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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汉武大帝》序幕中说：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民族立于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这三句话每一句都非常之重。汉武帝刘彻真的配得上这三句话么？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做客中原国学讲坛精彩讲解片段，带你走近汉武帝刘彻。（提示：本篇节选自中原国学讲坛名师讲座精选图书：《历史的声音》） 汉武帝刘彻（资料图） 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汉代的人是这样评价他的，班固讲的两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他讲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在《汉武帝传》里面说汉高祖的功劳就在于拨乱反正，文景二帝之间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汉武帝最卓著的贡献是“外攘四夷，内修事务”。 假如说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而不改变文景之治那种俭朴的作风，那就更好了，可惜他没有坚持，汉武帝是另外一个风气，他是好大喜功，奢侈浮华，在这一方面，班固对他有所批评。 民国时期的夏占友先生，对于古代的帝王有这样的评价，说有的帝王是一代的帝王，比如说汉高祖刘邦；有的帝王是24史的帝王，举的例子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是百代之帝王，他的影响远远不止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此后，他在位的时间一共是54年，他这一生占了西汉王朝1/4的时间还要长。 如果要讲到汉代的盛世，应该是说汉武帝开始到汉宣帝时期，“盛世”这个词最近几年好象流动着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敏感的神情，所以汉武帝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地被学者、媒体、观众等提到。 对这个时代，我想我愿意用几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奋发勇为、积极进取、功业显赫的时代； 第二个是规范制度、垂范后世的时代； 第三个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真正走向世界的时代。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汉武帝在这个时代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个，在汉武帝时代，他确立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汉武帝这个时代，他把儒学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董仲舒的一个建议，他讲的“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是，说要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个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后人都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汉武帝这个时代要通过什么方式来提高儒学的社会地位的？它的效果如何？ 我们先从效果来看。要讲到靠国家的力量来提倡乃至于行政力量或者是国家暴力强制来推行一种思想统治，在汉武帝之前有一位秦始皇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用的是暴力的手段，他希望通过“焚书坑儒”建立国家的统治思想。不管对秦始皇做什么样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尽可以见仁见智，秦始皇用这个手段统治思想是失败的，他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让人们闭上嘴巴而已，但是人的思想是存在于人的脑子里面的。因为，从效果而言，秦始皇搞“焚书坑儒”并没有使天下人思想统一，他把人的思想推向了一个和秦朝相对立的知识层面，这就说明秦朝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失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汉武帝，汉武帝和董仲舒是成功的，他确实把儒学经典在社会上确立了它的尊儒的地位。 我们来看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做的？汉武帝用的是非常高明的诱导的方式，具体的做法就是“立太学，置明师”，把儒家作为确立在官办的一种唯一的教材，天下读书人每朝每代都很多，真正所处于一种对某种学术的瞻仰，毕竟是少数。 人一方面可以对某种学术有所信仰，可是对多数人而言，有一个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问题。 汉武帝时代采纳了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设老师称为博士官，博士官有一个弟子叫博士弟子，在这个太学里面教国家指定的儒学经典。这些老师来自国家聘请的天下名师，这些名师全部都是儒学大师。某个人被聘到太学里面做博士官，标志着他的学问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也标志着他的学问在社会上被确立了一个地位。所以，那些被设为博士官的人对政府是心怀感激的。如果你的学问再大，国家不聘任你，你不能走上官方学院的讲堂，你的学问就得不到传承。而对于他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只要通过《易经》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做官了。 所以，汉武帝时期设太学、置明师，实际上给人们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你读儒学经典读好了，就可以做官。 因此许多世人开始来读儒学经典，有的人甚至原来并不是学儒学的，他要改行，改专业来学儒学，因为学别的晋升的机会不多，发展前途不好。其中，有一个人叫公孙弘，此人原来是学“杂学”的，一直到40多岁，他开始变化方向来学儒学经典，此人在改换专业之后，后来很顺利地当上了宰相，他是自我改变的第一个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信息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人们纷纷来学习儒学经典。
