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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明廷以袁崇焕督师蓟辽，擢祖大寿为前锋总兵，而随着祖大寿在辽东地位的日趋上升，祖氏一门接踵拜将于戎伍，兄弟子侄等十余人分别以副将、参将、游击的头衔驻守于锦州、宁远、大凌河诸城。由于他们率领明军多次重创后金，把住了东北边关的通道，故而闻名于关内外，号称“关宁铁骑”，作为辽东精锐为明廷倚重。 祖大寿是大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号称“万人敌”，抗清二十余载，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战功显赫。后因袁崇焕被诬陷入狱，他愤而率兵出关，经两次反复，最终降清。 第一次降清是在大凌河，清兵围城三月，，城中弹尽粮绝，总兵官祖大寿等欲突围不能出，被迫投降，其实这是一次缓兵之计。随即，大寿借口招降走入锦州城不归，崇祯十四年（1641年），祖大寿驻守锦州，被清兵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镇总兵13万大军来援，结果兵败被俘降清。锦州再无救兵，并且已经到了粮尽食人的地步，63岁的祖大寿眼见回天无力，拔剑自刎，被部将救下后抬出城外投降，这便是第二次降清。 时局的颓废、皇帝的不信任、主帅的无辜被杀、援军的覆灭、族人的被擒、城内的弹尽粮绝，甚至敌人的大度像一道道绳索缚住了祖大寿的身心，终于形成一张大网，使祖大寿动弹不得，最终选择了降清。 史学家黎东方评价祖大寿一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悯”。与同时代的降将贰臣们相比，大寿降清却有不同之处。第一，祖大寿的两次降清都是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发生人吃人惨剧的条件下要求皇太极对天宣誓，不杀将吏兵民之后，才开城投降的。当时清军对明朝军民不肯开门投降的永平等四座城市，攻陷之后实施残酷屠城以儆效尤。祖大寿不是个不明事理的“愚忠愚孝”式的人物，在经过“是让自己当‘忠臣’而牺牲三万军民，还是让自己当贰臣而保全全城军民免受屠戮”的问题上苦苦思索之后，再加上母亲的劝谕，这才决定牺牲自己开门投降的。在个人名节至上，视百姓如草芥的年代，祖大寿对于百姓的体恤是难得的。第二，他没有做清朝的鹰犬，祖大寿被迫降清后未和明军打过一仗，除了给自己的外甥吴三桂（祖大寿的姐姐是吴三桂的继母）写过一封不咸不淡的劝降信之外，史书再难找到大寿的“汉奸”记录。如果狠下心来，如洪承畴、吴三桂之流，向自己的明朝旧主和农民军开刀，以祖大寿的强悍，最起码强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像他们一样封个什么王之类的，恐怕也不困难。 作为降将贰臣，祖大寿仍旧在追求人情道义都交代得过去，既对得起明，又对得起清。 可以说，祖大寿投降时的心理是相当复杂的，荣誉的坟墓与耻辱的人生之间只是一念之差，然而他痛苦的选择了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降清。 然而历史毕竟是严肃的，祖大寿死后未能列入《明史》，而是和洪承畴一样列入《清史·贰臣传》。在那段波澜壮阔的朝代更迭史中，作为曾经叱姹风云，屡建奇功，以忠臣良将自期的降将，祖大寿在弥留之际想必是最痛苦的，后人有感于此，特做对联一副：一代名将，据关外，收关内，堪称往复有忠义；两朝贰臣，悖前主，负后主，真个里外不是人。 祖大寿入关以后，清廷在北京西城阜成门大街（今北京市西城区富国街3号）给他赐建了相当宽敞的府第，因此府第所在的胡同，从清代到民国都称为“祖家街”(现在改名富国街，仍是中央首长的住地)。 宅第是一座相当宽大的四合院，房屋坐北朝南，建筑格局是清代官员住宅的典型布局。祖家后人发迹以后，子侄们另有住处，祖居改建为祠。清末在这里建立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直到现在，依旧是北京三中的校址，房屋基本保存完整，为西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顺治十三年（1656年），祖大寿在北京病卒，归葬辽宁宁远（今兴城）新祖茔。顺治皇帝命视一品大臣例祭葬，同年八月十五日，派永平知府到宁远祖大寿墓前致祭，立碑镌文“镇国将军祖大寿墓碑”，其子侄皆授显爵。自其子辈起，分葬于京郊右安门外草桥、左安门外、东直门外坝河、清河永泰庄等处，犹如京师土著。 宁远古城内现存祖氏石坊两座。居南一座是祖大寿石坊，居北一座是祖大乐石坊。几百年来，宁远“祖家坟”作为尚武的象征，保持着它特有的威严肃穆，直到清末，仍是普通百姓的“禁区”。 在遥远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旁有一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内有许多中国文物。其中特别收藏有一个清朝官员的墓葬遗物，除了墓穹是复制品，其它全部都是真品，石门高六米，上有精美石雕。石供桌、高高拱起的坟丘、成对的石人和石骆驼等，衬托出一个典型的清朝豪门的墓冢。他们将这些布置成清朝官员的“墓园”展览，并称这就是祖大寿墓。 安达略博物馆以组织盗墓闻名于世。展馆的文字记载，墓来自北京附近的永泰庄。按照文物入馆标记，时间为1919年，展品的提供者为克罗夫茨。克罗夫茨为英籍皮货商，当时在天津做生意。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委托克罗夫茨在中国采购一套完整的明清高官显爵墓葬，克罗夫茨最终选择了一座祖家古墓，经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认可后购买并运到加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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