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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将历史看成是情节化、言辞结构、表现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怀特主要从历史学作品的角度讨论历史的建构性，没有注意到创伤在事件和叙事中的基础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讨论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时，怀特修正了他之前的激进看法，但仍未否认见证文献或与大屠杀相关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情节化等文学要素。怀特对包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研究受现实促动的主张，与职业历史学家的说法有所不同。将怀特的理论和关于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考虑，有利于理解记忆、回忆和叙事的动力，以及其中的伦理—政治蕴涵。 赖国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历史学家较多讨论语言、历史表现方式以及客观性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海登·怀特将文学中的叙事、想象、意识形态等引入到历史学界，其产生的影响尤其大。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对怀特的关注，较多集中在他的叙事、历史主义和修辞理论，然而对他的理论所未明确的地方，尤其是在表现大屠杀上可能带来的问题着墨不多。正如美国思想史家康菲诺（AlonConfino）所说，“大屠杀的历史研究通常有别于表现界限的理论讨论”，因此，将怀特的理论与关于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考虑，可能对深化历史学的讨论有所帮助。大屠杀（Holocaust）作为20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事件，挑战了我们理解历史的能力和方法。德国犹太裔思想家阿多诺在1949年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展示了语言既表现大屠杀，又无法充分表现它。怀特强调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在语言和表现问题上呈现出与传统理解的断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展现出与怀特类似的思考，着重讨论历史和事件的叙述方式。美国文化史家林·亨特等担心怀特的理论为道德相对主义、否定大屠杀开辟道路。 怀特的理论在欧美以及近30年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稍显例外的是一些重要的法国史学家（如福柯）对他的讨论和引用较少，法国甚至还没有怀特代表作《元史学》的法文译本。本文主要从法国历史学家对怀特的接受和回应出发，讨论怀特的相对主义在二战之后的历史写作中应有的地位以及面临的挑战。怀特的理论部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关于历史事实的论述。怀特将历史看成是情节化、言辞结构、表现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没有注意到创伤在联结事件和表现上的基础作用。记忆、回忆和叙述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的动力在于创伤，而意识形态是记忆选择的框架。 一、事实与事件 自19世纪历史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历史学家对事实和事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历史学家将事实等同于真实，将虚构看作是理解真实或实在的障碍，而非理解真实或实在的一个维度。法国实证主义史家莫诺（Gabriel Monod）宣称：“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理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是徒有其表的骗人的道德教训。要事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在莫诺看来，源于拉丁文factum（命运）的fact（事实）意味着做过的事，它像自然科学中的原子那样确定无疑，等待历史学家去发现。历史学家强调收集事实，却忽视了也需要建立选择事实的标准。换言之，实证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家在选择、评估和组织事实的过程中可以摒弃思想偏见或价值预设，从而获得客观的历史；事实将自动组成一个模式，揭示出它们的意义。同样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家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提到，历史知识的对象包括物理事实、人的活动和心理事实，“它们任何一种都不是可直接观察到的，它们都是想象的。历史学家们——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无意识地觉得他们是在观察着种种实在——只是致力于各种意象。”《史学原论》的作者们虽然坚称历史是一门科学，但已无意识地趋向表现论，展示了历史学家应运用想象，从意象中推知文献写作者和所研究对象的心灵。 