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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 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3] 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 日前，米芾的一块佚失的诗碑《米芾程节唱和诗》在桂林龙隐洞的“桂海碑林”被发现。
碑中收有米芾致程节的五言古风一首，加上前记后跋共97字，全部是行书，每字有3公分大小。此诗之后，还附有程节31字的记，以及他所作的28字七绝诗一首。程节的诗由李彦弼书写，附在米诗之后，合为一帖。也就是说，它是由米芾书写自己所作诗和李彦弼所书的程节所作诗、记这两部分组成的，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由龙隐洞的住持仲堪刻在龙隐洞侧的石壁之上。此碑保存完好，字口清晰，至今已有913年的历史了。 ▌已知的 两块米芾碑 中国书界都知道，桂林有两块米芾的碑，非常珍贵。这两块碑都被刻在伏波山还珠洞口的悬崖上，并列着。一块是米芾于熙宁七年与友人同游的题名碑，刻着“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14个大字，这是米芾在24岁时在临桂任县尉时与县令潘景纯同游时留下的，字是由米芾题字的。据翁方纲考证，米芾早年一直使用着“米黻”的名字，直到41岁才改名为“米芾”，这一题词足证是他早年所书。 在此题名碑的右侧，还有一块米芾的自画像碑。据米友仁考证，此画是他父亲的自画像，原来是被放置在家乡镇江西山书院厅堂里的。画上的他身着古装，神态自若，用笔简率潇洒，一直被当成是米氏家族的祖宗真容而供奉的。南宋时，此画被入于内府，由米友仁考证，认定是真迹，在画旁加题了跋，又由宋高宗赵构在画的上部加题了赞语。
现在这幅画是在南宋时由在桂林任广西转运判官的方信孺刻在壁上的。画旁还有他写的记：“予来桂林，得僧绍言诗序及伏波岩与潘景纯同游××××尉××秩满，寓居西山资庆寺，颇与绍言游……”等等。方信孺是南宋时的名臣，字孚若，号紫帽山人，福建莆田人。他于嘉定六年来桂林任官，正好米芾的曾孙米秀实在他的手下做幕僚，家中藏有当年米芾的自画像（可能是摹本，因为原作已入内府）。方信孺在游还珠洞时，看到了米芾早年的题刻，深为叹服。便从米秀实处借来米芾的自画像，刻在米题之侧，并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述。
在米芾自画像的上方，一并镌刻了宋高宗皇帝赵构御书的赞语： 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绍兴御书。 画像的右方刻有米友仁的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在这一块石刻上竟然集中了米芾、赵构、米友仁和方信孺四位宋代名家的墨迹，是非常难得的，更何况画像为米芾自作，又和他早年的题刻并列于一崖之上，更是绝版。由于米芾名重当时，又垂香于后世，至今他的墨迹和碑刻存世已属稀有了。桂林一地能够有此一书一画两方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引为自傲，是他处不能比的。
然而，在桂林的龙隐洞内还有一通米芾所书的诗碑这事却是近千年来一直未被人所知，当地典籍《桂林石刻》上所载此碑是《米芾程节唱和诗》，未注明是谁人所书，也未注明是米碑。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伏波山还珠洞上的一字一画就是米芾在桂林书碑的全部了。 ▌《米芾程节唱和诗》 背后的故事 根据文献，桂林应该还有第三幅米芾的墨迹存在，我在写作《米芾传》时，发现他在仪征时还写过一首诗，这份墨迹是他赠友人的，被这位友人带到了桂林，并刻成了石刻。 这第三处题刻就是《米芾程节唱和诗》。建中靖国元年，51岁的米芾正在真州（今仪征）的任上，在东园的清燕堂设宴，为他的挚友李彦弼送行。李彦弼是他的诗友和书法之友，因为受元祐党人一事的牵连，即将被贬到桂林去任教授推官。想到未来即将进入那个远在南岭之南的蛮荒瘴疬之地去，想到即将要走的漫漫畏途，李彦弼心中无限惆怅，又无限恐惧和张惶。米芾知道他没去过桂林那地方，就把自己年轻时在桂林所见的风景向他描述，并说他有一位知交程节现正在桂林任广南经略使，这是广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写了一首诗给李，嘱他到了桂林后交给程，托程关照他： 局部 诗送端臣桂林先生兼并简信叔老兄帅坐 江湖从事米芾 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 人间埃磕尽，青罗数分毫。 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臕。 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 刻岩栖乌鸦，陟巘透紫霄。 南风勿赋鹏，即是登云轺。 