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家还喜欢在具体问题上借助假设来建构解释，或用假设的语气来表达看法。有一位理论研究者提出，如果从历史的当事人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就是采用“即时性视点”来观察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演化存在多种可能性，而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其中某种可能性最终实现的结果；从历史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品格”来说，历史就是可以假设的；这种假设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是“一种思辨的历史‘理解’方式”。有的历史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假设方法可以用于研究这种情况：根据某一事实发生前的其他可能性，来判断这些可能性何以未能成为改变事情结局的因素。
如果不对假设加以适当限制，就可能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的形势做了种种假设：
假设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设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绝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称陷于绝地。
1 周建漳历史与假设. ，((史学理论研究》1994第三期，第122——125页。
张绪山：“假设”的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假设”，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6日第B3版，“理论周刊历史”
在事件的演化过冲中，任何一个因素或条件的改变或缺失，都可能引起许多未可预料的变化，出现种种新的因素和条件，因而其结局绝不可能
从表面看，似乎“传统史学”偏重宏观课题，流传的史学著作，大多是关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活动的叙事，涵盖面广，时间跨度也很大。细究起来则不尽然。中国古代的纪传体正史，实际上是由众多微观之作连缀而成的。 “新史学”就是以侧重微观课题著称的，研究者的眼光从精英人物转向了普通人，从政治事件转向了日常普通人，从政治事件转向了日常生活；使用的材料不再限于官方档案和名人手稿，而是更多利用普通
从历史史家的经验来看，研究宏观课题具有更大的难度。前人治史推崇“会通”，只有“会通”以后，才能很好地驾奴宏观课题。很难走出凌空蹈虚，肤浅浮泛的困境，也很难再外国学者的框架和话语之外自称一格。通过若干"小问题"的连缀，最终能够看出"大历史"的一斑。
郑天挺用一种经验性的语言，谈到了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的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问下， 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
要发现“好的问题”，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学养和悟性，似乎没有特别的窍门。多读书、勤观察、善思考，这是培养提问能力的基本途径。在读书和思考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的核心是怀疑精神，不密信权威和成说，不被动地接受已有的知识。梁启超对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人治学精神做了概括：“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 ，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古代不少学者提倡读书”有疑“。一个社会史的课题、经过理论的作用，最终产生了政治史的意义。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思考和提问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和材料发生某种”化合反应“
的过程；只有充分而合理地调动理论资源来观照研究的题材，才能从中
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因此，研究者既要培养理论思维的素质，也要具备运用理论工具的自觉性。研究者在阅读材料和研究文献时，除
了借助平日的理论修养外，最好是同时读一些理论性的文献，这样可能有助于寻找思考的突破口，进而形成富有新意的问题。
陈寅恪所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只能只适合于“言事”和“实证性”一类的论著。初学者宜多做这一类的文章，因为它的主题集中，范围明确、容易
驾驭。而且，做这种文章可以系统地练习收集史料、考辨史事、梳理文献、编排史实等专业技能，有助于积累材料，增进见识。待到学力增长，就不妨涉猎理论的文章。“理论性”的文章通常带有宏观性和综合性，需要凭借丰富的学识和充分的材料，融会贯通，条分缕析，以求言之成、自圆其说。初学者轻易涉足、易流于空泛、或言不及义。
史学论著在语言方面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是文辞中性。朱光潜谈到，外国人写文章有所谓“零度风格”之说，即“纯然客观、不动情感、不动声色、不表现说人，仿佛不理睬听众的那么一种风格”；他认为这不可取，“这种论调对于说理文不但是一种歪曲，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
做到文辞中性，首先要戒除夸张渲染的文学笔法。苏东坡评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成就，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 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寥寥数语，气势豪迈、文笔遒劲，突出强调了李、杜在诗史上的地位，给读者以很强烈的印象。但问题是过于夸张，不能作为一种学术性的评论。从学术的角度看，李、杜诚为诗史上的高峰，但决不是孤峰，与他们各领风骚的诗人大有人在，因而不能说他们两人”凌跨百代“，以至”古今诗人尽废“。这并不是对苏文吹毛求疵，而旨在说明文学笔法和学术性文辞之间，确实存在鲜明的差别。
有助于读者做出独立的理解；另一方面，任何历史解释经过了史家思想的过滤，必然沾染主观色彩，强调文辞中性，有助于避免让”主观色彩“覆盖事实的”本色“。再者，中性的文辞并非不能达到优美流畅的境界，如陈垣的著述，叙事议论均平稳持重，文笔干净利落，同样琅琅可诵。以下是取自《元西域人华北考》中的两段文字