到了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者明确主张历史事实是建构的，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野性的思维》中首先谈到历史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接着认为任何一个历史片断都能被分解成“大量的个人的和心理的活动”。列维—斯特劳斯总结道：“历史事实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正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演变中的行动者借助抽象作用，并仿佛在一种必须进行无限回溯的威胁下，构成了它们。”这里不追溯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事实”的学术史讨论，只谈三点。第一，他继承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亨利·列维—布留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主张历史事实是社会所相信的事实而不是实在的事实，因此认为“君士坦丁的赠予”就是中世纪社会认为的事实而不是一种伪造。第二，列维—斯特劳斯明确了历史事实是一种心理事实，与自然的秩序有关。第三，否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寻找到一般规律。在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的目的在于对事实进行编码，以便提取或解码。这种看法隐含的前提是，个体所接触的事实都能够进入记忆且成为回忆、交流的对象，同时个体对事实的编码和历史学家对它的解码类似。但实际的情形可能并非如此。 1973年，怀特重拾列维—斯特劳斯的建构论，指出历史事实是“必须经过再一次的重构，以作为言语结构的元素”，“出于某种特定的（明显的或隐含的）目的写成的”。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他于1966年发表的《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其中批驳了有关过去的某项陈述符合“原始事实”一说。怀特提到，“构成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涉及双重编码，即在本体、喻体以及它们结合之后构成的新语境和意义中，隐喻涉及一种转移、变化，尤其是情感上的触动。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在编排史料的过程中，必须巧妙地运用隐喻，即“一种启发性规则，它自觉地从证据中消除某些数据”。怀特认定，历史学家的事实“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由研究者根据其眼前的现象所提的那些问题构建出来的”。历史学家可以选择多种隐喻，因此就应该承认对历史事实的某种认知不是唯一正确的，而是有许多正确的观点。然而，这种看法并不会导致极端相对主义，因为“构成事实本身”中的“构成”意为“收集”、“组织”，而不是向壁虚构。 《历史学的重负》中援引现代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看法，从隐喻的角度阐释历史，对职业历史学家的写作和阅读带来了挑战。七年后，怀特提出，“事实以及对事实的形式解释和阐释构成了话语之明显的或字面的‘表层’意义，而用来描述事实的比喻性语言则指向一种深层结构的意义。”这里的“比喻”（figurative）在其他一些地方又被称作“转义”（tropic）。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中，怀特细致地区分出转义的四种形式——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元史学》开篇提到历史作品展现了“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历史处在诗歌与演说之间，这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诗学的，它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怀特看来，诗人根据自己的主题和目的自由地创造（invent）事实，演说家则是有选择地运用事实。怀特认为历史具有诗学的一面，消解了“如实直书”这种说法，强化了事实的呈现具有多种维度。 除了事实的建构特征，怀特还认为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件，是言语和行动中的事件。换言之，事实既包含事件又包含对事件的叙述，甚至说主要是被叙述的事件。《元史学》谈到历史著述的一些类型，例如编年史和故事。由编年史转到故事，它的初始事件可以按照历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加以自由设定。怀特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挑战法国的王位为例，谈到历史学家可以讲一个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例如，在法国王位继承战中，初始事件是“1321年6月3日，国王[查理四世]前往威斯敏斯特。在国王和那个最终将挑战其王权的人之间，开始了这次决定性的会晤”。终止事件是“1333年6月7日签订的《豪斯堡条约》给王国带来了和平。可是，这是一种不安定的和平，七年后，它在宗教冲突的火焰下燃烧殆尽。”首先，“国王前往威斯敏斯特”是事实，也可以被称为事件。其次，这一事实或事件引导接下来的行为。在初始事件和终止事件之间，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给一组特定的事件编码。但历史学家在对事件加以因果解释上，并不是可以无限上溯或下延，也不是说历史中就存在一种目的论。例如，《豪斯堡条约》签订时，爱德华三世也不会料到1337年将爆发今天所称的“百年战争”。