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这块地方，历史上是指耀县以北的陕西北部地区。这是因为，早在周代，耀县以北就先后被捡犹、白翟部落占领，捡犹还长时期和周朝统治者作战。《诗经》里就留下了“不逞启居，捡犹之故”，“捡犹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我径阳”的诗句。到了后代，陕北成了三秦之一的翟秦，由秦降将董黔立国，时间虽短，却也在地区划分上留下了鸿爪。 现在研究陕北的文化，亦即陕北的民俗文化，笔者以为可名之曰陕北地域文化，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民族圣地开发最早孕育了陕北文化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在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上。黄陵县曾被称作中部县，应该是位于陕西中部，但历史的原因使它不折不扣成了陕北的一个县。这样，就有理由说，陕北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圣地。 民族发祥地理所当然地是开发最早的地区。考古发现早在一万五千年至三万年前，现在延安市的黄龙县就有人类居住，并且被命名为“黄龙人”。这些黄龙人的后裔，很可能就是后来的黄帝部落。轩辕黄帝被公认一为华夏人类的祖先，在他统治的时代，虽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神农氏尝百草以发现五谷的传说，他的妻子螺祖发现蚕并养蚕的传说，他的大臣苍领造字的传说，他的大臣杜康酿酒的传说，和他相距不远的有巢氏造屋的传说，和他作战的蛋尤氏冶铁的传说，以及他那个时代就发明了指南车，发明了阴阳历算等等，都说明黄帝的子民们为了生存，千方百计加速物质生产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这些，都可看作是陕北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 陕北民歌现在还保留极其简易的三种民歌，即《回牛歌））、《踩场歌》和《打夯歌》。《回牛歌》只一句，是犁地犁到地畔时要牛回头才唱的，歌词为“噢，回来！”，声音当然拖的很长；（（踩场歌》是吆牛或拉牛踩踏铺在场上的庄稼时唱的，歌词为“哞哞来， 好好来，好好来来好，来来好好来，好来来”。好像很繁复，实词也只两个字：好来。《打夯歌》歌词是“咳哟咳哟，咳哟咳哟，调呀么来着。咳！哼！咳！”已经可说是完整的陕北民歌了，但实词也只有“调来”二字。以上的三首民歌，都是劳动时唱的，而且都是一种原始的劳动。这就说明，开发得最早，使陕北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化。 民歌如此，舞蹈也不例外。天旱祈雨时农民们的如狂如痴疯魔般起舞的抬龙王爷楼子，几乎可以不用道具的陕北大秧歌，蹋场子，巫神跳神时摇着三山刀尽力扭动的腰肢，已经很有了名气的祭祀舞蹈《宜川胸鼓》，也都是为了求神，为求吉祥，或纯粹就是为了红火而创作的。而《打夯歌》在演唱时，领唱者也往往带有舞蹈动作，打场时并排打槤枷的人们也都带有舞蹈动作，这当然都可视为直接的劳动舞蹈。劳动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决定因素，由劳动而产生民歌，产生舞蹈，这自然就是最古老的民歌，最古老的舞蹈。陕北至今仍保留了这些最古老的民歌， 最古老的舞蹈，当然也就说明了陕北开发得最早。正是因为开发得最早，才使得陕北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陕北文化。这是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陕北的民间美术，也不乏最原始的最古朴的作品。陕北民间剪纸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抓髻娃娃》，就是生殖崇拜。在陕北的宜君县，还残留有男性**与女性**的原始雕刻。而虫虫草草、花花鸟鸟的优美的剪纸，当然就是陕北古代先民们为和他们共生的其它动物们传神。由于陕北的石头风化得很厉害，至今还没发现保留的特别早的岩石画。可陕北的沙石，有些用尖镢即可挖开，陕北的先民们就在黄土崖壁上，沙石崖壁上，挖出了土窑洞、石窑洞居住，现今仍留下了称男女婚配为“洞房花烛夜”的佳话，就是在最时髦的豪宅结婚，仍被称为“人洞房”。可见这窑洞，窑洞大窗户上的几何式图案的窗棂，窑洞里做饭的锅台上的用鸡蛋壳碎片随意制作的镶嵌画，都是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的象征。 二、胡汉杂处连年战争丰富了陕北文化 捡犹、白翟显然还不能被看作少数民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连汉族也未成形。从地理方位上看，捡犹，白翟甚至可以说是轩辕黄帝的滴派子孙，亦即现在饭馆门口经常可见的：正宗xx。但在汉族已经成了气候以后，陕北地区还曾长期被少数民族占领，这又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 陕北较早的也是最强大的少数民·族该是匈奴族。现在，匈奴族是消亡了。有人说他们被汉族赶出了中原，远赴西域，并在外邦建了国，就是现在的匈牙利。但更多的更充足的理由却是，他们是因长期和汉族通婚，被汉化了，成了汉民族的一部分。