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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国内外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和交流。上海博物馆在建馆60周年庆典之际，同时举办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和“元代青花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10月19日—10月20日）”。首先我为这次没有撰写相关论文参加此次学术研讨而颇感不安！并诚致感谢上海博物馆为我提供了又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物博物馆及收藏界对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日益重视，其中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更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术界相继开展对元青花瓷器的深入研讨，取得了不少收获和进展，尤其是中国古陶瓷学会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尊重科学严谨态度，及时纠正了所谓“唐代青花瓷”错误研究导向，类似于之前在学术界沸沸扬扬的“唐青花”学术观点也不再抛出（除非今后考古研究所经过科学严谨的考古发掘出现可靠的资料），致使青花研究朝着我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轨迹得以正确的延伸。上海博物馆的这次活动为推动元青花研究无疑更深入了一步，所取得学术成果也是喜人的。下面就本人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回来结合目前元青花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梳理后谈几点肤浅看法：
一、关于元代至正末期与明代洪武初期青花器物的区分。在目前学术界就元代青花的断代界线观点过于纠结，比如元代青花瓷的至正末年与明洪武初年的区分，因元代青花瓷器在绘画及纹饰上与其它朝代瓷器不同，特征过于突出风格过于明显。这就存在一个过度期的问题，而这个过度期的纹饰反应到明洪武初期的器物上并没有发生“质和量”的变化。故此我们是很难准确把握出哪一件属至正最后一年、哪一件又属明洪武元年的青花瓷（除非有明确铭文年款），要么明洪武初期根本就不存在类似于元代纹饰的青花瓷器，否则就是用“科学仪器”也难以检测出来。我们应从早、中、晚三个阶段加以区分和甄别即可，这也客观的反应了从元青花创烧进入过度到明代初期出现的艺术风格存在延续性的历史事实。在没有准确年款的前提下，我们除了解器物存在各朝代间在造形上所发生的变化外，在元青花研究过程中应特别重视把握好其绘画装饰艺术风格存在一脉相承的陶瓷发展的客观规律。
 
南京博物院藏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湖南省博物馆藏元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
例如，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于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南京江宁县观音山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也是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学者从元青花的绘画风格上入手，认为前者为明洪武年间的作品，后者在学术界早已公认为元代烧制的青花瓷。但从纹饰的布局和人物绘画风格上，看不出两者间存在元代末期与明洪武初年明显的界线区分。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元代青花瓷器过程中，不要过于纠结纹饰在器物上所发生的合理性的变化，否则就会给研究带来“钻牛角尖”的负面效果。
二、关于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一件元青花大盘器物上出现波斯文。这件器物也在这次“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中展出，并进行了学术研讨。成吉思汗建立了强大的大元帝国，成吉思汗西征时（1219—1260年）就将西亚的哈剌吉技术（阿拉伯语的蒸馏酒）引进我国，利用中原发达的农业作物，蒸馏白酒很快在中国流行，自此中国就开始有了白酒的酿造。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其疆域面积北到西伯利亚，西延伸到西亚和中东均在其势力范围的控制下，此时的景德镇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着天下工匠，形成“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磁州窑、吉州窑的窑工就是以擅长绘画为主来到景德镇后在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从研讨会上出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藏的元代青花大盘上出现的阿拉伯文字中可以见证，青花料（苏麻离青）是随着大元帝国的地缘政治因素，由当时的波斯工匠带入到景德镇元代的窑厂，将在清真寺常用的低温瓷板青料装饰绘画技术与景德镇高温瓷器相结合。虽然釉下彩绘瓷器的多种色彩矿物材料早在唐代长沙窑就已经很丰富了，在宋代五大名窑多色釉的运用也日臻成熟，甚至元代的景德镇在青花创烧初期也一度出现了国产料（以延右塔式盖罐为标准器），自从成熟的上等钴料从中东引进后，来自波斯钴料在当时景德镇高温瓷胎及釉的共同作用下，三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使陶瓷装饰绘画效果在景德镇瓷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陶瓷从此进入了装饰艺术的发展阶段。从盘沿的书写的波斯文这已说明中东工匠们已参与到元青花烧制的历史事实。也进一步解密了元代突然出现成熟钴料装饰瓷器的迷惑，景德镇元青花的突然出现不再显得那么突兀和使后人难以置信了。宋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大迁移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中原人口发生了两次大的由北向南的迁徙，其中河北、山西等地的居民大多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不仅是北方磁州窑系的作品对景德镇瓷窑产生巨大影响的最直接的原因，也与波斯工匠将上等的青料及使用技术带到景德镇必无关系，他们不仅在景德镇订烧迎合伊斯兰民族风格及生活习俗的大盘，并参与青花瓷盘烧制过程中在其外边沿写下了波斯文字的标识。
