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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至2014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持续进行了65年。此间，由于各历史阶段的政策、国情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城镇化道路和模式表现出很大差异性。笔者从农民与城市的融合方式上，提出农民与城市融合的三个基本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其特点与规律。 1950—1978年：人口城镇化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中，中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第一阶段是1954—1959年。期内各年人口迁移率均在30‰以上，全国城镇职工总数由1953年的1856万人激增到1960年的5969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第二阶段是1959—1966年，期内人口迁移率骤然跌落到仅略高于20‰，全国性的人口迁移事件主要有“大三线”和“小三线”。第三阶段是“文革”期间，全国大量城镇人口重新返回农村，净减少城市人口3788万，出现1949年以来首次人口流动“逆城镇化”。 这一阶段农民与城镇的融合受制于城乡分割、城乡差异、城乡地位不平等等理论和政策的导向。从农民与城镇融合的特点来看，尽管“文革”期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人口迁移很大，但其基本特点非常明确：部分农民通过国家招工进城，直接成为城市人口，但数量不是很大；农民与城市融合的主体方式仍是“人口型”融合，即农民进城主要是以人口概念出现，如买卖、赶集、探亲、访友等；农民与城镇的融合是短暂的和临时的，他们没有条件长期住在城市，成为城镇人口的一部分。 1979—2000年：劳动力城镇化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和工业的就业市场被打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在这个阶段，农民与城市的融合方式比较明显，以劳动力转移性就业为基本特点。具体融合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三种：农民外出长年打工模式；农民季节性打工模式；就地就近在城镇打短工。从就业方式上看，大部分农民工与就业单位签署了就业合同，但也有相当部分没有就业契约关系。从农民工流转区域来看，大部分属于跨省流动，小部分属于就地流转。从行业分布看，农民工所占比重建筑业为81.8%，制造业为73.6%，餐饮服务业为67.4%，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服务业所占比重正在上升。 在这一时期，支撑农民与城镇快速融合的因素，主要是在理论上已出现了城乡就业市场全面开放理论、农民收入与劳动力流动融合理论、农村发展资源动态配置理论等，“二元结构”被深度突破，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撑因素，而且成为支撑城镇和工业成长的重要资源。但这一时期农民与城镇的融合还是表面的和部分的，这是因为：一是大部分农民与城市的融合仍是流动状态的，不是固定的，改变的只是流动方式，而不是农民身份；二是大部分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打工赚钱，不是为了变成市民；三是大部分进城农民以租赁方式解决住宿；四是进城农民的医疗、上学、入托和养老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还不能与市民“同价”。 2001年至今：结构城镇化阶段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产业转移、对口帮扶、对口援助、新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政策的实施，进城农民工越来越多，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农村家属、子女、老人的跟随进城。在这一时期，农民与城市的融合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量“异地转移”和“移城定居”。同时，进城农民开始提出并呼吁“市民待遇”，融合目的开始向生产生活全面转变。 21世纪以来的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带有身份置换和政策“同价”的特点，其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依据，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决策。这一时期农民与城市融合特点如下：融合总体特点为结构城镇化，农民要在身份、就业、待遇、权力等多方面与市民“同价”；农民与城市融合进入制度化阶段。如果说人口城镇化是消费转移问题，劳动力城镇化就是生产力配置问题，而结构城镇化则是制度安排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进城农民仍是城市“低收入、低消费、低待遇”群体；结构城镇化还面临许多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难与市民实现同等待遇。 可以发现：决定农民与城市融合进程的关键是工业化水平；中国农民与城市的融合是个历史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民与城市融合的制度创新过程，从根本上动摇了“二元结构”；结构城镇化进入成长期，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还需要做更多研究工作。
（李含琳，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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