汉朝是受匈奴困扰最严重的时代。武帝时，汉代的将军士卒们连年和匈奴打仗，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名将，至今茂陵仍留有马踏匈奴的石刻。汉朝打匈奴，显然是胜利了，但当时并没有把匈奴消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匈奴族，在汉朝被魏晋推翻后，其主刘渊竟甘愿为汉招魂，甘为刘邦后裔，在西晋末年就建立了一个也叫“汉”的国家，史称“前汉”。都城虽不在陕北，却也相距不远。稍后一些时期，匈奴族的另一个龙子，曾被汉族赐了姓的刘勃勃，更改名赫连勃勃，就在陕北靖边县的统万城（今称白城子）建立了一个大夏国，直陈自己是黄帝的滴系子孙。大夏国立国虽短，但仍然已经彪炳于史册。 数百年后，在陕北的米脂县，出了个李继迁，他的后人元昊，也同样是废弃了宋王朝所赐的赵姓，在现在的宁夏一代建立了西夏国，确实也风光过好一阵子。 匈奴、党项族，既可在陕北立国，当然也就和当地原有的汉人杂处，互相通婚，繁衍生息。当然，战争也是绝对少不了的。胡汉杂处的结果使陕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大为丰富，这又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陕北大秧歌中经常有一对滑稽的角色：蛮婆蛮汉。装扮往往是蛮汉翻穿皮、袄，蛮婆耳戴红辣角，手持早烟袋。唱词尤为特殊：“蛮婆家蛮，蛮婆家蛮，蛮婆家生在黑木头川。赫连勃勃黑木头川，黑木头川里有家园。”也许这种直陈是汉族加给匈奴族的，可光是扮相，十分滑稽，尽量出丑的舞姿，谁又能不说她就是匈奴族的遗存文化。 《安塞腰鼓》，是完全可以说享誉全国了。由于多次出国表演，在外国也多少有了点名气。但最先的安塞腰鼓，恐怕倒不是一种舞蹈，而仅是一种战鼓。陕北属丘陵沟壑区。战争，也多半就在丘陵上沟壑里发生。为了防止敌人偷袭，需要击鼓报警。两军厮杀，战争正激烈进行，需要击鼓助威。胜利了，全军欢腾，需要击鼓庆功。正是因了战争在每一块土地上都可以发生，所以安塞腰鼓在每一块土地上也都可以随时击打，且体小量轻，便于携带，成了士卒们可和兵器一起带的乐器，久而久之，《安塞腰鼓》才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这不能不说就是战争的产物。 陕北的有些民歌，至今有汉语词典中根本查不明白的词可见，可能是某个少数民族的存留语汇。陕北人把“麦饭”叫“库来”，把“猫耳朵”叫“屹凸”，把蒲公英叫“格奴”，这都很有可能是某些少数民族的存留语言。至于蒙古族在陕北的影响，那更是众人皆知的。陕北民歌 中的《信天游》，句式结构为两行一节，两行一韵，且多采用“兴、比、赋”的手法，语言和内蒙古的《爬山调》相差无几，谁能说清楚是《爬山调》演化成了《信天游》，还是《信天游》变成了《爬山调》 三、地处边睡交通不便保留了陕北文化 汉塞胡边，渐渐地使本属中国内陆的陕北，成了边睡之地。丘陵密布，沟壑纵横，又使得陕北的交通十分不畅。这样，本来开发最早的陕北，本来五谷繁茂，水草丰美的陕北，后来就成了一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时至今日，一提起陕北，一些大都市人，甚或关中平原上未到过陕北的农民，都把陕北视为贫穷之乡，愚昧之地。 其实，这是种误解。陕北不是富庶之地，也绝非就十分贫穷；陕北后来的贫穷，就穷在总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年战争上。陕北的落后，就落后在大量地长时间地广种薄收，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光是1942年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就放火烧荒，烧去了无数的陕北稍山（森林）。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大生产运动，那是特殊时期嘛，为了生存，暂时破坏一下生态平衡也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一贯赞颂大生产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才使得贫穷的陕北养活了八路军健儿，最终夺取了全国的胜利。陕北的黄土地为此大量失血，最终得了贫血症，那也是很值得的。 交通不便，外面的先进的文化传不进来，这是形成愚味的主要原因。但有一失也就有一得，陕北当地的原始文化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有些后来就成了国粹。 以陕北剪纸为例，粗犷、简练、明快、活泼，就很有古色古香之味。抓髻娃娃呀，莲生贵子呀，石榴牡丹呀，猴骑羊呀，甚至和后来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图案差不多。两千多年了，还是那样一种图案，你能不说这是因了交通不便，才使得陕北美术完整地被积淀了下来。 陕北的民歌，陕北的器乐曲，陕北的民间舞蹈，无不烙上了久远的印记，有些简直就可视为文物。陕北道情中，至今有《耍孩儿》、《一剪梅》、《叨叨令》等多种曲牌，那只有在“元曲”中才可找到。陕北唢呐中极其昂扬的曲牌《大摆队》，又称《得胜令》，也是元代的一个曲牌。而陕北唢呐专为白事吹的《雁落平沙》，我们不是也在元杂剧中多次见过吗？《安塞腰鼓》现在名望很高，其实动作却很简单，基本 动作有时甚至被舞蹈家们风趣地说成是两个半或三个半。