这些文字表述的是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词句简练文风平实，气势凌厉、论点则如长虹挂空，醒目逼人。如果了解什么是中性而富于力量的史家文笔，不放读一读这类论著。
史学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它始终受到材料的制约，体现作者的观察立场，反映其学历和眼光，而不能任情挥洒和自由发挥。清人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
如对待吉本的著作一样，当我们把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从“科学”领域拿出来，将其奉为“文学经典’时，我们最终所景仰的是历史家对一种本质上属于造型和比喻能力、最终是语言能力的掌握”；
史家要有想像力，要有激情，这就使史学写作带史学的价值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不讲究形式，不追求可读性，就难以使历史知识走出专业的藩篱。而且、史家面对遥远而陌生的过去，如果没有穿越古今、神游冥想的气质，就无法展现已逝人类生活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史家要有想象力，要有激情，这就使史学写作带有某种艺术的色彩。
史家对于语言的领悟，对于文字的运用，读需要考虑艺术的效果。另外，史学著述同是
史家思想的一种表述，而思想要求清晰、明确和富于逻辑性，才可以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这样就要求史家的文字清楚、严谨和富于力量。总之，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学，
必须在知识、思想和美感三个方面达成适度平衡，以充分实现它对于人生的价值。这三者的平衡，最终是通过文字表述实现的。
用一个比方来说，核心论旨像是一个磁极，可以将众多的材料"铁屑"吸附在一起，使它们彼此之间产生联系，形成一个集合体。在一篇文章中，它又像中枢神经一样，将文章的所有部分和细节联结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意义的整体。抓住了核心论旨的提炼，就抓住了构思的关键。
文笔应以准确、清楚、易懂、可读为基本准则。那他必须使用比喻性而而非科学性语言。历史学家特有的编码工具、交际和交流工具就是一般习得的语言。 这说明比喻性语言技巧是历史学家用来赋予数据以意义、变陌生为使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惟一工具。这就是说，史学的语言不是科学语言，而是大众语言，以准确、清楚、易懂为基本特征；史家力图准确而清楚地传达历史知识，而公众则无需专门的准备就能阅读史学作品。曲折隐晦、艰涩含糊、故作高深，都会损害史学表述，增加“理解”和“信息交流”的困难。学创作可放手运用比喻、夸张之类的手法，而史学表述必须准确和清楚，不免限制了修辞手法的运用。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比喻是一种类比(analogy) ，容易导致理解的偏差，因而应当慎重使用。 不过，比喻只要用得准确而贴切，是可以为文章增色的。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所著《历史的真相》一书，有不少巧妙而贴切的比喻，值得玩味。段玉裁 皆厚积薄发、纯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枝叶并茂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所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议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
但是，历史事实纷繁复杂，不易纳入某种理论框架或解释模式；公理和理论的作用主要是为寻找解释的切入点提供引导，或者作为论述的辅助工具，而不能支配、更不能代替历史解释。(穿针引线）另外，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对历史解释模式的归纳或理论分析，也不一定切合构建历史解释的实际。形成一种历史解释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需要材料、知识、智慧和灵感，有时甚至还要借助于运气；碰巧发现的某种资料，偶然产生的一点联想，都有可能引导解释的思路，改变最后的解释结果。
英国学者R.F.阿特金森提出，历史解释的模式有三种：一是“规律性解释”，借助规律或定理来解释历史现象；二是“理性解释”，注重人类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或理性逻辑；三是“叙事性解释”，通过叙述事件的过程来进行解释。
近来欧美流行的“新微观史学”，从历史的烟尘深处发掘出不少“小人物”的经历，使历史中人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和丰满。根据埃尔顿的看法，史学关注事件，关注变化，关注具体，这三个特性使它区别于其他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
至于“艺术性”，从表面看似乎与“科学性”相抵触，因为科学的基础是事实和理性，而艺术的根本在于想像和情感。
事实上，恰恰是在想象这一点上，史学和艺术找到了共通之处。史家面对遥远而陌生的过去，手中只有支离破碎、未可尽信的资料，要理解前人的思想和行为，要重建过去的生活场景，没有想象力如何能办得到呢？只不过史学的想象是研究者的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方法。此为，说史学是艺术的人，通常着眼于历史写作的技巧和文辞，认为优秀的史学作品必须具备艺术美感。
总之，历史学家需要具备文学修养，但不能用小说笔法来写历史；研究历史离不开科学精神，但不能将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治史的工具，但不能用小说笔法来些历史；研究历史离不开科学精神，但不能将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治史的工具，但不能把史学简单地看成社会科学。看待史学的特性，应当将多样性和独特性结合起来。正是由于史学是一个多样性和多特性的统一体，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多样化的素质，兼顾科学性、人文性和艺术性。
