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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人文学之可能性及限制── 一个历史学者的观察（摘录）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暨副院长） 一、前言 在44 年前（1968），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发表了一篇震动一时，却只有薄薄数页的短文〈史家与计算机〉。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宣称最迟到80年代，史学家如果想要生存，他或她必须同时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我们细看他所列举非使用信息技术便无法研究的领域，大致集中在人口史、物价史、家庭史等高度需要计量的史学类别；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与重视历史解释、重视历史叙述、重视意义发掘的史学互相排斥。但是近十多年的发展，证明拉杜里反而把计算机的功能想得太窄了，计算机不只能计量，它还有许多功能。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个人完全了解过度依赖数位工具的危险，并且始终相信，对于文本细密而又富想象力地解读，是研究人文学的首要条件，然而数位技术仍可以发挥画龙点睛的辅助作用。计算机和史学的传统技艺不一定互斥，甚至可以寻找到一个新的接榫点。 在下文中，笔者将试图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以曾任国家型计划「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者，以及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切身经验，讨论数位工具和史家之间的种种可能与限制。本文认为数位技术和历史研究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伙伴的关系；数位技术不应取代人们对史料的阅读，而是帮助研究者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如同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AS（StatisticsAnalysis System）等软件成为社会学研究者所信任与倚赖的工具。在一般的想象中，往往认为数位领域和人文领域两者在研究取向上隐藏着不可解的冲突和张力，然而正好相反，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数位技术将有助于拓展人文研究的丰富性。只要人文学者善待数位技术这个新的伙伴，与之对话，开发合作的新可能，数位技术将可成为开启人文研究新天地的重要关键与途径。 二、数位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的优势 一如大家所熟知的，数位技术的优势在于处理大量资料，前辈史家吕思勉（1884-1957）曾经通读二十四史，依他的经验，他从十五、六岁时开始阅读，至二十三岁始将二十四史通读一遍。但因正史颇为零碎，匆匆阅览，真正需要使用时，仍不得不重读。伟大的史家吕思勉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研究者，要在二十四史查找所需资料，是多么困难与耗费时间。但今日只要在各种电子数据库里按下搜寻，便能迅速得到结果。这是过去历史研究者所无法想象的便利。这并不表示说研究者可以不用阅读原典，而是数位技术提供的便利，已成为史家在研究过程中重要的帮手和伙伴；我们可以将数位技术的优点，归结如下。 1. 典藏上的优势 将实物或文献资料数字化后，进行典藏的优势。一是打破储存空间上的限制，要存放实体的物品或书籍，需要大量的空间，一旦数字化后，只需硬盘便能加以储存；对个人使用者而言，只要连线至数据库即可使用，并能将资料储存至个人计算机或笔记型计算机中，大幅降低存放的限制，也更方便查找和整理。典藏上的另一优势，在于资料流通的便利，通过网际网络，过去许多要亲赴特定馆藏地才能接触、阅读的资料，在数字化与公开化之后，现在研究者只需一台能上网的计算机，即可加以使用，大幅增加一手资料取得的便利。很多过去百寻不得、难有机会阅读的书籍，透过网络的开放和筛选，在今日都很容易取得。经由网络传递和筛取的机制，数位技术可以腾清看不见的史料仓库，将过去被遗忘、不被重视的资料，一振而出，让被埋没的旧文献成为新出的史料。 2. 速度上的优势 针对检索的速度而言，数字化拉进了研究者和一手资料的距离。随着综合型数据库的出现，研究者可以同时用特定关键字检索、搜寻多种不同的资料来源，并迅速获得结果，有些数据库甚至提供了全文的影像和文字档，带给研究者莫大的便利。