但就是这两个半或三个半，也都是古已有之的，并非新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延安市的几个农村，相继挖出了几块宋代的画象砖，有两块画‘象砖上，就画的是打腰鼓。那古人的打腰鼓的舞姿，就明显可看出是今天的《安塞腰鼓》的两个半或三个半的基本动作。过去陕北说书的盲人们怀抱乐器多为曲项琵琶。这曲项琵琶也是古物。在宜君县的一处石窟寺中，人们就发现了壁画中绘制有早在南北朝时期的曲项琵琶。 要重点说的还是陕北剪纸，如抓髻娃娃呀，拉手娃娃呀，都是最古老的生殖祟拜。陕北农民一般地讲很保守，很正统，在两**往中，约束较为严格。但在《抓髻娃娃》的图案中，连女性**也可大胆地变形地凸现出来，甚至占了大半个画面。这不是说陕北人落后，不是说陕北人愚昧，只能说是一代又一代的陕北民间剪纸艺人，尤其是农妇们，从她们的老奶奶，老奶奶的老奶奶，直至十八代祖先手中，就继承下了这种手艺，就继承下了这种图案。连她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剪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四、革命圣地名家荟萃张扬了陕北文化 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到达了昊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会师后的党**所在地曾一度设在瓦窑堡、保安镇。1937年元月党**的大本营移到了延安市。从此，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指挥部。 红军来了，**机关的干部们与职员们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界的英才们也都纷纷来到了延安。为了培养抗日将领和今后建国的各方面的人才，延安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几十所大学及中等教育学校。培养军队干部的，有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后来简称“抗大”，培养艺术人才的，有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后来简称“鲁艺”。“抗大”不在本文论说的范围，单说“鲁艺”及《民众剧团》、《战斗诗社》等等的其它文艺团体，就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文艺精英，使得延安一时间英才凝集，任何地方都不可与之比拟。 文艺精英们要创作，要收集素材，要深人生活。在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接触中，陕北的地域文化就使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毕生都打下了烙印。年轻的诗人李季，在“三边”工作，收集了大量的陕北信天游，最终，他竟用信天游的形式创作了不朽的革命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堪称这一时期创作的典型。诗人贺敬之，曾在“鲁艺”学**，年轻轻地就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剧《白毛女》。全国解放以后的1956年，他仍不忘陕北的民歌，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了著名诗篇《回延安》。外来者如此，本土农民也以本土文化开始创作。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创作了《东方红》，孙万福根据陕北民歌创作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无名氏们创作的新的革命民歌，更是不胜枚举。陕北民歌从此出名了，在全国都有了一席之地。 民歌如此，其它的戏剧及器乐曲也不例外。一曲以陕北道情东路调为依托的《翻身道情》，唱遍了全中国，唱得人回肠荡气，至今仍是文艺舞台上的一个久唱不衰的保留节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曲家马可、张鲁等人，深人了民间，吸收了大量的陕北民间乐曲。马可等人更是从陕北器乐曲中提炼出了至今中国人逝世后通用的《哀乐》，这更是对陕北文化的更为大力张扬。 陕北剪纸，陕．北民间美术也被介绍出去了。尤其是借鉴了陕北剪纸风格的一大批以抗战为主题的木刻作品，恐怕就是到了下一个世纪也属经典之作。 当然，最为最为突出的还是陕北了民间舞蹈的被宣传，被普及，被提高。陕北大秧歌，原先以伞头领队，图案也以辫蒜辫子，踢场子，枣核子乱开花为主。经革命的舞蹈家们加工，领队者成了手持镰刀，斧头的男女，更增加了五大洲，五角形等多种图案，被命名为《翻身秧歌》，现在已经成了全中国的共同的舞蹈。横山的腰鼓，尤其得到了革命舞蹈家们的垂爱，也是被命名为《胜利腰鼓》，带到了全国的四面八方， 《安塞腰鼓》后来便也是沾了这个光而出了名。 陕北说书，原是盲人的乞讨说唱，且夹杂许多算命、扣娃娃、安土、遣送毛鬼神等封建迷信活动。但是经过了文化人的提高，更是经过了党的教育与改造，后来便出了个盲艺人韩起祥，才使得陕北说书成了全国曲艺种族中不可或缺的一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