉时期仍有较大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方士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方士医对传统医学的发展曾经做出国积极的贡献。据笔者统计，仅入载《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出传》的著名方士医就有凤纲、沈曦、安期生、崔文子、李少君、安丘望之、韩康、葛越、王遥、华佗等。 方士医学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士的修仙方术对传统医药养生学的贡献，前面已详述；二是方士医学对本草学和制药学领域的贡献。方士在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驱使下，积极不懈地寻找各种延年益寿的天然草木类药物和动物药，并且在屡屡寻仙未果的情况下，至迟在秦始皇时代，方士们就巳萌发了人工炼制仙药的思想。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始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这实际上是中国医学史上化学制药的先声，意义非同小可。方士所积极从事的原始炼丹术，扩大了药物的来源与品种，促进了秦汉时期药物学的发展。许多方士都熟谙本草药性，方士医学对本草学的影响及贡献可以从现存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窥见一斑。《神农本草经》原书于唐初就已失传。现仅存辑复本，是后人从《太平御览》、《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中辑录的。《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一样，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他是总结了秦汉以来包括方士医学在内的药物学基础上，经过许多医家之手，至迟在东汉时就已成书。从现存内容上分析，《神农本草经》明显带有方士医学特征。《神农本草经》载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共365种，以“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为一日，以成一岁”（卷三）。在药物分类上，首次提出了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三品分类法是我国传统医学最早的药物分类法，这一分类法显然是受到方士服食成仙思想的影响。其分类是以各种药物的药性是否有助于养性延命和轻身不老作为划分标准。葛洪在《抱补子内篇》卷十一“仙药”中引《神农四经》作了概括，即：“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治病。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方士医学及其医学思想曾对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这可以视为道教与传统医学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关系的前奏。 道教自创立之日起，就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渊源的关系，如前面所述，早期就有巫术与医学、方仙道与医学紧密联系的历史传统，这一历史传统自然为道教所继承和发扬。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道教在创始、发展过程中奉行的是一条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下面我们结合早期道教创立的历史考察来加以分析。 关于早期道教的形成，学术界一般认为：“道教产生于汉代，首先是由一些‘好道者’制作‘神书’创造经典开始，然后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神学信仰，即有形的宗教团派。从西汉末年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东汉中期的《太平清领书》，从巴蜀汉中的五斗米道，到东方中原的太平道，是早期道教形成过程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早期道教的创教活动实际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创造宗教经典即宗教教义、教理的建构方面；另一部分是教团组织发展方面。在这两方面的创教活动中，传统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都曾发挥过“助道宣教”的作用。其中，《黄帝内经》等传统医学经典的医学思想对早期道教教义、教理的形成、建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指导作用；还受到早期道教的几部重要经典如《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太平经》中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早期道教的创立，为什么会走上以医传道、借医弘道这条“医学创教”的途径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 首先，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由于战乱不断，灾害频繁，导致东汉末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疫病大为流行、民不聊生。正如建安诗人王粲（仲宣）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植在《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历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故早期道教十分重视具有济世且视医术为其救世、救己和度人的一种必备知识。 其次，从道教的宗教观上来剖析。早期道教把“治国太平”与“治身长寿”视为一体，认为人体疾病的治疗与国家衰乱的治理可以相互类比借鉴，二者都遵循一个共通的原则——“道”。《太平经》云： 上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奇家；下士学道，才脱其躯。······上士用之以平国，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 由此可见，治理国家、为国家除患祛弊同治疗疾病的治身之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遵循“道”这一天地常法；只不过治国者为上医，致病者为下医罢了。这就是早期道经传授的最初动机。据道书记载，汉末琅琊人于吉（一作干吉）“初得恶疾，殆将不治。诣帛和求医。”因而帛和授其《太平经》，并嘱其“普传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传授道经、弘扬道法有济世、利人和利己之劝，不仅能度世，而且能救己、疗人疾病，这些思想后来便成为道门中人的一种共识，也迎合了中国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后世道经在民间为民众争相传写、广为流布，这是一个极大的原动力。 再次，从认识机上分析，这是由于早期道教运用了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包括人体疾病在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故《太平经》云： 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夫人有病，皆愿素较为善，天地之病，亦愿素较为善矣。 这段经文表明，早期道教把天人关系视为一一对应的反应关系，人间疾病是天上病灾的兆示、反应。天地病，就会使人也病；反之，人无病，则天无病。这种对应、反映关系在《太平经》中甚至被定量化了，故有“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之说。不仅如此，早期道教还进而认为天地之病与人之疾病在治疗方法上也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以标榜顺应天心、治疗天地之大病为已任的早期道教必然要高度重视人间疾病的治疗。要想救世，必先济人也就成为早期道教徒宗实践活动的指南。 此外，由于东汉末道教的初创是从宣传农村下层群众开始的，而我国农村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缺医少药的境地。尤其是早期道教的主要发祥地巴蜀、汉中、东南越人区域，历来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后汉书》卷八十六亦载，其民“俗好巫鬼禁忌”。所以，虽就秦汉传统医学的总体发展而言，医学已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在这些相对封闭、荒蛮之地，巫医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在民间乃至社会上层都占有很大的市场。所以，以农村群众为对象的早期道教各派都很重视医术和所谓能治病消灾的巫术，以此来争取和吸收下层贫民入道。正因为如此，以符咒治病、驱妖捉鬼、祈福禳罪，并与民间巫术、占卜星象图谶活动相结合，就成为道教立宗传教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促成了道教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创教模式的形式。 道教医学肇始于汉末道教创始时期。早期的一些道派如东汉顺、桓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在初创时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诸如“符水咒说”、“跪拜首过”为下层贫民医治疾患，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传教手段。 关于五斗米道的创立，《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大致相同，即：张陵客蜀，学道鹤鸣山，造作符书。