建中靖国元年真州清燕堂东园书 诗写得有点难解，大意是说：美丽的桂林，满目青山如碧玉林立，清澈见底的漓江一尘不染，仿若仙女的青罗飘带，那里简直就是个瑶池仙境令人神往。桂林长官程节是个胸怀磊落、气度不凡，犹如仙长一般的人物。而我的朋友李彦弼你能有机缘到这么一个美好的仙境中，实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美事。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攀登望不到顶的险峰，尤其在失意时一定不要悲观失望发牢骚，只有保持住一个良好的心境，人生才能像乘着一辆轻便的马车，登上风光无限的顶峰。 李彦弼正愁前路无知己，得了这封无疑是介绍信的诗，心中大喜，便告辞登程，来到了桂林。岂知那位程节也因自己被派到这个蛮荒瘴疬之地来，心中也觉得戚戚，满腹的忧愤和不平。见到远在江淮之间的名人米芾还致诗前来问讯，千里之情，溢于纸上，不觉大喜。这时的米芾已经名满天下了，他能得到米氏的亲笔书诗，当然十分荣幸，当下“三四读不能休”，夸赞此诗“词翰俱美”，即答诗一首以表谢意： 局部 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 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 李彦弼也是个好文的人，他在次年便亲自书写了程节的这首诗，附在米诗之后，并成一帖，把它送交龙隐寺的住持仲堪，由他刻在了龙隐洞内。 龙隐洞也是一处留有多方前人碑刻墨迹的名胜之地，刻在洞内外石崖上的墨迹碑刻密密麻麻，远多于伏波岩，已达到了“摩岩殆遍，壁无完石”的地步，现在已经建成了规模巨大的“桂海碑林”。 ▌《米芾程节唱和诗》碑的 解读 米芾赠程节的那方碑被刻在龙隐岩左侧洞外的摩崖上，题目为《宋·米芾程节唱和诗·并记》。桂海碑林的摩崖石刻和拓片都相当清晰，只是把米芾赠程节的诗，以及李彦弼书写的程节的和诗合为一碑，一起刻在崖上了。其实，无论是在摩崖碑上，还是在拓片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碑的右侧是米芾所书的赠程节诗，左侧则是李彦弼书的程节诗，这分明是把两书合一了。前后两诗分别为米、李两人所书，其书体也各不相同，碑中前后各有一“米”字，即可显见笔法不一，功夫也各异。李彦弼书中有“米元章”三字，如果对照米芾的签名，也有显著的差别，不是一人所书。米芾赠程节诗由米芾书写，程和米的诗由李彦弼书写，总计约179字。这时米芾的字早已精熟老成，不同于年轻时的题刻了。由于年深日久，这块碑上已经布满了裂纹，足显沧桑之感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是建中靖国元年，米芾在他的故乡镇江，二度去焦山观著名的《瘗鹤铭》，并在碑侧留下了“建中靖国岁芾”的题名石刻。而那位程节，则也在龙隐洞侧留下了陪客人同游的题记一方。建中靖国是宋徽宗的年号，只有一年，第二年便改元崇宁，所以这两题应是同年。这也可视为是两位文友心灵感应、远相神交的一则轶事。 ▌《米芾程节唱和诗》碑 发现的意义 龙隐洞内米芾书碑的发现，使桂林一地就拥有了三幅米芾的题刻：一幅游历留名的题刻，是米芾自己所书；一幅自画像，是米芾自己所画；另一幅是米芾所作之诗。与前两幅相比，龙隐洞内的米题更加珍贵，因为它是米芾晚年所作的一首诗，并由自己所书。这时的米芾已是52岁的壮年了，他的书名已经遍闻天下，书体当然与伏波洞里的风格有所区别。米芾本来就集书法家、画家和诗人于一身，这样一来，桂林就能把三件足以代表他全部成就的作品汇于一地，真是难得。 米芾 《蜀素帖》局部 这三件作品虽然相距不远，但镌刻上壁的时间却是有着先后：最早的是米芾游历题刻，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这一年米芾24岁；第二是崇宁元年（1102年），米芾52岁；第三才是方信孺刻的自画像，则已到了南宋的嘉定八年（1215年），距离米芾的游历题刻已有141年了。 无论是伏波洞还是龙隐洞，以它们洞内丰富的碑刻庋藏来论，都是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现在这方米芾佚碑的被发现，又为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重要的文化资产，仅就这块碑，就足以申请“国保级文物”了。它的千年被湮没，不闻于书界，虽是一件憾事，然而此碑却是保存基本完好，没有漫漶破损，字口还好，倒是一件幸事。 米芾书法风格特点米芾平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清和帖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 书写技法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临沂使君帖》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米芾自称“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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