在《实践的过去》中，怀特否定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教改革这种一般说法，并提醒道：“不是前一事件主导了后来事件，或者后来的事件被认为是目的上一切朝着新教改革所引导的方向。”怀特强调了历史进程中每一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以及每一事实或事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此，事实、事件是行动的产物，是动态的，面向未来无限敞开。 怀特借助心理学的说法，提出转义既是对原意的背离，又是“向另外一种意义、概念的偏离”。无论从事实还是事件上看，原意（或者说字面意）和转义能够联结、互换，是因为创伤（trauma），让读者感受到创伤。trauma在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中都是同一种写法，原意是指身体上的伤口，转义指苦难、压抑、忧患等。创伤一词在1870年左右用于医学和精神病理学领域，在20世纪初期才用于精神文化领域。1920年，犹太裔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没有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明确界定创伤，只是将它看作是情感方面的丧失和失败。怀特对创伤的定义虽然来自弗洛伊德，但从狭义上认为医学和物理学中存在本质的创伤事件，而在人文科学中，“创伤只是一种回应危机的特殊方式”。从怀特主张“话语的转义”角度来说，本体、喻体以及它们结合之后构成的新语境与意义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上存在紧张关系。怀特在同一性上做文章。实际上，过去的苦难、裂痕无法在当下得到填补、治愈便构成创伤。事实、事件和它们的表现之间的差距、差异可以被看作为创伤过程。 从创伤的角度讨论历史，是源于过去已经过去，它既无法回到当下又时时被历史学家或大众忆起，且只能通过语言、图像等形式建构出一幅相似的图景。一方面，可以将创伤纳入到对怀特所研究的对象的理解中。《元史学》中探讨的19世纪历史学家，无论是兰克、黑格尔、米什莱，还是托克维尔、马克思，都生活在民族国家崛起和战争频发的年代，而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创伤。就怀特讨论的20世纪思想家克罗齐、福柯、保罗·利科而言，他们经历过一战或二战、阿尔及利亚战争等极端年代。另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强迫性重复也是一种创伤，因此怀特的文本是创伤的产物。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以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为界分为两部分，所以该书的结构和历史是以“创伤的压抑和重复形式”展现的。从1966年开始，怀特都在重复强调历史写作具有建构性或“历史的诗学”特征。就怀特自身来说，越南战争、资本主义等促使他“对反主流文化感兴趣”。 二、作为叙事的历史 史学理论要处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证据（包括证词）、历史的时间结构、历史表现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的重负》一文中提到，因为科学和艺术都具有相似的建构特征，19世纪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种“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历史已经瓦解。一战前后，人文科学中出现了适应时代的立体主义、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大屠杀之后，历史表现的可能性尤其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历史学的重负》中引述了一种说法，即“在19世纪是真实的东西，在20世纪就不再是真实的了”。在怀特看来，一战以后，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乃至整个知识界都可以对历史证据提出问题。《元史学》强调，历史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史学家的工作中，‘创造’也起部分作用……同一件事能充当许多不同历史故事中的一个种类不同的要素，这取决于它在其所属的那组事件的特定主题描述中被指定为什么角色。”怀特没有清楚地解释被发明和被发现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史家强调有一种“硬事实”等待人们去发现。在怀特看来，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拷问和编排，证据才会起作用。怀特从这一点出发，认为历史写作和小说写作在本质上类似，即要依赖于“创造”或情节构造。怀特将历史看成是叙事的，强调了语言的虚构、历史的被发明成分。这种看法使他受到攻击，尤其体现在表现大屠杀上，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将会导致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和特殊性，而另一些人认为历史证据中存在某种“诚实可信的”、抵制普遍化和抽象化的东西。 大屠杀作为20世纪最具创伤性的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许多学者的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随着大屠杀第一代幸存者步入晚年，他们开始回忆这一用“创伤”二字难以准确概括的事件。