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对后来的意义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容易将两者混淆起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因果关系，可以使平行的影响，也可以使连续性的趋势。建构一种历史解释，就死要围绕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按照各种事实之间的实际联系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形成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在表面上总是混乱无序的，不同的事实之间的联系，并不能由单个的事实本身来提供，而需要从众多的事实中去寻找。
寻找不同事实之间的联系，可以采用多种智力手段，例如，用推理方法可以找出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用猜测方法也可以寻找事实之间的可能联系。但这些都不是建构历史解释的基本途径。历史解释必须建立在事实之间的实际联系之上。
但是，由于史料的残缺，史家有是无法找到联结不同事实的中间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推测就成了一种有用的方法。合理推测是基于已知的事实和常识来推断不同事实之间的可能联系，以弥补事实关联的不足，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猜出可能。”
治史除了需要借助一般思维方法之外，还要使用叙事、分析、比较和假设等专业方法。
传统史家的著述方式，通常是以事件始末或人物行迹为中学，广泛收集材料，经过分辨考证，选取重要而相互联系的事实，以时间为线索进行编排和铺叙，形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因此，叙事的技巧乃是史家必备的基本功，也是史家的艺术性的标志。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道诺在 讲课时告诉学生，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先要阅读史诗和近代小说，学习其叙事的艺术和写作的技巧；在研究古往今来大历史学家的著作是，首先要揣摩他们的文学风格，然后才是从中了解“历史”。在道诺看来，叙事技巧构成史家专业训练的主要内容。
“问题——证据——结论”或“假设——材料——理论”成为一种刻板的史学
著述模式。这类弊端在欧美史学界表现得相当突出，人们对史学缺少可读性的批判也十分尖锐，于是出现了“叙事的复兴”的趋向。
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循环中与制约它们的环境做斗争，这种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乃是一切有生命的历史的核心；这种故事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把事件分门别类的元史学体系，必定给一切有效的历史解释提供框架。
，陈述独特事件中包含的因果链条；二是“结构性叙事”，叙述的不是事件的过程，而是反复出现的行为或行动的类型。第一种叙事常见于“传统史学”，而第二种则属于分析性叙事的范畴，关于人口变动、社会运动和文化发展的叙事，都属于这种类型，实际上是将“叙事史”和“结构史”结合起来的结果。
在这种新的叙事范式中，分析和描述是相辅相成的，以分析来促进描述的条理性，以描述来增强分析的故事性，共同建构分析和叙事交融的历史解释。在史学史上，叙事一般都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而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阿特金森指出了使叙事成为解释的条件：所有短语都要有适当的根据；问题要有清晰的表达，并与历史研究当前状况的观念相联系。如果满足了他提出的这些条件，叙事就变成了“分析性叙事”。
时间意识还是叙事的“历史感”的主要保证。史学所考察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名词，也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中以变化着的面目呈现的事物。这种的时间之流中不断变动的事物面貌，往往表现为过程，而过程正是历史叙事的主干。史家要将事物置于时间之流中做动态的考察，叙述它形成或变化的过程以及影响形成或变化的因素。
总之，只有丰富可信的史料、高吗精微的技艺和严谨朴实的史德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能孕育“史学的真实”。
人文关怀首先体现在治史的目的上。具体的学者研究历史，目的往往各
具体的学者研究历史，目的往往各不相同：有的
可能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有的可能是作为一种谋生之道
有的可能是要为实现生活的中问题寻找答案，有可可能是旨在为自己的党派或群体做辩护，还有的可能是想帮助执政者出谋划策。但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论自己治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忘记，史学之所以能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绝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
狭隘的民族立场对史学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从民族利益出发改写历史损害历史的真实性，这在中外史学中都不乏其例。不少国家将历史当成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工具，而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就必须以浓墨重彩来描绘本民族历史中出色之处，而对于各种挫折、失败和阴暗面，不是故意删除，就是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处理。再者，在当今的史学界，许多事件都已经有人涉猎，创新的主要途径不再是叙事，而是解释，解释就需要有理论的参与和支持。总之，当今衡量杰出史家的标准，不仅只是学问，更有思想；而思想总是与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以论带史、以论代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现代史学的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而且任何问题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z注重史料的批判和考辨，言必有据，信而有征z 以考证、叙事和分析为
