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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许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比共和国的人们更熟悉这句格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怀，不仅体现在其经略西夏的鞠躬尽瘁，“庆历新政”的大刀阔斧，而且还体现在其与宰相吕夷简之间为顾全大局而冰释前嫌的感人故事。 宋仁宗景祐年间，宰相吕夷简当政。当时朝廷大臣往往皆出于吕夷简门下，范仲淹认为吕夷简这是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于是上书说：“选拔人才是国家大事，国君应该明白人事更迭的规律，不应该全凭宰相说了算。并绘制了一张指明人事法则的《百官图》，指出如此图则是依序升迁，如彼图则不是，如此图则基于公义，如彼则基于私心。吕夷简听说范仲淹的进谏，十分不悦。后来，宋仁宗又向群臣讨论迁都事宜，范仲淹说：“洛阳险要而坚固，开封则无险可守，易受攻击。太平时代，可以定都开封，而一旦战事开启，则应定都洛阳。”吕夷简认为范仲淹之论迂腐空疏。范仲淹于是向宋仁宗上了《四论》，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委，深砭时弊，并举汉成帝信任张禹，任用外戚而导致王莽之乱的例子，劝君王用人宜慎。吕夷简知道后，愤怒地向宋仁宗控诉范仲淹离间君臣，宋仁宗于是将范仲淹贬谪至饶州（今江西鄱阳）。而吕夷简的门人韩渎落井下石，请求宋仁宗将范仲淹一党定为朋党。其实，“朋党”之名纯属深文罗织。这只不过是因为秘书丞余靖为范仲淹说话，太子中允尹洙请求与范仲淹一同贬官，以及欧阳修批评不作为的谏官高若讷“不复知人间羞耻事”（这便是古文名篇《与高司谏书》）。这些人对范仲淹的不平，使得他们背上了“朋党”的恶名，并因此遭贬。  范仲淹 西夏边境危机后，朝廷想到了范仲淹的才能，便将范仲淹官复原职，为永兴知府。当年排抵范仲淹的宰相吕夷简，此时却请求朝廷为范仲淹加官。吕夷简说：“范仲淹是有才能的人。朝廷如果用他，怎么可以仅仅官复原职？”于是朝廷授范仲淹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吕夷简的态度转变，或许是因为良心发现，或许是因为顾全大局，我们不得而知，但宋仁宗因此赞美吕夷简为“长者”，天下之人也赞美吕夷简不念旧恶，我们在此也应该充分肯定吕夷简的忠厚之举。而当宋仁宗对范仲淹提出捐释前嫌的要求时，范仲淹也向宋仁宗表明心迹，说：“臣以往只是谈论国家大事，对吕夷简并没有私人怨恨。”随后，范仲淹当面向吕夷简谢罪，说：“当初是我为国家计，无意中伤害了相公您，没想到相公最终竟然提拔我。心中实是过意不去。”吕夷简说：“吕某怎么敢衔记旧日恩怨呢？”也有记录范仲淹向吕夷简写了一封致歉信，但此信后人已看不到。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一如当年廉颇蔺相如。吕夷简去世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祭文。范仲淹、吕夷简的“将相和”故事，见于宋代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脱脱主修《宋史》，也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可信度非常高。 但这个“将相和”故事却有一个奇怪的余波。据邵伯温《邵氏见闻录》，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对这段往事不以为然，并将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的《神道碑铭》中相关内容删掉。范纯仁此举引起了时人的不满。范纯仁删掉父亲的“将相和”事迹，也使得一些文献中这段故事付之阙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答周益公书》中的一段话，高度评价了“将相和”及范纯仁删文整个事件： 盖尝窃谓吕公用事之时，举措之不合众意者，盖亦多矣。而又恶忠贤之异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逮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怨，以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出于至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至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故承其善意，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书，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余矣。此书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宣（范纯仁）刊去而不传矣。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矣。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摭实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范、欧二人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无一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至于忠宣（范纯仁），则所见虽狭，然亦不害其为守正，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无复可疑矣。  吕夷简 朱子的这段话说明了几点：吕夷简是基于利害的考量而与范仲淹和解，当然这还是应予肯定；欧阳修与范仲淹都是磊落之人，欧阳修的记录可信，范仲淹的事迹也同样可信；范纯仁虽然狭隘，但他同样是基于道德义愤，也值得称道。我们可以抽绎一下朱熹的逻辑：朱熹的这段话建立在对吕夷简人品的基本否定（局部肯定）之上，对其的肯定只不过是因为吕夷简审时度势，两弊取轻，这种肯定是一种有条件的让步。基于对吕夷简的基本否定，朱子对范纯仁的道德义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假如朱子的前提错误，则其对范纯仁的肯定也是错误的。我们不难看到，朱子对吕夷简判断，只不过是一段基于想象的诛心之论。所以朱子对范纯仁的回护是经不起推敲的。范纯仁基于什么原因删去这段往事，我们不得而知，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儿子的境界不及乃父。范纯仁依然固执于一己之恩仇，而范仲淹却已然将天下国家至于小我之上。这是父子二人的根本分歧。 当然，正如朱子所说，范仲淹“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如“青天白日”，将永垂史册，而吕夷简的不念旧恶，同样也应该被我们记住。《淮南子》中说：“君子和于朝，则众人和于野。”不为私利，怯于私仇，是士大夫阶层最宝贵的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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