1979年，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提到，奥斯维辛之后，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中的理性基础遭到挑战，它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那种朝前进步的解放叙事。在利奥塔看来，大屠杀之后，宏大叙事将不再重要，或者说历史将不再具有统一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微小叙事”或微观史。利奥塔将奥斯维辛隐喻成一场地震，因而是可以表现的。与利奥塔的隐喻手法不同，怀特求助于反讽。在怀特看来，反讽关注的是表现能力的不充分，“在反讽关于人类的状况根本上是愚蠢的或荒谬的这种理解中，它意图造成一种文明自身处在‘疯狂’之中的信念，并且针对那些寻求以科学抑或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实在之本质的人，产生了一种保守而清高的蔑视。”怀特对反讽的强调招致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怀特的相对主义可能使历史学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大屠杀。 怀特1982年发表《历史解释的政治》一文，回应大屠杀叙事中是否需要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族主义的回潮和反犹太教的兴起使得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不存在毒气室，或者大屠杀罹难者只有几万人。怀特认为，大屠杀否定者忠于“历史方法”，即从档案以及笔录或口述证据出发，严格按照历史学的要求和方法讨论，但最后走向修正主义。怀特以法国的古希腊史专家皮埃尔·维达尔—纳凯为讨论对象，认为区分历史解释中的谎言与错误非常困难。怀特在坚称历史实在性基础上，认为历史的实在性和历史解释的真实性并非同一回事。在1987年《记忆的谋杀》一文中，维达尔—纳凯与怀特持部分相同的立场，认为“历史话语是一个解释网络，如果‘其他解释’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事件的复杂性（或更确切地说是事件的异质性），那么它就由‘其他解释’代替”。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或异质性使人们难以理解事件，但正是这些特性促使历史学家写作。“历史学家的写作既非中立也不是透明的。它根植于文学形式甚至修辞手法，而距离使人们易于发现这一点。”怀特和维达尔—纳凯讨论的是记忆与客观性，以及确立事实和效用上的真实之间的平衡。怀特的看法是，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由历史学家建构，并不是在肯定过去的相对性。在维达尔—纳凯看来，历史学家的书面文本和人类学家擅长的口头表述或体态表现，都是真实的要素。 1990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探索表现的界限”会议，是怀特专题讨论大屠杀问题的尝试。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和该会议的召集者，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dländer）提到大屠杀是最极端的大规模犯罪案例，它“对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家提出质疑，迫使他们面对原本在抽象层面上易于处理的立场的推论”。该会议并非针对怀特，但许多学者却将矛头指向他，认为他主张历史写作跟文学写作一样都依赖于情节化以及历史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叙事策略、转义模式，可能导向否认大屠杀。怀特提交《历史的情节化和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一文加以回应，仍坚称历史的相对化，即历史不可能与历史学家对它的讲述分离。就大屠杀的命名而言，有些用Holocaust（大屠杀），有些用“最终解决”，有些用Shoah（浩劫），然而它们都在比喻或想象的意义上得到使用，涵义各不相同。怀特坦言，这种相对性在书写大屠杀时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历史学家如果有权选择历史情节化的方式，那么它是否有其界限？或者能否将大屠杀与历史上的极度创伤事件比较？最根本的问题是，大屠杀“是否就像其他的历史事件那样，我们可以无限地阐释、而不可能最终决定它们的特定意义”？怀特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确实有一些将历史加以情节化并赋予故事不同意义的方式，例如悲剧的、喜剧的、浪漫剧的、田园牧歌式的、闹剧的，但“就以喜剧的或者田园牧歌的模式来将第三帝国的事件情节化的情形而论，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去诉诸事实，以把它从对第三帝国的相互矛盾的叙事的清单上划去”。怀特修正了自己先前对历史表现的激进看法，认为像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无法用喜剧或田园牧歌的方式加以表现。围绕大屠杀之后历史的真实和效用问题，怀特声称最有效的历史写作是“不及物写作”，即“否认存在于作者、文本、被书写之物、最终还有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种写作中，作者所讲述的关于大屠杀的故事，就好像作者“曾亲身经历过的那样”。这种历史写作的优势在于消解了主语与宾语、字面意与比喻意、事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 怀特没有否认大屠杀可以得到实在表现，但否认它能以1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方式得到表现。大屠杀确实改变了我们思考历史和实在的方式。在诸多史家看来，大屠杀的独特性不在于它的例外论，而在于它的过度，即抗拒情节化和解释。