主要方法，研究成果多以历史解释的形式出现F 研究事物的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p 任何论点都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先定的概念或假设;论证必须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使用的语从论证方式上看，违背史学范式的情况主要有"逆推"(无限度地追溯
当前事物的历史渊源)、"孤证"(用例子作证据〉、"抽样作证"(选择与自己论点相符的证据，而舍弃不利的材料)、"过度引申"(逾越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矩度)、同历史人物"争辩"(史家位置的错置)以及用"后见之明"评论前人(立论脱离了历史的语境)等数种。"时历和地理就是历史的两只眼睛。
这里所说的“文化”，不同于文化人类学的界定，而是直作为人类智性、美感和才华的结晶的“精致文化”。所谓“文化底蕴”，指的是由个人所获得的“精致文化”的知识、品味和技能所构成的一种综合素养。诚然，学者禀赋不同，特长各异，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治学道路，不能奢望人人都成为杰出的学者；但如古语所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治学须有较高的追求，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资料和实物，怎么能够了解前人和他们的生活呢？他必须深入挖掘资料和实物所包含的信息，再运用合理的想像来把这些信息转换成清晰的历史图景。关于过去的记载大多是零星而琐碎的，史家只能从细部推知全貌，从蛛丝马迹中找到解开历史奥秘的线索。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尼布尔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的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研究古史的学者尤其需要这种能力，要讲看似无关的材料联系起来，并最终证实它们之间的关联。
不少学者强调，研究历史的关键在于揭示历史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但思想总是一闪即逝、变幻不定的，史家如何去捕捉它呢？这同样需要借助于想象力。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对所研究的人们的心灵，对他们行动背后的思想，历史学家有必要进行具有想象力的理解。这种“具有想象力的理解”，正是史家深入“过去时空”、力争与前人“处于同一境界”的基本途径。史家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将自己想像成当事人， 仔细倾听他们的声音，尽力理解他们的想法。在美国历史学极爱哪塔利戴维斯看来，研究历史就是“与过去的对话和辩论”；由于研究者所持的“学术理论和文化价值”是参与对话的一方，他就容易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研究对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她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想象研究对象在同自己进行一场对话，这样就可以了解他们的行动；因为她并不都同意他们的行为，所以要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辩解。要把研究对象当成现实存在的一方，并在虚拟的场景中与之对话，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办不到的。
治史贵能够发人之覆，从常人不注意的地方看出特殊的意义，或者从细微处发现大问题，这也需要想象力。曹冲称象和华佗疗疾的故事，见诸正史，流传民间，似乎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但陈寅恪借助他的丰富学识和超群的想象，将这两个故事的形式与佛典记事传播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印度神话在中土的流传和影响，从中看到了魏晋时期中外文化混合的情况。历史写作也需要想象力的参与。研究者在史料基础上，再运用常识和见闻来想象事件的氛围以及人物的处境，写出的文章就可以引人入胜。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平日喜欢游览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便基于亲眼观察，以富于想象力的笔触描绘历史场景，常常产生如临其境的效果。
正是因为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史学的本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现在的人的学问，它的宗旨在于保证人的当前存在方式的意义，改善人的将来的生存状态。现在是过去的延续，现在的人必须以过去的人的经历为参照，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才能找到面向未来的目标。正如卡尔所说：“只有以现在为参照，过去对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只有以过去为参照，我们才能充分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并增进他对现在的社会的把握，这是历史学的双重功用。
纵向的博通对治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强调，治史须有“通识”，要求史家对自己专攻的领域有“通史性”的了解。如果仅仅关注某一点，就不能上下贯通而穷原竟委。钱穆曾谈到，他在通和专的问题上与傅斯年存在很大地方分歧。。傅斯年不主张治通史，强调专的问题上与傅斯年存在很大的分歧。苟悦在《申鉴》中用过一个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日之罗，无时得鸟也。叫史家应当有广泛的求知兴趣，尽可能吸纳各种知识，力争做到真正的"小通"。断章取义，只引用对自己论点有利的材料，舍弃反面的证据，都是有背史德的。
知识的积累，学养的增益，性情的陶冶、资料的收集，灵感的获得，都要借助读书，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远处等你。
就个体而言，经典训练可以使任人获得一定的思想和知识水准，为寻求有意义的生活做铺垫。
在他看来，治史不能停留在对事之始末、文之法度的追求上，而必须
有独到的眼力，不因陈说，不固成规，能发明新义，自成一家。这是史
学创新的上乘境界，也是治史的精义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