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我因研究清代政治压力对文化活动的影响，曾经对「一发千钧」这个一语双关的词（一根毛发有千钧之重）是否能在发禁严明的清代使用感到好奇，透过数据库检索很快得到结果，该词在清代果然极少使用。如果单凭人力搜索，这可能要数年以上的时间。 3. 数量上的优势 利用计算机处理巨量资料（big data）的优势。如第二点提及的迅速搜寻，以人力阅读要花费数日、数周，甚至数月的资料量，以计算机进行文字检索或文字探勘可能在几分钟内便可完成。资料量越大，数位技术的优势越明显。除了资料量，对资料内部数量的统计，数位技术也有十足的威力，可以就资料中的内容或关键字，加以统计，做出量化的分析，可以让研究者迅速掌握某些字词背后观念和现象的发展趋势，此即由「定量」到「定性」的过程。诸如观察某些词汇在特定时代的出现或消失，可以看到时代观念的变化。过去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而且不容易做出合适的判断。中研院故院士屈万里（1907-1979）曾提醒研究者千万不要轻易做出「没有」的判断，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数位数据库的协助下，当然还是不能断言「没有」，但却可以指出某些词汇或现象是相当稀少或近乎于零，数量多寡本身便可以成为历史解释的参考或依据。 4. 交流上的优势 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提供研究成果发表的管道，诸如网络刊物、电子书、个人部落格、社群网站……，都可以让研究者发表个人研究或意见，并促成社群的对话。我所服务的史语所，过去曾针对敦煌文书解读上的一些困难，透过网络广征国际专家的意见，很快便得到解答。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就不用与人接触；和人交谈讨论是重要的，胡适考证《红楼梦》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突破，是来自于他在图书馆中偶然与张中孚先生的对话，知道敦敏、敦诚兄弟与曹雪芹的关系，使得他的红楼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举此一例可以知道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必要，但虚拟世界的交流也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带来新的对话可能。 5. 教育上的优势 透过多媒体或如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特定软件，人文研究的成果可以摆脱过去偏重文字呈现的方式，将图像、影音带入其中，扩充各种展示的可能。不受限于文字的呈现，不单有助于研究的表达，对于人文教学的贡献更大，今日的人文教学，图像、影片、声音等等不同的表达形式，都已包含在教学者的选项中。譬如「兰屿原住民数据库」里面记录了年长妇女教导族人编织的情形。兰屿传统的织布方法正在消失中，过去利用文字描写要花费极大的篇幅，却只能收到很有限的成效，现在透过影片纪录和数位的典藏、传播，可以很快的收到传习效果。又或者像3D扫描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古器物学、美术史、建筑史的学习会带来巨大的改观。
除了上述五项优点，以下还要进一步申论：在数位时代，史家和史料、史家和历史解释、史家和历史意义的建构和发掘，其间的关系正在巧妙的变化中。如前述的定量到定性，便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子。郭沫若（1892-1978）在〈金文所无考〉一文，提出「古文献中有习见之事物而为金文所绝无者，此可为判别典籍之真伪及时代先后之标准。」的主张，并列举了许多例子，这种从史料所缺之处进行思考，是十分有创意的研究。可是在过去想断言某样事物不存在于历史纪录中，或非常稀有罕见是十分困难的，如今藉助数位技术处理大规模史料的优势，人们比较可以有信心地讨论史料中所无或所缺少的部分。换句话说，历史的「空白」处有了重要意义，没有证据即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这是以前不容易办到的事。虽然我们不敢单凭数据库就判定有无，但史料分布的稀少和众多，都将提供研究者各种解释的可能。 史学研究者总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想象有些未知的史料藏在不知名的某处，研究者永远无法知晓其深浅，深怕自己做出推论的依据，只是史料之海的一些片面，担心还有另一批可以反驳自己的关键史料，像潜水艇般潜伏于汪洋的深处，无声无息，随时准备偷袭自己。透过信息科技，研究者和史料间的关系，正逐渐改变，如果史料数字化到一个程度，则史家可以对资料的分布有个大致的了解，知道约略的梗概，就像替史家的武器配上新的准星，以应付庞大史料所构成的「无知之幕」。 具体文章详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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