1996年，怀特在《现代主义事件》一文中强调基于人物、事件和传统情节化方式无法表现现代的实在，因为历史结构中出现的那些无法叙述的事件超出了人类的认知。在怀特看来，现代主义事件便是“大屠杀式的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核武器、人口爆炸、饥荒、种族灭绝等。怀特援引文学理论中的“形象完满模式”作为思考事件和历史表现的中介：“历史事件能够彼此相连，而连结的方式就像人物形象与其在叙事或诗歌中的完满相连。”所谓“形象完满模式”就是，一切实在、事件和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象，它本身是完满的，也预示了即将被赋予的意义。无论西方古典史家还是基督教史家，他们都在这种模式之中，通过回溯因果关系将历史解释为一种发展或一个过程，即对于时间上先后出现的事物，先出现的事物是后出现事物的不完满形式。因此，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现代主义事件作为现在的一部分，仍然即将成为要完成的东西，成为历史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怀特认为，现代主义事件是历史的，也是叙事的，同时拓展了对意义的认知。另一方面，怀特既扩大又贬低了大屠杀的概念，将20世纪的极端事件当成“大屠杀式的”，又将大屠杀与大萧条、人口爆炸等相提并论，弱化了大屠杀的灾难性和特殊性。 怀特将叙事看成是历史表现的核心方式。然而，在被经验的生活和被叙述的历史之间存在裂痕，所以怀特对历史的看法产生了许多争议。怀特的主要反对者是意大利微观史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和美国哲学家贝瑞尔·朗（Berel Lang），他们认为怀特的相对主义可能走向大屠杀修正主义或否定论。金兹堡追溯了怀特思想的意大利来源，认为怀特的理论同样可能被坏人利用。在朗看来，以比喻或“想象”的方式建构历史叙事，对表现大屠杀来说都是不恰当的，因而只能以纯粹编年的方式表现大屠杀。这里不具体讨论金兹堡和朗的看法，只提一点，即金兹堡和朗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犹太身份有关。 见证者的证词承载了创伤，制造了情感，展现了读者的关切。就大屠杀而言，见证者和表现者将20世纪最极端的事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又试图从转义的层面上触及大屠杀本身，另一部分是为沉默者说话的同时试图抵达大屠杀的核心，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灾难。怀特将想象引入历史，认为历史学家运用想象编排历史，读者在想象中体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小说都是“想象性叙事”。怀特将法国宗教史家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小说是历史的受压抑他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认可历史和小说共享“创造”或“诗意”特征。无论在历史学还是小说中，读者都不是被动的或者消极的，甚至“意识的主动的和创造的方面是话语中最能够直接理解的方面，而且，在话语中，这些方面也受到可以表述的理解意图、目的或目标的引导”。回到大屠杀，用叙事的手法讲述受害者的故事就是运用小说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到“好像”它发生在过去。怀特的理论并不是要否认大屠杀，而是提醒潜在的读者应注意作者写作的意图、目的或目标。因此，怀特一直强调，针对那些否定大屠杀的人，应该问的不是“它真实与否”，而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否定”。历史叙事转向了历史的伦理。 三、历史的伦理：现在与政治 实证主义史家主张对过去加以无利害研究、“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历史学的重负》中的说法是，历史学家应该体现出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怀。怀特说：“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解决我们自己时代所特有的问题。”在怀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研究历史尤其应该立足于解决现在的问题，这是重新确立如何以及为何研究历史的基础。 如果说历史学是通过解释过去的痕迹而进行的，那么只有将痕迹变成现在的一部分才可能使它得到解释和理解。从现在的角度理解历史，就意味着历史不再是过去的或历史的，而是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的。因为过去和现在的纠葛，历史学家思考过去的动机和方式成为了怀特关注的重心。《元史学》中表现出从现在看过去的观点。例如，怀特用托克维尔说明他在研究美国时，更多在考虑当时的法国将可能面临何种局面，而在研究旧制度时，同样在参考他所处时代的动荡不安之后思考法国的可能走向。从19世纪欧洲的动荡历史看，“欧洲与美国比起来，是一部包含了一切真正的悲剧成分的戏剧”，因为欧洲文明处在割裂、分离中。这种创伤或悲剧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调，更是20世纪欧洲现实中的核心旋律。 怀特区分“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认为前者是职业历史学家认可的“真正的”（properly）过去，后者是与“受压抑的记忆、梦和欲望”相关，受现在影响。在怀特看来，现在是选择过去的依据。其实，可以从即时和延迟两个方面看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而现在是这一时间序列的中间环节。实际上，现在不断变化，当历史学家书写时，它就已经变成了过去。