再来说，为什么这么兴盛呢？ 班固说了一句话：“改利禄之论，然也。”其实，何止是汉武帝一朝，历朝历代，概莫例外，官府只要把学问和官方语言联系到一起，和官场的考核联系到一起，就足够了。这是我讲的汉武帝独尊儒术最有效的方式，垄断教育，因而导致了社会舆论根本性的改变。 汉武帝还有更高明的地方，已经做官的人怎么样？让他们意识到儒学经典的重要。在汉武帝之前，朝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请百官来议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借用任何语言。汉武帝时期在搞尊崇儒术之后往往给一些限定的条件，有的时候还要特别指出，汉武帝让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勿以抒情，要以儒学经典来作为一种学问”。 现在，要跟上这个潮流，也要学着说两句儒学，在官场里面把儒学经典定位为官方语言的一种符号的特点，就是诱使在职的官员来学习儒学经典。 还有一种方式，把儒学经典提高到国家法律的高度，甚至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儒学经典可以取得高出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法律效率。这是尊崇儒术非常有效的手段。本来遇到案件，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应该依据国家法律来断案，可是现在在断案的时候就喜欢用儒家观点的标准来判案。这种判案，成为汉代的一代的风尚，就是称为“春秋决狱，儒家定位”的原则。 儒家经典的教义和国家法律的规定出现冲突的时候，法官们依据什么断案，两者之间选择什么？按道理来说应该按照国法来判案，可是汉代的官员，因为整个朝廷是以儒学为最重要的学术的，所以当时的断案都是以儒学来断案的。影响春秋时期最大的案例就是复仇，“子不复仇非子也”。为了复仇，可以采取各种手段，都是被儒学经典所认可的。复仇是一个神圣的义务，可是大家想，复仇是自远古时期形成了习俗，可是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儒学的伦理，但是这个儒学的伦理和国家政权是相抵触的。如果允许民间私下复仇，那就是互相残杀，置国家的法律而不顾，你伤害了别人，别人来复仇，世世代代的复仇下去怎么办？所以，在这一点上，儒学的治学原理和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的。 在儒学独尊的大背景下，做事是不可以违背儒学经典的，如果违背了，就会在社会上受到人们舆论的批评。 另外，对汉武帝尊崇儒术的内幕，我们还应该有所了解。有人简单的说：汉武帝就是独尊儒术了，让其他学问没有地位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说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把儒学放置在治国之道这样的意识形态以上。但是，汉武帝、董仲舒是不一样的，董仲舒提倡的是不符合儒学的就把他灭绝。汉武帝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人家要考虑治国的根本大计，他这里面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有这么一个选择的存在。 儒学被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凡是对治国有用的学术，汉武帝没有真的给予毁灭，实质上在变相地延用着。
从汉武帝用人来说，他用公孙弘来做宰相，但公孙弘是没有权力的。朝廷重用的儒生是懂事的儒生。所谓懂事，是别把儒学看得太重，儒学也得跟着皇帝走。西汉那些皇帝没有一个是真正尊崇儒学的人，全是借着儒学来找一些“与时俱进”的人。在政治运用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桑弘羊，他从来不是儒生，并且对儒生极为反感，他代表的是法家一派，张汤是执法官员。 我刚才强调的要看到他的奥妙之处，并不是说他不搞儒学。如果大家把这个变化和汉武帝之前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汉武帝之前，汉高祖刘邦开国之后还来不及讲究这些，因为那些急于处理的事务都够忙的了，倒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占据了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无为而治”和儒学有些方面是接近的，有些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一条，黄老认为政治要宽缓，对民众也要轻徭薄赋等等，他反对过分的强为。而汉武帝这个时期恰恰不一样，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改变，汉武帝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导致了汉武帝时期必然是一个更改前期几乎是所有国策的时代。 汉武帝这个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而真正要求变化的并不是汉武帝本人，是董仲舒。 董仲舒说：“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更化”，最准确的一个翻译就是“改革”。所以，他说西汉从开国以来，就是应该改革的时候而没有改革，董仲舒就强调对汉武帝说要改革。 汉武帝是一个什么人？他不像汉文帝谦恭自守，一个以养民、发展经济为己任的人，他是要强为，恨不得把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 汉武帝晚年对他自己有一个总结。 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改革的事，不是我愿意做，是时代要求我必须这么做——“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他的原话就是这样的，他说如果我不变更制度，我的后世没有可以遵循的制度。（未完待续） （提示：河南博物院中原国学讲坛现场可购买《历史回响》书籍！）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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