笔者认为，张陵所学之道乃巴蜀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包括巫术医学在内的巫鬼道术，张陵学了这种道术后就以此来作为传教手段。而五斗米道也因此被人称之为米巫、鬼道，正是由此而来。事实上，东汉时代瘟疫流行，也波及巴蜀，死亡枕藉。张凌因此避疟入山，教人以符水咒说治病。道书中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三天内解经》说，其祖师张陵除了用符水为人治病外，还敷行正一章符，领户化民，用“首过”的方法来“救疗久病痼疾”。 这一创教模式，后来为张俢、张鲁等人所沿袭，并加以改善。由于张陵、张修等人采用了以医传教的创教模式，最大限度的迎合了下层贫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要，获得了巨大成功。“百姓安然奉事之以为师”、“竞共事之”，纷纷入道。及至张鲁，五斗米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张鲁在张陵、张修以医传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在教团组织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一，建立了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至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张鲁自号“师君”，出来学道者，命曰“鬼卒”，学道已久并很虔诚的，号曰“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形成了自上到下的分级管理职责系统；其二，设立义舍，舍中放置米、肉，供行路这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视病之；其三，教道民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其四，犯法者，先三原，若再犯就使用刑罚有小过得，罚其修路百步，则罪除；其五，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张鲁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政教合一，祭酒既是教职，又是官职，由其实行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项措施，“不设长史，皆以祭酒为治”。因而深得教民的拥护，“民、夷便乐之”，从此“雄据巴、汉垂二十年”。 大约与五斗米创立的同一时期，早期道教的另一大派太平道也在民间兴起。据史料记载，太平道在创教模式上和五斗米道极为相似，也是采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以此来吸引贫民入道。《后汉书》卷七十一载：“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念，百姓信问之。” 从《后汉书·皇甫嵩转》、《后汉书·灵帝记》等史书记载来分析，张角信奉黄老道，自称“大贤良师”，技李贤注谓“良”或作“郎”即郎中医生之意。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张角三兄弟同在河北一带以医传教。他们利用东汉末期社会政治、经济、信仰等各方面空前危机，尤其是抓住当时疾病流行、大为肆虐的时机，广大下层百姓为贫病所困扰，急需救助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借行医之便在民间秘密传教，获得成功。其具体“医疗”方式是：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叫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即用九节杖作为符咒治病的法器，让病人叩头思过，井用施咒过得水或符灰制成的腹水给病人吞服。这种符咒治病术在太平道所尊奉的经典《太平经》中多有描述，称为“丹书吞字”、“神祝”除疾：“天符还精以丹书，书以入腹，当见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欲出疾病而大开通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 经过这番“医治”后，如果病人病情缓解好转，就声称此人信道而得愈；反之，病情迁延不愈，则归罪与此人不信道。这一套做法对缺医少药、为疾病所困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有巨大的吸引力。张角兄弟在疫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以医传教取得成功后，便因势利导，“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文化天下”积极扩大教派势力。十余年间徒众已达数十万，遍布北方青、徐、幽、冀、荊、扬、兖、豫八州，以医传教获得巨大成功。 当然，早期道教在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宗教精神和心理疗法来治病的同时，还大量地应用了各种汤药、民间验方及针刺、熨烙等疗法。这恐怕也是五斗米道、太平道在东汉末瘟疫等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时能广治百病，使“百姓信向”，纷纷入道“竞共事之”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太平经》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灸刺诀”就详细记录并讨论了当时民间医术中常用的“灸刺疗法”： 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有疚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灸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恶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羲斩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治十中九失一，与阴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惑伤神。 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数同等，常以窞大分理乃应也。道书古今积众，所言各异，名为乱脉也，阴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脉乃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数者，因以养性。 古者圣贤，坐居清净处。自相持脉，视其往来度数，至不便以知四时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国养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 以上三段经文首先阐明了“灸刺”可以调脉通气，是一种很重要的疗法；强调脉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但有病则不应，故需用灸刺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来治病；还进一步分析了人有大小、尺寸不同，因而“灸刺”取穴，不能默守陈规，必须因人，因时而异，颇符传统脉学“子午流注”等思想；最后，明确指出“灸刺”的关键在于正确诊脉，把握病因，准确取穴。这样方能“察奸除恶”，做到“养身全形”。 《太平经》中还有运用功、植物药物、方剂来治疗疾病的记载： 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深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据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据地而生也。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各跂行之属，能立治百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中······十十治愈者，天神放在其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位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候之，万不失一也。 从上述所引《太平经》这两段经文中可以看出，早期道教在以医传教、济世活人过程中，已经普遍使用草木和禽兽等动、植物药物为人治病，而且也意识到各种药物包括单味药和配伍方的药效有高有低，并分别冠以帝王、大臣、人民或天神、地精、人精和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或帝王帝、王侯方、大臣方来区分，标明这两类药物或方剂疗效高低。此外，《太平经》许多经文中都反复强调治病用药“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说明早期道教在借医弘道过程中处方用药十分谨慎，表现出对病家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首开厂道教医学注重医德医风之先河。 早期道教采取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在宗教实践活动中获得巨大成功。这种创教模式的成功，不但说明了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龙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价值倾向，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特色在道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道教方术发达，所以蕴的医药及天文、地理等科技含量一直高居其他宗教之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以医教的特点在魏晋时期流传的几个小道派如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中也有所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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