也就是说，现在在历史学家出现之前，由记忆转换成书写文本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换言之，口述证据和历史档案中都包含现在，有现在的意识、反思。 除了作为中间环节的现在，还有一种延迟的现在。所谓延迟的现在，是将现在当作一个并非“连续”的片段，供人们叙事、反思。法国历史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探索了历史与记忆、时间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在利科看来，叙事的重要性在于操控时间，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令人困惑的、未成形的，同时最极端的沉默的时间经验”。沉默的时间经验，就是那些无法过去的过去仍然困扰着当下。利科将朝向情节化的时间和叙事落实到“现实世界”、行动和受难的世界。利科对叙事中的净化作用感兴趣，认为情节化激起的怜悯和恐惧发生在读者身上，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从历史文本的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看，书写一方面是为了记住过去，另一方面是服务于读者，即当文本产生效用时，读者的世界就被重新塑造了。同一个历史故事被不同的读者或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理解，是集体记忆的来源，所以延迟了故事发生时的现在。 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中讨论记忆转向历史的动力时，花了一些篇幅肯定怀特的转义理论对讨论历史写作的贡献，同时又认为怀特“在其自身的话语中存在某种分裂”。一方面，怀特主张语言作为并不透明的媒介，是无法充分反映被假定的现实；另一方面，事件中那种极为可怕的东西无法用任何可能的表现模式加以展现。就记录大屠杀的文献而言，利科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体现在“参与集体记忆的层面上，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记述集体记忆”，在延迟的现在重述历史。见证人在记忆的基础上叙述历史，但历史作品又保存见证人的记忆乃至建构集体记忆。这种建构包含了见证者所处的现在，又蕴藏了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在。利科最后提议，“应该积极探索其他表现模式，如有可能，可以探索同非书籍的其他载体相关的表现方式，如戏剧、电影、造型艺术”。怀特在评述《记忆、历史、遗忘》时认为，利科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更重要在于“培养一种具有教育功用的历史文化，它帮助塑造一个负责任行动的公民”。对于利科作为一战遗孤的经历是否对他的保守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怀特在这篇评述中显现出迟疑。实际上，利科于1940—1945年在德国集中营受监禁这段经历对他修正怀特的相对主义，强调根据证词的来源区分各种见证，例如幸存者的见证、旁观者的见证，具有重要影响。利科从记忆的角度将叙事放在集体文化的框架下思考，即集体文化决定了某些应“永志不忘”（never forget），另一些则应遗忘。怀特的话语模式将叙事当作一种言语表达形式，虽然也体现出现在的重要性，但没有完全平衡创伤记忆和现在关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怀特只是从后一事件决定前一事件的意义角度上谈论延迟。 与从现在看过去相关的是，历史学家根据他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来写作历史，因此每一种历史叙事中都包含某种意识形态。美国史学史家彼得·诺维克揭示了怀特于1955年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并登上历史学讲坛前后，美国历史学家对传统客观性极度崇拜，他们“在贬低意识形态的同时赞美美国的经验主义，这成了战后让美国的史学思想回归到客观性旧规范去的力量之一”。怀特一反主流的意见，说：“事实上，每一种有关实在的历史记述中，确实都是显示出一种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怀特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一系列规定，它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并执行一种立场，并声称其具有权威性。意识形态一方面使得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性质持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有利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构想实在。怀特根据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20世纪政治的观察，按社会变迁的标准区分了19世纪的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怀特追随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看作是两种对待实在的方式，认为它们都有积极的作用。意识形态扮演着认识社会、保持认同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是对过去的象征性确证。乌托邦意为“没有的地方”，它超越现实，是一种积极的想象。乌托邦是对未来的开放，扮演着认知陌生化的作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一体的两面，它们都与创伤有关。