青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菱口大盘”外口沿上书写的波斯文字
三、目前国内元青花研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元青花研究，从工艺及绘画装饰风格等在学术界都有了比较一致看法和认同，存在一些小的分歧是元代青花瓷创烧的准确年代？其次是成型工艺是否属印坯还是拉坯。这些分歧应该用实物佐证我认为就可以解决。主要问题出现在元青花如此受到世人的钟爱和追捧，除其开创了以釉下钴料彩绘瓷器先河及使陶瓷艺术发展有了跨时代意义之外，还缘于元青花瓷器十分稀少和珍贵，目前价格也在拍卖中居高不下，甚至出现高仿赝品屡屡拍出天价。由此滋生出“元青花漫天飞”的现状。有以下几点棘手的问题急需解决：
1、国内外现有博物馆和民间到底有多少“真品元青花藏品”？
2、在高仿品不断“混”入拍卖市场屡屡得手、甚至爆料出个别博物馆用千万元征集的假文物也“钻进”了博物馆的藏品序列中，此类现象相信不止是发生在这个博物馆，其它博物馆也应高度重视，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开始出现陶瓷及元青花仿品，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高仿品大量出现。我在04年对一些博物馆三级陶瓷文物鉴定确认时，就发现那时征集文物过程中就有这类文物出现在藏品序列中，当即将其从藏品账上剔除作为参考品与真品比对研究。面对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在一些博物馆发生，政府行政业务部门及专业研究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守护好这块“净土”不容玷污，因博物馆是传播民族文化脊梁的场所，让后世看到我们保护下来的是中华民族所创造出来的真正的国宝珍品“元青花”，而不是以那些高仿做旧后的赝品为标准器，误导后来者，这事是很可怕的。
3、目前有的国有博物馆把关不严，为所谓收藏家收藏的赝品举办个人收藏展提供展览场地及平台，而其中就不乏“元青花仿品”，这些高仿赝品又没有标识来源说明，有的赝品凭空捏造莫名其妙的器物来源，似乎要通过这类的手段进行巧妙运作，有误导民众使赝品走向“事实化、合理化”的不法勾当。
4、我在走访一些文物市场过程中，发现一有趣现象：一些高仿赝品只要在国外贴上了拍卖标识，回到国内后就成了真正的文物。这类器物在国内而且很有市场。其中除元青花之外，不凡各朝各代名瓷，尤其是明清官窑瓷器。不知其中奥妙为哪般？
而以上这些现象存在，目前仍在有恃无恐的持续发酵。谁又能为其把脉？
四、对高安馆藏元代青花瓷器参展的看法。高安博物馆有馆藏“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青花云龙纹荷叶盖罐、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和青花菊纹诗文高足杯”共4件藏品参加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其中兽耳盖罐作为“2012上海元代青花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标。高安博物馆参展的元青花展品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元青花云龙纹至正象耳瓶”均处在此次展览的主要展位供来宾观看。高安元代窖藏出土的青花瓷器与“元青花龙纹至正象耳瓶”和南京故宫博物院藏“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等为研究元青花瓷器的极其珍贵标准器。它们从器物的造型比例和规范、胎底的诸多特点、釉面玻化的莹润度到绘画风格、纹饰布局以及青花钴料的发色等堪称元青花中的绝品。它们是我国陶瓷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更是不可复制的奇迹，值得深入研究探讨和借鉴，而仿品元青花是永远也达不到如此般效果的。可以恳切地说，1980年在高安出土的元代窖藏“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为我们提供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
高安博物馆馆藏“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为2012上海元代青花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标
参展的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元青花云龙纹至正象耳瓶”
“元青花云龙纹至正象耳瓶”上的铭文记事
参展的高安市博物馆馆藏“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
参展高安市博物馆馆藏“青花云龙纹荷叶盖罐”
五、研讨会期间花絮。
学术研讨会期间拜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
上海博物馆成立六十周年庆典仪式上拜会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王莉英会长
学术研讨会期间拜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原副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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