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便是理解创伤，理解那些“永志不忘”的历史。乌托邦与创伤相关，是因为它涉及到现在的不可能性，又涉及到未来。乌托邦应该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表现历史，既是表现即将被认识的历史，也是表达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这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想象政治”非常重要，因为它约束、挑战个体记忆。《历史解释的政治》一文分析了历史学家如何可能从解释的政治转向政治的解释。所谓解释的政治，是指历史学家的政治观点影响到他的历史解释。所谓政治的解释，是指从政治的角度对历史加以解释。用传统的方式对过去加以客观研究可能导致历史的重复，即忽略解释的政治将可能导致像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怀特总结说：“对过去自身的研究不如一个人根据某种目标、兴趣或目的研究过去的方式更能确保防止重复过去。” 意识形态或“想象政治”是历史解释的框架和文本编码的语境。历史学家总是受伦理的引导。同样，对读者来说，历史的用途部分关乎实用和政治，部分关乎伦理。怀特在《历史中的解释》一文强调情节化是受“道德驱使的”，同时“解释至少以三种方式进入到历史编纂学中：审美方式（叙事策略的选择）、认识论方式（解释范式的选择）和伦理方式（意识形态含义之策略的选择）。”细探起来，历史学中的审美、认知和伦理三者是一体的，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同时又反映了意识形态。不过，应该指出，历史的伦理和记忆的伦理有所区别。记忆的伦理指的是如何处理过去，过去如何与社会的自我形象协调，以及传统文化如何接续。记忆的伦理强调让痛苦敞开以免遭遗忘，同时强调“不再”（never again）这一禁令。历史的伦理是历史学家作为评论者和作为公民、有伦理道德的人应该遵守的规范。作为评论者，历史学家应通过历史文献与那种遭扭曲的记忆对抗，即在遵守学科规范的前提下对事实和事件作出可理解、可交流的说明。作为公民、有伦理道德的人，历史学家应在参考他所处的时代和现实的前提下，就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或非一致性加以解释。就大屠杀而言，怀特从历史学的角度关注被表现的大屠杀文本中所含的情节化，而那些幸存者和具有犹太身份的历史学家从记忆的角度关注创伤的起源、受害者的性质及其与广大读者的关系。 具体到怀特自身，他的著作中也有一种实际的目标，那就是将历史叙事当作质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求得解放和人类幸福的方式。怀特在历史作品之外关注饥荒、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体现了他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怀特很少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怀特说，“反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们都错了，他们说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历史、客观性、规则、方法等等”。怀特反对的只是那种认为能“如实直书”的历史学，意在让读者注意到历史作品中的伦理—政治蕴涵。 四、结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海登·怀特从语言、想象等角度，讨论了历史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情节编织、意识形态等，认为历史叙事是在比喻层面上对事实和事件加以表现和解释。怀特的理论关注历史的语言建构及其在认识论上带来的问题，而没有将历史看成是一种交流形式。在交流过程中，事实、事件和它们的表现之间的差距、差异可以被认为是创伤过程。创伤也是原意和转义能够联结、互换的前提。美国思想史家迈克尔·罗斯指出，创伤促使人们关注“回忆或纪念的责任”，且激起人们的同情心。 怀特是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者、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者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他试图解释历史事实和事件编织过程中存在的文学特征，从而理解历史叙事的多样模式及其包含的伦理—政治蕴涵。怀特的观点受到大屠杀幸存者和具有犹太身份的历史学家的批判，因为他们认为无法用多种情节化方式将大屠杀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叙事。怀特在承认大屠杀确实存在的基础上，修正了他之前的激进看法，认为历史叙事有它的边界，大屠杀不能以喜剧的模式加以展现，但仍不否定其中包含了情节化等文学要素。历史叙事关注的是过去，其中仍蕴涵了历史学家的审美趣味、解释策略和伦理立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伤、记忆、回忆、距离、在场（presence）成为史学理论中的热门议题。怀特在主导“叙事转向”时也回应这些议题，并适度修正自己的观点。同时，西方史学理论家和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在历史实在、历史证据和历史方法等问题上与怀特对话，拓展了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特和他的叙事理论、介入世界的方式仍然值得东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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